林毅夫：超越传统凯恩斯主义

    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雷曼破产事件之后突然爆发。开始的冲击波中，不管是全球股票市场、全球贸易还是工业生产，下滑幅度比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出现“黑色星期五”崩溃后的幅度还要大。所以，在2008年9月、10月，大家忧心忡忡，认为很可能出现一场与上世纪30年代同样程度的全球大萧条。
    当然，人类的智慧是不断增长的，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
    产能过剩影响经济复苏
    2008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20国集团峰会，在政策上形成了一些共识，并进行了协调。首先，发生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政府出手拯救金融机构，避免金融机构垮塌；其次是20国集团的首脑同意，无论是怎样恶劣的环境，都要继续坚持自由贸易主义。
    这两点非常关键。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两点，全球经济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状况。同时，G20各国采取了适量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息、增加可贷款的资金，并采取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这两个政策启动了各国的国内需求。
    上述政策再加上存货调整的自然周期，全球经济在2009年就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2009年第二季度就开始出现复苏了。高收入国家则是在2009年第三季度，最迟在第四季度，也出现了复苏。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09年全球经济是萎缩的、下滑2.1个百分点，但在2010年，全球经济将会有3.3个百分点的正增长。这比原来预期要好。
    尽管如此，全球经济复苏的根基还不牢靠。我在几个场合曾谈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危机的主要根源是金融领域，金融危机爆发后，问题主要根源是在实体经济部门，实体经济部门产能过剩还相当普遍和严重。对于发达国家，即使有这样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刺激以及中国快速发展所创造的外部需求，但到2010年6月，发达国家产能使用、工业生产的情形比2008年还要低12个百分点。
    如果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对国内需求就会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因为，产能过剩必然代表着失业率高企，发达国家失业率在10%左右是非常普遍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就不会旺盛。
    在产能过剩的同时，民间部门投资机会非常少。投资减少，消费又不旺盛，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就非常大。当经济增长下滑，金融机构的呆账、坏账就会不断出现。2009年，以美国为例，有120家银行倒闭。根据2010年初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报告，美国有702家金融机构处于危险的边缘。
    只要产能过剩情况不消除，经济危机祸根就还存在。当经济增长放缓以后，一些国家的税收就会减少，然后外汇收入减少，外债就还不清。所以，像迪拜、葡萄牙或意大利等外债比较多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还可能会此起彼伏。
    积极财政政策的两难
    目前这种状况下，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怎么解决呢？从传统经济理论来讲，必须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政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启动需求。
    但目前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如果继续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可能会出现经济学上所讨论的李嘉图等价（Ricardian Equivalence）问题，即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启动需求，将来，政府的花费总是要还的。政府必须要增加税收或使用通货膨胀税。老百姓预期将来政府的税收要增加，就会减少支出、增加储蓄，政府的债务将会高筑。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出现过这种情形。这种情形出现后，政府债台高筑，人们就会担心政府没有支付能力。
    如果是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退出，问题就解决了吗？解决不了。只要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一退出，需求就下降，失业率马上增加。失业率增加以后，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形还是不能解决。因为经济增长率下滑，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同时，当失业增加，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比较完善，社会保障支出也要增加。一方面税收减少，另一方面支出增加，政府的债务也会增加。
    这就是两难选择。到底出路何在？
    超越传统凯恩斯主义
    对此，我提出一个观点，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
    前面谈到，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对需求刺激作用不大，导致的结果是债台高筑。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就是挖一个洞补一个洞。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生产能力不提高，增长就不可持续。为了偿还现在政府的支出，将来就要多扣税。
    但是，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来作为投资以提高生产力，投资到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领域，这种投资，短期是创造就业岗位、创造需求，从长期来讲，也将提高生产力。经济增长率提高，政府税收会增加，即使税率不增加，也可以用未来的增长补偿现在政府公共赤字和债务的增加。
    实际上，1998年到2002年，当中国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内出现通货紧缩时，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使用这个政策时，政府的公共债务是增加的，从1998年以前近20%，最高增加到30%多。但那些钱是用来建造高速公路、港口、电网改造，短期增长需求，长期提高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从2003年以后，中国出现连续六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两位数的情况，通货膨胀率通常是5%左右或者以下。而在1998年以前，只要经济增长是两位数字，通货膨胀必然也是两位数字。
    利用经济疲软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消除经济发展时的瓶颈领域，中国的经验给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提供了借鉴。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相对比较少，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到处可见。因此，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发展瓶颈，给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后出现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机遇。
    全球经济复苏最大的挑战是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发达国家是资本充裕的经济体，但发达国家目前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可能受到“李嘉图等价”的制约，所以效果不好，反而造成债务高筑。但发展中国家可投资的机会非常多，这些投资都会有非常高的回报率。
    这些投资机会，一是在产业升级方面，二是在消除经济增长瓶颈制约方面。只要发展中国家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是双赢的局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快，就会给发达国家的出口创造需求。
    根据研究，发展中国家只要进行100元的投资，就会给发达国家创造35元的出口，这是相互联系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于达成千年目标，消除南北差距也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够快速增长，要靠经济体自有资金来投资，也有困难。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财政状况好一些，外汇储备比较多，可以使用内源性资金进行投资。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机会虽多，但投资条件不足，财政有负债，外援资金方面也面临短缺。
    对发达国家来说，资金不是主要限制。发达国家资本充足，并且是硬通货国家，可以靠印钞票来买东西。在这种状况下，就需要把发达国家比较充裕的资金，通过一个机制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目前，一些主要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增资，有这个作用，这些多边机构能够有更多的钱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同时，也可以用一些创新型的方式，比如，过去主权基金主要投资美国股票市场，现在情形不好，可以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领域，回报率很高；还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基金，世行也在探索设立这样的基金。
    发展中国家自身也须进行内部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金融部门，动员更多的储蓄，同时形成更好的环境，吸引外部投资。如果能这样做，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对全球经济复苏有利。
    目前出现的全球多极增长格局，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给我们的机遇。如果能把握这种机遇，全球多极增长格局将更为深化，对全球经济将来稳定快速的发展也有更大的帮助。
    （作者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此文根据其近日参加“2010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