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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石小敏：汤恩比有一本书是关于危机与应对的，讲的是世界范围的大历史。三味书屋的两位老师叫我出个题目，我随便一想，没想到跟这个题目碰上了。原来我曾经想是不是叫“危机与改革”，但觉得改革的主观意味太浓，干脆改叫“危机与应对”，反正现在是全球上下都在应对危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社会演进的历史主题是转型与失衡。我觉得“转型”比较深地刻画了历史的主题。转型包含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政治转型，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文化转型；失衡是说这个社会走到现在，结构性的矛盾特别突出。后来中央也提出统筹、协调、和谐，提出过近期政府公务转型。
2008年这一年多少事情聚在一块儿了，这是很奇特的一个年头。要我说叫做三点合一：第一个点是十七大提出的历史新起点。本来人们指望着十七大之后08年改革能迈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结果好像没迈出来；第二个点是说08年是个事件多发点，各种自然的、人为的、社会的大大小小的事件，高度密集。最后就是个大拐点，从全球范围来讲，二十几年的经济高增长终结了。与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相伴随的经济高增长，这个时候也终结了。
但是这个全球性的危机陡然增大了改革的压力，本来中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压力已经很大了，那么这个压力能不能形成一种新的动力，促进改革？其实真要促进改革，就需要我们现在国内的讨论、议论、决策、执行等等要有一个飞跃，要有一个升华。实际上，就是我说的所谓临界点。你不能老维持那种不温不火、不前不后、不张不合的那种状态。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很多讨论，包括公共服务问题的很多具体的讨论，都牵扯到一些基本理论或者基本价值的讨论，像普世价值的讨论。如果没有一个突破、一个升华，上到一个新的台阶上去，那么解决这些困难，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在新起点上迈出一步都是不可能的。那么，能不能争取把这个拐点变成一个临界点，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把压力变成一种机遇。
刚才主持人介绍说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是决策者的智囊机构，现在只能说曾经是，其实很早就开始边缘化了。这些年来体改会慢慢地已经变成处在体制内外结合部的，社会上看像官方，官方看像社会的这么一个机构。体改会在这个点上承担着观察者、守望者、思考者的职能，但做的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也不是独自在做这些事，还有一些老同志，像过去研究会的老会长安老等一批人，他们也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今天，我把我的一点点心得跟朋友们汇报一下，仅供参考。今天的主题是危机与应对，那么就从危机讲起。我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危机性质的判断；二是对危机程度的判断；三是危机的阶段性；最后讲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讲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当然也会讲到全球应对的问题。
对危机性质的判断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历史经验来判断，另一个是从理论上来判断。
一、从历史经验上来判断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格林斯潘讲的，叫百年未遇，另一句是很多人都讲的、现在基本大家都公认了的，叫“二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二战到现在也差不多快70年的时间了。这是从历史经验来判断。
我在这里对所谓新全球化加一个解说。尽管大家很不喜欢经济学家，但是经济学界讨论的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关注的。经济学界内部现在慢慢有一个共识，就是近20年来有个“新全球化”过程。“新全球化”跟20年前的全球化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这20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就是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实用化和普及化在这20年里突飞猛进，跟互联网关联最密切的产业，几乎跟它同步发展业务的是什么？就是金融业。可以说信息全球一体化，金融全球一体化的步子高度同步，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交往方式，信息储存、传递方式，甚至从根本上的开始刷新人们的流通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重整了全球的价值链体系。现在全球的生产实际上是个完整的价值链。大家知道食物链，这个价值链跟食物链有点像，增值最大的东西是在这个链条的最顶端。信息化是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太大了。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比50―60岁的人强就强在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可以说信息化完全变成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第二,全球市场的空前一体化。80年代末期冷战结束，两个阵营的对峙被打破了，原来的两个市场、两个集团现在合二为一，全球市场在空间上一体化了，这个变化也是巨大的。跨国公司从此得以真正在全球市场自由布局，很多跨国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发展成了全球公司。全球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概念有所不同。全球公司就是跨国公司在其母国的资本、员工数和销售额占它总资本、总员工数及总销售额的二分之一以下了，这就变成全球公司了。现在很多大的跨国公司就叫全球公司了。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开始进入全球化了，其中，中国最有代表性。这个变化在我看来可能比第二个变化还要重要，至少是同等的重要。中国一国的总人口就比全部发达市场国家的人口还多，而且连续向市场经济走了三十年。2001年中国加入WTO，进到全球生产体系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争得了很大的分工地位和市场份额，特别是在中低档制造业几乎占主导地位，在这个层面上全球整个分工体系和全球经济流程都因此发生了大的变化。
这三个因素互相影响。如果拿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跟20年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做个比较的话，20年前的全球化好比一个麻袋装一堆土豆，里面有大土豆小土豆，一个大土豆带着若干小土豆装在麻袋里。比如美国带着美洲一些国家，也就是它的附属国；比如在亚洲有个雁群，日本是头雁，东亚一些国家是它的加工附属体系，现在这个雁阵已经散掉了。如今的全球一体化已经变成一个内部有机联系的、大大提高了的、有了明显等级分层结构的一个体系了。如果把这个有机联系大大提高的等级分层体系形容成一个人的话，那么无疑他大脑部分、心脏部分、上肢部分美国占很大的份额；中国在哪呢？中国在小腿肚上；脚是哪些国家？脚是纯资源供应国。这个比喻说明现在这个全球一体化跟20年前的那个一体化确实不一样了。
所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它要比1929年那一次厉害的多。因为这些大的市场经济国家彼此联系，包括横向、纵向的分工联系，跟发展中国家的内在联系比七八十年前都大大强化了。80年前很多国家还没有进到这个体系里，现在都进来了。现在在外边的，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太少了。非洲有几个小国，亚洲有朝鲜，它要不闹事就没影响。可以说，凡是有点力量的，能多少参与一点分工的都进来了。所以我们讲危机的时候，对新的全球化体系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危机的全球化的这种性质，它的危机的传染扩散、影响度，都比百年中唯一一次能做比较的1929年的那次危机要大很多。
二、从理论上判断危机的性质，可以分两层。
1.第一层是从发展的角度入手，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多。现在大家在讨论所谓长周期理论，它是指25年到50年为一个长周期，因为新技术酝酿要25年，发挥作用的时间也为25年。25年经历一个经济高增长。这个说法也有道理。有人就认为最近20几年的高增长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但到2000年互联网技术的高成长阶段开始终结，出现了纳斯达克泡沫，大量的资本开始不适应了，转而进入传统行业，比如房地产等行业。但是原来的金融体系，那种不断创新的、为发展特别快的高技术服务的金融体系开始不适应。因为房地产业等传统产业发展的速度没有高科技那么快，结果就堆出一种泡沫来。在这个过程中，什么责任心、机制、监管都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这是一种对目前危机的解释，是从长周期发展理论上来判断危机的性质。那么这种解释无疑暗含着另一种假设，就是我们要走出经济危机的谷底（当然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谷底还不确定）、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就得有新的大产业、新的大技术。如果没有新产业、新的技术出现，那么全球经济在谷底的、低速成长的时间就会很长。这是一种判断。现在新产业有一个，就是奥巴马提出来要搞新能源战略，这跟气候危机相联系着。
这次金融危机还有另外一个危机叠加着，两个危机在产生的过程中有很长时间是重合的。但现在如果忙着对付眼下的金融危机而不注意那个危机，将来就会很麻烦。那个危机就是气候危机，或者叫环境气候问题，或者叫能源危机，主要是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其实，全球在前几年就已经达成一个共识了，就是今年最大的事就是召开全球第一次气候大会，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话这个事会是今年最大的事。在这个会议上首先要谈的是大家要承担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态度最不好，它不愿意参加这个，它不愿意搞低碳，因为它污染的容量大。而美国因为耗能比中国多一点，所以中国躲在后头。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怎么同时解决。今天上午在钓鱼台的一个会议上，德国的一个经济学家说这两个问题得同时考虑才能解决。
现在奥巴马对解决气候危机有很多的准备，这些工作可能三五年以后才能见效，现在不一定见效。它的核心就是奥巴马的新能源战略。新能源战略包括几个局部技术，但是得整合成一个系统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比如风能和超导输变电；第二个技术是把光波太阳能和建筑节能结合到一块；还有电池，据说现在电池技术有了突破；然后把这些电网和互联网的信息系统结合到一块，叫互动智能电网。这样，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太阳能，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不用的时候就把太阳能发的电输到电网上，还给你钱。电价在高峰的时候是一个价，低谷的时候是一个价，你随时都能知道自己的电价，这就变成一个互动式的了。而这个电网又跟更好的电池结合，为电动汽车形成一个电池的供给网络。奥巴马的这套设想是很大的，在危机时期有利于把联邦制独立分割的权力的统一起来实现这套设想。现在美国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好像只有少数专家在研究。中国现在的十大产业振兴这些都没提到。
这次金融危机，让美国从道德顶端上掉了下来。大家都埋怨它，说你看你自私自利吧，你搞这玩意把大家都害了。本来你搞一个体系大家能沾点光，分享你的发展，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从沾光变成沾包了，所有的人都要为你分担痛苦。如果这两个危机能同时解决，如果可以在这两个危机中寻找一个新的点，产生刚才说的组合型的新能源产业，它可能有几十万亿产值的前景，可以超过互联网的产值。这个设想到底可行不可行？国内现在研究的人太少，能跟踪这种新技术的人不多。一个新技术的发展要变成商业化的使用，得跟踪几年才能真正了解它。但国内的人往往没这耐心，大家都是短期行为，所以这方面的专家很少。
美国这次办这个事想拉着中国，所以提了一个G2，G2就是中美共治。以前有个G8，还有一个G20，现在提出一个G2，这就是美国想拉着中国一起搞这玩意。所以为了应付美国的提议，国内有些决策者也开始关注这个事。如果我们花点钱，美国也帮我们把这个新玩意建起来行不行？这要是能合作，当然是个好前景。
2. 还有一种判断是从机制和体制的角度出发，比如最近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把马克思也拿出来了，说可以用马克思讲的消费和生产的比例关系失衡，收入分配、财富积累和贫困的积累来解释这次危机，这些说法也都有点像。还有的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政府干预，说现在美国人搞国有了，所以还是我们的计划体制好，我们现在把计划丢的太多了。这是从体制上来总结经验。当然，从体制和机制上总结经验，这个需要讨论。因为危机已不是一国范围内的事，而是全球的事情了。
我们看到，现在的全球分工体系是不合理，在这个体系里决定分配事情的能力跟权力有很大的关系。权力有两种，一种是力量的力（权力），一个是利益的利（权利），而权力往往是跟权利结合在一块。有些权力并不是靠政治暴力拿到手的，它是在其自身成长中间得来的。比如说美国，它掌握了全球分工体系的轴，整个循环的中心点在美国，它创造了现在的这个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有几个很大的权力，比如定价权、评估权，这些东西其他国家没发展起来。现在大家骂这些评估公司，但之前大家都相信它啊，而且当时也没出大错啊。所以，美国有很多这样的权力，再加上传统政治的权力，历史积累下来的不合理的权力，最终他在这个体系里决定分配。比如中国人的钱自己不花，他就拿过去花了。所以这次讨论有一个争论，就是中国在这次危机中负多大责任呢？还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说的好，说中国有责任不对嘛。这套东西完全是美国人创造的，是美国人自己在玩，
中国人是被裹挟进来的。中国人起什么角色呢？中国人是傻乎乎的，自己的钱不花借给美国花，把自己给卖了还帮人数钱。你说它有责任？
还有一种比喻，说是中国人没眼睛，腿脚很壮。美国人有眼睛，但腿已经没劲了。所以中国背着美国，由美国指路，结果美国指歪了路了。但中国为什么不眨自己的眼呢？这是中国人应该检讨的。
总的来说，从理论上认识这次危机，现在有这么两块，一块是偏重于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用长周期理论来解释。第二块是从机制来解释。凡是讨论机制的都牵涉到现实的各种利益，而历史的发展我们知道，长久靠道德，靠真理，靠价值。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价值是永远不变的，但是，谈眼下5-10年，那谈的都是利害，利害会扭曲人们对价值的选取，就是说我心里虽然赞同这个价值，但是你要想把我的东西拿走那绝对不干，我可以编一套东西来反你那套东西。最后实在不行我也得说现在没条件，五十年以后再实行。这就是说人们怎么认识危机还有一个理论的问题。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对危机性质的判断。
危机程度无非是指广度和深度。危机广度刚才讲了，这次危机是在真正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发生的，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影响。危机的深度，去年四季度，今年一月份、二月份的经济统计数字出来以后，就全球而言，现在基本上经济学界开始认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原来对经济到底衰退没衰退还有争论，去年一季度贝尔斯登出事的时候对经济会不会衰退也还争论。美国是去年底、今年初才承认陷入衰退。其实它在前年底就开始进入衰退了，但是那时候老是不愿意承认。经济学对衰退的定义是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就是进入衰退了。但是美国政府不愿承认，所以后来又说是浅度衰退。现在大家都说是深度衰退。深度衰退是什么概念呢？美国人自己说的，去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换算成年率已经是-6%左右了，美国自己说-6.2%。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判断，今年全球性的衰退大概是在-0.5%到-2%这个范围。其中发达国家，像美国、欧共体、日本都在-2%以下，日本是-4%以下。发展中国家还有点净增长，平均下来全球是-0.5%到-2%。
现在对经济衰退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到谷底，有不同的意见。乐观的说法是今年年底也许能到底，也有人说明年能够起来，能止跌回升。樊纲今天在一个会议上说他不相信，他觉得得有两年衰退的心理准备。有可能原来正增长3%的，像美国，变成负增长3%以下，这是可能的。
刚才说衰退会持续两年三年，其实时间长度也包括两块，一个叫急救期，在危机期间；另一个是康复期，就是说经济会慢慢的开始走到新的成长阶段。经济从高成长阶段掉下来，这是急救期，然后会慢慢康复，叫恢复期，或者叫复苏。这两段时间加起来会有多长？现在乐观的说法是1-3年，说10年以上的也很多。说10年以上的人还是很有名、很有经验的人，比如索罗斯，他认为10年都缓不过劲来。最悲观的是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罗奇，他说今生看不到复苏的希望了。他现在60多岁了，谁都不知道他还能活多少年啊，他要活到90多那就麻烦了。但是一般大家好像还在互相打气。
我个人认为，至少要有危机会持续五年的心理准备。去年11月在广西的一个会上，我说要有5年的心理准备。那个时候我们的政府还是觉得自己置身事外，官方媒体上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叫做“中国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发达国家都进入冬天了，中国觉得自己还在夏天呢。
在危机急救阶段，过去大家认为可能奥巴马一上台，他这套东西一出手，基本上可以使大家信心恢复，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会止跌回稳了，信贷的冻结状态会得到缓和，市场的信心会得到恢复。现在看来不是那么简单。现在普遍认为，危机可能到现在还没见底，越来越多的人这么认为。其实危机原来是有征兆的，近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间，大大小小的危机每隔一两年都不止一次的发生过。我打个比方吧，危机就好比心脏病，心绞痛就是征兆。无非是原来心绞痛比较轻，后来慢慢重起来了。在发生心绞痛时就是休息一下，或者吃一片硝酸甘油就得到缓解了。再不行就吃两片，卧床休息一下。就像2000年美国那次经济危机，就是一次心绞痛，安然倒闭又是一次。但是那时候只是高技术领域出现心绞痛，而且当时也有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那个时候高技术的推广使用，它的高速成长、高速扩展时期已经结束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比如像2007年年初的贝尔斯登倒闭，这就又是一次心绞痛。但是大家都没注意，觉得这就是心绞痛，没事。等到了雷曼倒台时，就发展到大面积心梗。因为雷曼是第四大投行，贝尔斯登是第五大投行，这雷曼一爆，碎片堵塞了整个循环系统。这时候怎么办？吃硝酸甘油不管用了，必须要上手术台了，金融体系要上手术台了。当时做了两个手术。第一个手术是动手先把剩下的几个投行，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切掉，让它们别形成独立的血管瘤，把它们都改造成商业银行，先拿掉这些潜在的威胁。第二个手术是上了几个支架。各大国的救市计划就是支架，它把血管的那些薄细的地方给撑起来，然后把资金灌进去，这是很大的手术。这两天新闻媒体报道说，光美国一个国承诺的救市资金已经达到9.9万亿了，现在已经用了0.2万亿了。美国财政已经没钱了，发债也筹不到那么多。前两天美联储宣布最多收购不超过3千亿的美国国债，就是说美国中央银行开始收购国债了，开始印票子收国债了，就是发货币了，这是最后一手。美联储说收购不超过3千亿，但这个月不超过3千亿，下个月不超过3千亿，市场担心它会就这么收下去，所以大家对美元贬值的预期突然增加了，美元指数一下就从89掉到了84。
为什么有些中国人在开始时，对危机对中国影响的估计不足呢？因为他老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认为中国还是独立于全球经济。其实中国跟2001年进WTO以前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加入WTO以前，我们的进出口总额也不小，进出口依存度是40%左右。进入WTO后，这几年进出口依存度最高的时候到了70%。进WTO以前中国经济有自己独立的发动机，你看看1989年以后，发达国家封锁中国，但中国经济还在增长。1989以后有两年大概增长率只有4%左右，虽然速度很低，但那是中国自己推动了自己的发展，当时银行要给农民贷款买农资，要给国有企业贷款。这几年中国的银行都干些什么呢？说不好听点，我们的银行成了美联储的大陆分支机构。美国人拼命地印美元，然后咱们的银行拼命的收购流进来的美元的流动性，然后放出人民币的流动性。人民币放多了，中央银行又提高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来回收人民币的流动性。美元的回报率好的时候有3%，买美国的国债还可以赚一点。现在回报率下来了。央行从商业银行收购头寸，提高准备金率，然后发银行本票，都要付利息的，这些利率大概是二点几。美元收益率是3至2点几，加上点皮费，它里外里赚什么？不赚。现在美国国债利率下来，它就赔钱了。两年前外汇储备1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讨论时就提到这一点了，但那时说这话，管理层肯定是不爱听的。
这种情况可以打个比方，我们是滑翔机，绑在美国后头倒也飞的挺高，但自己没有发动机。突然间美国熄火了，我们怎么办？大家想想，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分工是在小腿肚子上，人都突然大面积心梗了，腿肚子再棒，它能有劲吗？中国今年一二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只有3.8%。我们前三年平均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是多少？18%。工业占全部GDP的比重在40%到45%之间。18%的工业增加值，对应的是10-12%的GDP增长率。那3.8%对应多少GDP增长率？现在说GDP要增长8%，一、二月的数字出来了，总理也说实现8%有困难。
现在多数人认为危机还没见底，有人说危机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今天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会上，有人总结我觉得也挺地道，说这场危机是两个恶性循环，一个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影响，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出问题了反过来影响银行系统，两者形成相互的恶性循环。还有一个恶性循环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循环，中心就是美欧日，像东欧，俄罗斯等是外围国家，两者互相的恶性循环。以上这两个循环还没停止。《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在美国的投行里工作过，所以他了解。他判断危机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他认为最危险的时候是今年3月份到9月份之间，第二波危机可能会来临。
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还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信心从何而来？现在大家都在急救，在急救上好像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全世界的领导人，好像有点共识，大家都动手，你掏钱我也掏钱，你掏1万亿我掏5千亿，各国都在掏钱急救。中国也在掏钱，但其实中国的问题跟人家完全两样。在救的过程中，各国想法并不一致。德国人早就对美元那套不满意了。德国人和英国人看法就不一样。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现在急救，如果止住痛、止住烧了，全球经济济平稳了，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一点上没有共识。对未来没有一个共识的话，那信心怎么建立？没有共识对信心的回升是有影响的。这就要对未来建立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达成共识，达成这个共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要三到五年，或者更长一段时期。但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美国人是不是愿意把自己过去自然发生的，或者人为因素获得的这些权力放出去？即使美国总统愿意放，他背后还有一大堆跟这些权力有关联的利益集团，他们愿意放吗？
什么是危机急救阶段终结的标志？我现在没看好。但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两三条或一两条，如果大家都同意这个原则，我觉得对信心的恢复可能有好处。
危机的第二阶段是复苏。现在全球经济进到谷底了，一般人都认为是个大L型，也就是说经济掉到底后，还要平行一段时间。大“L”的这横特长，有多长呢？多数人认为三五年，这是复苏阶段。那是不是还要准备更长的时间？这次危机从金融体系暴发，然后影响到整个产业。而且它是真正全球化的危机，确实有很多方面是第一次遇到。当新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经验不够，结果是每一次都低估了危机的破坏性。那么根据我们人类几千年发展的经验，这时候与其把它看轻了，不如看的稍微重一点。
在经济复苏阶段，人们最担心什么呢？是担心出现滞涨。因为在危机期间，由于信用冻结，美元突然变得稀缺了，而全球各种结算中间有七成是用美元结算的。这时候各个国家那么多的公司要结算，大家都要美元，可是信用冻结了，就好象太平洋一下子冻成北冰洋了。原来全是流动性，大浪滔天的，但危机一来大家都在抽美元，美元忽然变贵了，美元指数一下从72上升到89，快要摸到90了。那么如果危机一旦缓和了，太平洋又化了，前期为了救市投入这么多美元进去，会不会导致流动性泛滥？美元是不是开始发生贬值？这次美联储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和机构债就是一个信号，大家都很担心美元会不会大幅贬值，会不会出现全球性滞涨。对大量有国际贸易对外结算关系的企业来说，认真研究这两个阶段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讲的危机的阶段，急救阶段和复苏阶段。
第四个讲一下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讲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有应对的含义在里面。刚才讲了全球是如何应对危机的，各国还在讨论中。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是增长速度。我认为中国对外贸依赖性太大，现在这几年平均也在60%-70%之间吧。如果砍一半，单边计算，平均也到30%-35%。如果全球的出口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出口市场突然没了，全球的经济0增长，根据经验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要掉一半。不能光看进出口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国内还有多少产业，还有多少投资和消费都跟外资连着，外资这块突然没了，这些产业、投资、消费那块也会没了。大家看上海最高档的楼房是谁买的？是外资。高尔夫球场都是谁在那打？我们建了那么多的港口和物流系统，为谁服务的？如果出口这块突然下去了，我觉得差不多得砍一半。如果全球经济负增长，深度衰退，那又得砍一块。这个判断是去年11月份我在一个小会上说的，现在我觉得实际情况跟我说的一样。我们原来增长率是12%左右， 2007年增长率调整为13%，去年大概是9%，这两年平均也就是11%吧，砍一半就是5%-6%。前三年我们平均大概12%左右的增长率，去年9%是因为三季度就开始进入危机了。2005、2006、2007这三年平均增长率是12%，
砍一半就是6%，如果再砍一块那就是5%甚至4%以下了。我看今年一季度，麻烦。领导希望说的高一点。我看今年一季度够呛。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砍一半，然后深度衰退又砍一块。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今年要“保八”，现在越说越没底气。
第二个是外汇储备损失。我们的外汇储备说是有两万亿，这是大数，但最近不公布了。据说16000亿的股票已经折了一半了，折了8000亿了，最近国内也登了，这是美国的一个统计数字，其实大家会英文的到美国财政部网上查早就知道了。三个月以前美国财政部公布说，大概我们有13000亿左右的美元在美国，其中不到6000亿买了美国国库券，3000亿左右的买了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债券，剩下的还有2000―3000亿是各种各样的企业债券和股票。我们委托谁买的呢？咱们国内这些外汇管理管理部门委托什么驻华盛顿大使馆，驻旧金山领事馆去买。买的什么股票呢？据说“通用”的就很多。现在“通用”已经是完了，损失50%还算好的呢。这块损失什么时候能够水落石出，我觉得再过半年会不会有个账？反正这是很让人心疼的。衡量外汇损失有个标准的问题。最笨的办法有三种标准。一个标准是黄金储备量。3年前黄金300美元每盎司，半年前600美元每盎司，昨天950美元每盎司了。马克思说的黄金的几大职能除了避险外，其余的已经不行了。所谓避险功能，就是当危机来的时候，其他物品价格都大幅下掉但是黄金掉的最少；或者别的物品价格都往下掉它往上涨，这就是避险功能。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要黄金，因为要了它没人给利息，你还得交保管费。第二个标准是石油储备。石油储备得以均价计算，要把炒作的因素剔除掉。一般认为石油均价在50－70美元一桶。现在石油是中国最需要的产品。而且现在由于美国金融业都在去杠杆化，包括几大期货公司，像高盛、摩根斯坦利这些最大的期货商都在去杠杆化。现在原油价格刚刚从30－40美元又回到50美元了。第三个标准是跟国内的存贷差比。存款和贷款的利差叫存贷利差，现在我们的存贷差是三点几，三个多百分点。因为中国的银行是垄断的，是国有的。发达国家存贷差一般不超过一个点，也就是说如果银行给企业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是6%的话，给老百姓存款的利率能达到5%。我们现在是给老百姓存款利率2个点，给企业贷款利率是5－6个点，利差有三个多百分点。存贷利差提到这么高，是一般发达国家的三倍。这是因为原来银行坏账太多，为了救银行才这么做的，主要是向老百姓转嫁损失。老百姓很长时间的存款是负利率，这个是政府行为。外汇储备投资也是政府行为，如果拿外汇储备的收益跟这个存贷差比一比，就能看到外汇储备的损失有多大。所以，跟这三个标准对比一下，外汇储备损失就出来了。
实际上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是不是这30年特别是最近这10年来的高增长模式的终结，而且是在一种急转弯、急刹车的情况下被迫进入调整过程。这是最大的影响。这可不是短期的影响。现在中国经济突然失速了以后怎么办？动力在哪？
现在的经济主题叫危机与应对，其实原来的主题叫转型与失衡。中国的结构不合理，最有代表性的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咱们现在讲经济结构的时候说要扩大内需，大家常常会说到一个数字，就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中国居民消费这块占GDP的比例只有35%左右，那日本是多少呢？是68%。美国是71%－73%，中国只有35%。为什么呢？一种说法是老百姓有钱不愿意消费，还有一种说法是大多数老百姓没钱。到底中国的收入分配是什么情况呢？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王小鲁，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在80年代就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后来在澳大利亚读了博士回来。他在2006年做了一个分析，用非常特殊的调查方法研究收入分配。结果他研究的数字跟统计局的比较，统计局把2005年的城镇人口分成10份，按收入高低排下来，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的9.1倍，王小鲁先生调查的数字是31倍。如果把乡村加上，城乡人口也这么分10份，那统计局的数字是21倍，王晓鲁博士研究的结果是55倍。为什么要算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因为家庭和家庭人口数不一样。高收入家庭一般三口人，甚至两口人。城镇家庭平均是三口人，农村平均是四口人。所以家庭人均收入在农村就要用总收入除以四。把这两组数字放到网上，让大家评论。凭你个人的经验你赞成哪个？是赞成统计局的9倍和21倍呢？还是王小鲁的31倍和55倍呢？结果所有人都说后者对，而且还认为偏小。从消费品的价格来看，如果很多东西价格相差100倍，那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入人群收入一定相差100倍。那中国基尼系数是多少？按统计局的数字就已经是4.5以上了。如果按王小鲁的数字算该是多少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其实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统计局是统计不到的。首先那个调查员连人家院子都进不去，即使进去了人家也不告诉你真实的情况，大概平均瞒了3/4的收入。为什么瞒？有人说可能是想少交点税啊。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收入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灰色的。
收入差距是失衡的典型的例子。现在观察我们经济生活中的所有现象，整个消费结构，生产结构，其实王小鲁的数字都能解释这些现象，包括宏观现象，都得到解释了。在邱晓华还是统计局局长的时候，我们一块讨论，我问他为什,2004年老百姓居民储蓄存款的净增长超过GDP的净增长？当年GPD净增长比如是一万亿，那居民储蓄存款的净增长是1.1万亿。大家要知道，GDP是一个整体性数字，居民储蓄存款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因为GDP中有投资，有消费；消费里还有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居民收入刨去消费剩下的那块才是储蓄。怎么局部的数字能超过整体的数字呢？邱晓华说其中有财产性收入。但是那时候讲财产性收入主要指股市，可是2004年股市趴地上了，一点生气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财产性收入可能是土地收入，是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部分，是这些东西。所以这问题就大了。
还有一个比例就是改革速度的快慢。到去年改革进行了整30年，所以我有的时候愿意把这30年放在百年的历史中去考察，这就像从空中鸟瞰黄河，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大河东去。虽然曲曲折折，但总体上是东流的。去年纪念改革3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主席有两个有新意的提法，一个叫三大革命，指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讲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指改革开放的这30年。如果把这三大革命串起来看，就像黄河似的。百年中国近代史从辛亥革命发起，在孙中山那时叫三民主义，后来叫新三民主义，到共产党叫新民主主义，再到共和国成立，这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结果建国以后黄河拐了，往河套去了，往北去了，不往东走了，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把它拉回来了。在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改的最快的部分已经入海了，跟全球接轨最快的部分已经入海了。我们的生活、经济很多方面已经入海了，跟国际接轨了。但改的最慢的部分可能还在壶口瀑布以上。我们现在有很多提法是20年前甚至是25年前的，但现在还在以这些提法约束人们的生活。这是根本性的失衡。
中国的结构调整任务很大，因为失衡的程度很高。但调整任务还没完成，这个危机来了。究竟这个危机对中国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除了改革速度、外汇损失这些短期的、看得见的影响外，还有原来那种机制和政策支持下的高成长的模式，包括后面这个机制，现在被迫开始进入调整。能不能调整的好还未可知。可惜的是本来这30年中国能创造奇迹，其真正的核心是改革，是通过改革不断的把体制性的潜能放出来，减少体制性成本。胡锦涛主席的十七大报告里也肯定这一点。但是现在好像改革被奥巴马借走了，现在奥巴马高举着变革的旗帜当上了总统。我们现在好像是“不折腾”了。胡锦涛主席十七大报告有两个亮点，一个是三大革命的提法，一个就是不折腾。不折腾是很费解的，很多人从这个角度解释，又从那个角度解释。都觉得怎么好端端的官方报告里怎么突然出了一个土语呢？怎么理解呢？但是最近有一个理解，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说是中宣部封了一部电视剧，这电视剧的名字叫《大秦帝国》，重点写商鞅变法的。这部电视剧里头一个重要的台词就是折腾这个词。商鞅要变法，反对变法的老臣就说，这回要大折腾了。可能影射味道太浓，所以中宣部把它封杀了。
中国这个改革，我用走路来形容一下。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始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政治改革，一条腿是经济改革。农村第一步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经济改革，第二步是取消人民公社体制，这是政治改革。1985年改革在城市里铺开的时候，首先是进行企业改革。企业改革里头先是搞利润留成，然后奖金、激励机制这块就上来了，这是经济改革。第二步是在企业里试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就是国企里的政治改革。但是城市改革展开之后，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开始迅速改进的同时，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这是因为腐败问题开始出来了，倒爷搞彩电的，搞票证的，很多不三不四的，包括一些干部子弟也在弄这些，所以骂娘的人多了。那时候中央开始研究政治改革，恰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起来了，对我们也是个激励、刺激。因为这时候经济改革开始加速，就好像一条腿出来以后一直往前迈，但是政治改革这条腿跟不上来，这不就劈叉了吗？所以要赶紧研究这个事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成立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其实那时也讨论了非常多的问题，想着要迈出政治改革这条腿，结果遇到那场风波，政治这条腿迈不动了。但经济改革那条腿已经迈到前面去了，那场政治风波以后是把经济改革这条腿往后抽了，先站稳再说吧，实质上导致改革开放就此停止了。邓小平南巡后，把经济这条腿又往前推了。可是这回除了他， 内部改革动力已经不足了，他就把改革跟开放挂起来，其实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是开放带动改革，沿海带动内地，民营带动国营，政治拉动经济，思想推动理论政策。结果到2001年，开放搭上WTO了，等于把腿挂在人家车上了，人家往前走拉着你也往前走。结果碰到这个危机，全球经济停那了，咱们也停下来了。
崔健老早就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崔健他的直感特好，就是你卧那可以啊，大地在走啊。所以，现实生活在往前走，改革也要往前走。所以希望在哪？我觉得生活本身的变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希望。因为对外开放也是不得了的事情，90年代后半期到现在推动中国变革的第一动力就是开放，而开放到了2001年以后整个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前期主要引入资本、技术、管理、市场、人才，一下子上到成套引进规则的台阶上来了。这可是不一样的。WTO是规则，足球俱乐部竞赛也是规则，后来环保、气候、全球安全机制这些规则都引进来了。尽管这些规则并不完善，但这些规则背后的价值体系可是一样的，那就是透明化、法治、公正、民主这套普世价值。为什么现在挑起普世价值的讨论呢？现在有人说没普世价值，有网友就问：那你怎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没普世价值，过去怎么常常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呢？这些讨论都是这些变化带来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80后90后，现在他们谁怕谁？他们生长在互联网的时代，是开放的时代，他们在个人生活的问题上已经经过自由化的洗礼了，等他们从自我的关注中解脱出来，开始关注他我，把自己的发展跟社会公共性连接以后，他们就成为网上灌水、拍砖的主力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批意见领袖，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核”了。这些意见领袖在20年里摸爬滚打，又成了主流媒体的骨干了，成了大家公认的草根的专家学者，慢慢的也进了殿堂了。他们一起来，原来官方的那些就不行了。
你看这几年，价值体系和评价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评价体系我看有三个：一个是国际圈，过去全世界都不在乎中国。现在中国长这么大块头了，人家天天关注你，因为不了解你他们就不能决定自己该怎么做。所以中国的一举一动，外国的政治家也好，高级学者也好，天天在关注你、评价你。这也变成了咱们高度关注的信息。第二个是民众网络圈。很多官方媒体办的受欢迎的、市场化接受程度比较高的媒体都是这个里头的，还有受欢迎的栏目等等。第三个是官方自我评价体系，包括党报、带密字头的各种文件、内部报告。这些东西就是内部自我评价体系。过去是官方自我评价体系是压着一切的，
是最厉害的。以前谁能看到带密字的红头文件，那地位是不得了的。我八十年代初期刚毕业的时候，一份中央文件卖一两千，台湾特务收，好几个人因为卖这玩意判刑了。那时候我工资是56块，它一份就卖一两千。现在你拿个中央文件拿大街上卖，谁要？100块给你要不要？你看一些社会事件，现在只要社会网络圈和国际评价圈合在一块，就会逼迫第三个圈后退。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由于信息化，人们价值体系已经发生变化了。
当然我们话说回来，为什么现在说不折腾呢？其实从最好的意义上来理解，领导人对改革是有心无力，不是说领导人不想改。你比如2008年有两件事，都是令人高兴的事。一个林权改革通过，一个是号召政府转型。林权改革涉及25亿亩山林，三级化，相当进步，实行70年承包期。70年是什么概念？70年是三代人啊，70年的所有权在西方的遗产继承税面前，其实就相当于永久的所有权。二战后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各国都实行高额累进遗产税，虽然这几十年来遗产税的累进税率在下降，但是一般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巨富，其资产经过三代继承后就只能称为普通富人了，因为遗产税很重。为什么比尔盖茨把几百亿美元都捐给了基金会了？因为遗产税在那拦着。他捐了还能留一个永久性的丰碑，当然他们自己道德也确实挺高尚的。所以，在遗产税面前70年承包跟终身所有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完整的经营权，就是我不仅有70年承包权，我还可以把这个权力抵押、转让出去。第三是完整意义的所有权，这块地上的树我可以砍，砍了这个树种那个树，只要我种树就行，过去是不许砍的。这三条还是很好的。然后除一些个别案例外，都可以转让抵押。承包法里有一个好处，就是5%的山林地可以拿来盖房子，这叫管理林和加工林产品。所以在大城市周边哪块风景比较好，就有公司愿意去返包，然后拿出5%搞一个农家乐，或者类似的消费娱乐设施。返包的价格现在也有了，多少钱？一亩地一次性付给200－300块钱，就可获得50年的承包期。就拿200块来算，全国有25亿亩集体山林，算下来就是5000亿元。这5000亿跟城市里的那些利益集团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三中全会土地问题提不出这条？土地多少钱？2006、2007、2008这三年，2008年因为出危机了，稍微差点，大数吧，每年征用1000万亩土地，其中400万是符合国土资源部规定的，600万是不合规的，其中有小产权什么的。每年仅土地转让增长的那块收入，就有1.5万亿到2万亿。1.5万亿是全部25亿亩山林的总价值的三倍到四倍。这些钱给农民的有多少？按现在的政策，农户加上农业集体，大概能拿不到20%，再多也就到20%左右。如果按2万亿算，20%就是4000亿。其余的就给了政府财政、银行、房地产商什么的，叫鸡马分肥。
为什么小产权房改革推不动？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这背后多少实际利益啊？如果推出的措施不公正，那么经过10年、20年、30年后，它的好处最后就会被扣掉，被抵消掉，即使不被国家的法律克扣掉，也会被农民和市民的狡猾给干掉。北京市前几年要修六环路了，要征地了，农民就把整个院子盖满房，或者打一眼井，这井也就是让人在地上捅一窟窿，成本也就三万块，但要求赔偿三十万。农民的意愿是你得给我一百万以上的钱，他要按城市搬迁来跟你讨价还价，想各种办法要钱。小产权房是怎么回事？小产权就是村这一级、乡这一级、县这一级都想卖地，但国家规定只有省这一级政府才能卖，北京市这一级才能卖。但就有的不管这些，村里就卖了，就租了，就出让了。村里盖个楼房就卖了，而且还便宜，于是就有人愿意买，有公司愿意花钱来租。政府说你这是小产权证，不能上大市场交易，那我就私下交易。这不就乱了吗？国家说这样不行。北京市不得已出一政策，说以前的小产权房就不追究了，补点钱办个大产权证就完了，以后必须得统一了。但怎么统一？它提了个办法，叫“市县两级共建”，共建商品房，意思就是说按我定的土地价格交易，所得收入市里和县里两家平分。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县和乡也可以共建？乡和村也可以共建？所以这口子开了就很麻烦。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大革命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是毛主席搞的社会主义之前的那个主义。当时经济体制是什么？当时政治体制是什么？现在我们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那一套改了。改到现在大家看现在跟新民主主义还差什么？就差把土地权益合理的给予农民了，就差这一条了，别的全改成跟新民主主义一样的了。如果把这三个革命理解通了，对以后往前走，深化对历史的观察和穿透力，很有好处。可这点就是做不到。我们何必要搞什么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我们有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有自己的新三民主义，台湾的社会矛盾现在不已经缓和多了？所以，如何理解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理论上怎么提，要靠大家努力了。我寄希望于年轻的人，希望于新型的官员、学者。
现在美国人扯着中国跟它一块解决问题。昨天，刚刚成立了一个由退下来的副总理曾培炎主持的智囊机构，叫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机构呢？其实是2007年美国人提了个G2，叫中美共治。2007年时美国人就已经看到了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危机的征兆已经出来了。那么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到底世界会怎么样？前两年有一个著名的美国杂志在全球几千个最高层的人士中做了一个调查，问未来全球老二是谁？老大没争议，是美国。许多人说老二会是中国。所以有了G2这个提法。结果美国的战略智囊机构，像布热津斯基这些人都是大家，带着这个课题到中国来找对口单位。说要合作研究中美共治这个课题。结果找不着对口的水平相当的机构。后来美国人就写了一个文章发在国外的刊物上了，说中国号称有2200家战略智囊机构，比美国多500家，可是没一家够得上水平的。所以我们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比如，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咱们政府部门之间还有矛盾。你看现在政府部门之间打架打得也很厉害，它们打架弄出个东西来老百姓看不懂。你看现在医疗改革方案，各个部门都把自己的小九九写进去。第一个方案出来的时候就感觉象是一群大脑缺位的人弄的，他们都把部门利益都写进去了。现在被迫做修改，把那些塞进去的私货挑出点。第二个方案现在听说很快公布了，里头可能会有多处的改进。
今天，我就这点心得跟朋友们交流一下，供大家参考。
提问1：请问危机下的就业问题对于中国的改革会有什么推进吗？因为我们了解到，现在我们有一个庞大的需要就业的人群。我们知道，非国有企业的就业弹性比国有企业大很多，不管大学生还是农民工都要靠民营企业来就业，那它会对政治改革有哪些推动作用？
石小敏：这位朋友提的问题是危机和就业的关系，这个问题媒体上讨论也很多。一、二两个月前在第一波海啸冲击下，去年年底很多企业倒闭，政府也承认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但从直观看，可能不止2000万。所以压力很大。现在政府更担心的是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因为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往往跟中高层人士的关系更密切，中高层人士对决策的影响力显然是比底层的农民工要大。但就业问题对政府有没有改革方面的压力？现在我看有一些小的措施已经出台不少了，但是根本性的解决这么大的困难，我认为有几大块要做，说起来就成论文了。首先，中国城镇化刚走了一个小阶段，城镇化的一个关键是要把至少两亿民工里的一部分开始稳定成为市民。这个工作量很大。农民工市民化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社会保障，二是廉租房，三是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但这三件事当前都是解决的很差的。
还有，农民工进城以后农村怎么发展？这里又有几个重大问题：第一，是土地制度，要真正的把土地物权给农民。刚才我们说了，整个25亿亩山林才值5000亿，而一千万亩的合规不合规的征地就是1.5万到2万亿。那18亿亩耕地再加上4亿亩的各种各样的农村用地，包括宅基地、村舍集体用地、小产权房用地，这些值多少钱？最保守的估计在50万亿到100万亿。这块东西它会吸收流动性，形成农村的合作金融和农村小金融，这是形成新型集体和各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一个根基。可是前期很多地方的非常有创意的一些试验都被摁住了，像重庆、成都的一些试验，明显的有很多的障碍。第二，是合作，前不久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新型合作组织中特别重要的是合作金融，但就这个不允许搞。我们农村搞金融是真搞还是假搞？现在要问这个问题。比如乡镇银行，村镇银行，至今才100家左右，而且每家的贷款额度小得可怜。这都试验几年了？最近银监会说要搞2000个，要各省去报名。但关键是办村镇银行要什么条件呢？管理层说你办村镇银行可以，有钱人可以入股，但是大股东必须是一家现有的金融机构。在很多农村地区，现有的金融机构就是信用社。那信用社就是一堆坏账加几个吃喝玩乐惯了的人，你让民营企业家投资跟他们合作？这就好比政府说我同意老百姓结婚，但是谁跟谁结婚得我定。你想结婚，我指定你和他结婚，可他有不治之病啊。这还怎么发展？现在迫于这位朋友说的这些问题出来了，现在说要扩大2000家试点。但10年前大银行在基层县以下乡的分支机构开始撤出，到现在已经撤了几万家了，你才给人家2000家！所以银行业的当务之急是打破垄断。刚刚说了，中国经济发展没发动机了。现在是政府打头，国企，大国企，中央的地方的，现在都在抢项目。但谁都知道，国企的效率最低的。
现在对形势的判断和决策的水准，我觉得实在是不敢恭维。我举个例子吧，去年第一件大事是碰到是冻灾。这么粗的高压线，冻成这么粗的冰葫芦。那是碰到了特殊天气，0ºC度到－2ºC度，水汽一碰衣服就凝住了。但高压线的正常工作温度是20ºC度到30ºC度，这能冻住吗？根本冻不住。这是发改委的电力专家，能源局副局长亲口跟我说的。为什么冻住了？高压线上根本就没电，它就成了冰冷的铜线了，这才冻住了。怎么整条高压线都没电了？拉闸了呗。咱们这个大电网可以分成几千个独立的小电网。为什么拉闸呢？上网总电量少了，要保大城市、保工业保交通要道用电。那拉谁的电呢？拉山区的，拉农村的，影响不大。反正农村又是淡季。你看倒的全是山区电塔。湖南郴州倒了四百多个塔。你看大城市倒塔了吗？为什么没电呢？上网电少了，电厂不发电了。为什么不发电呢？电价太低了，煤价呼呼涨上去了。为什么电价低了？因为不提电价了。本来说2007年底要再提一次电价，因为原来定好了煤电联动，煤价涨电价就跟着涨。为什么2007年底答应要提不提了？因为通货膨胀达到4.7%了，2008年要控制在4.8%，于是推出了临时物价管制措施，电价就不提了。电价不提了，可是煤价你得管住啊？煤价没管注，每吨又涨了一百块。而我们一批电厂是典型的民有国营，电厂是集资搞起来的，不是国有的，成本不能到财政部报销，但是上网电价是电网协定的。这叫民有国营。也有国有民营的电厂。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库存煤一烧完就检修，一停机检修，信息传上去了，但是是片面的。这么多电塔倒掉是前所未有的，震惊了中央了。一问怎么回事？没煤！胡锦涛亲自跑山西、秦皇岛去了。一看，这不有的是煤吗？一统计一批电厂平均存煤在两天以下，而正常的是要有十五天用量。当时马上就春节了，刚开完十七大，说要建设和谐的社会，没电这个春节怎么和谐呢？把铁道部长找来，说能不能运啊？说能。那就加班运呗。总书记讲了你还不运？于是临时增加一二百万吨的运煤量。过去是怎么做的呢？过去是春运忙的时候煤早运好了。这时候该春运了，可一二百万吨的煤就是一千到两千辆车，除了重载以外一列车是两千吨以下的。我们最繁忙的线路平均三四分钟一趟车。货车一上去挤着谁了？占线时间最长的是慢车，我们农民工可怜，他们是全挤在慢车里像挤饺子似的回家的。那不就卡慢车吗。慢车不开了，那就公路分流啊。公路已经冻住了，冻灾对公路的影响是致命的，汽车不能开快了，一开快就撞车，一撞车就封路。公路分流不行了，这才有几十万人挤在广州车站。地方政府非常聪明，一看这架势，一了解情况，好，就地过年。做几个好菜，公园免费，如果情况好再发点零花钱。地方政府动员力还是可以的。就这么着绝大部分民工就在打工地过了年。那返回头看，那些煤运到那些停发电的厂了。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这些煤是国家给我的，按统配价，就是国家定价，这样就比市场煤差一块，他们一转手把这煤卖了，
照样不发电。最后什么时候提了电价的呢?是最不可能提电价的时候提了电价，在奥运期间提了电价。每度电提多少钱？2分5。之前2005年、2006年每年都提过一次，每次都是只提零点，这次是以前的好多倍。可是这时候到七八月了，煤价又涨上一百块了，而且这时候油价是最高的时候，140美元一桶。这时候电厂还嗷嗷叫，还说是只补了煤价涨的60%。结果奥运之后马上又提了一次，这次发电正常了。可是发电正常的时候已经不需要电了，因为危机已经来了，耗电量开始负增长了。那些倒的塔，电力部门08年3月份以前报上来的，要把它整个扶起来，重新加固，得多少投资啊？2500个亿。你想想天灾加人祸，这不自己折腾自己吗？这种决策水平真是让人失望啊。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复杂的知识，咱们决策基本就这水平，所以还得靠明白人多建议，多批评。
提问2：这次我们出现了出口增速的降低，应该说降的都是民营企业，因为只有民营企业才能到国际上竞争。那么这次打击的首先是民营的著名企业，国有企业政府会给他各种资源。那么这是不是一个经济上的自然而然的国进民退的过程？这从经济上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改革的倒退？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非常同意你做的一个比喻。现在金融危机非常像得了脑血栓，堵住了。但是得脑血栓的原因可能这个血液本身可能有问题，应该说是稠了。这就是金融机构有了问题。但是是什么让血液出了问题呢？应该说是一个饮食结构的不合理，也就是消费习惯。那么怎么治理这个脑血栓呢？从道理上来讲应该吃素，少吃肉。那反馈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上来说，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再一味的强调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因为现在讲以需求为导向刺激经济的发展，这种消费理念应该有所改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世界金融体系，才不至于再发生新的危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我们的消费理念？
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昨天美联储已经开始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号。那么我以前非常怀疑货币金本位是不是会到来，那么你感觉货币体系是不是真的要回到金本位？
石小敏：我认为在危机期间这一段时间里，黄金作为避险的地位会有很大的提升，比如很多专家预测黄金价格会冲到1500美元、2000美元每盎司。但是返回到金本位我不赞同。现在全球金融货币体系不做大的调整恐怕会很麻烦。调整过程其实又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现在大家都在出主意，局部的实验，局部的动作都已经出来了。中期，5年以后、10年以后是不是会改变金融体系的治理框架，会有一个新国际性的治理机制？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改变消费理念，我觉得你那个推导过程有点简单。但是我赞成你这个观点。无论从整个环境气候角度来看，还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弊端来看，提倡健康消费，提高对环境友好的消费和节约资源性的消费，这都是一个方向。而且我觉得实际上在我们越过体制障碍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开始进行文化重建的过程。这是更重要更基础的。所谓的精神的东西太少了，物质的东西太多了。
第三个问题，你说危机会不会导致自然的国进民退。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讨论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比如有人认为很多国家都加大了政府干预，甚至把某些机构收归国有。中国是不是也认为自己过去国有经济比较多，这几年壮大国有经济是不是正好做的很对。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对。西方的国有控股，跟我们自己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甚至有重大差别。我觉得值得担心的倒是，确确实实我们不像几年前那么爱护和支持民营经济了。民营经济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广义的民营经济。广义的民营经济它对应的词叫官营，不是国有。实际上“国营”才能真正揭示“国有经济”的性质。但是改革中强调了产权股份制等等，强调这个“有”字，而把国营这两字去掉了。其实国营就是官营，这两个字最重要。国营或者官营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行政配置资源，或者叫行政性垄断，这是核心解释。《反垄断法》出来以后，其实这个反垄断法很难实施的。我们的大问题是国内的行政垄断。土地市场就是行政垄断，银行是国家垄断，我们有很多服务业放不开也是垄断造成的。你刚才提到就业，其实就业就是要给社会以自由的空间。人力资源和其他各种资源自由组合的空间越大，就业就越好。而且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面对的可不是那种低层次服务业，而是高级服务业，是审计、咨询、会计、法律服务，但这块没放开。这一块服务业恰恰是我们大中专毕业生他们就业方向。我们自己这块咨询服务业由谁在做？那都是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政府破墙，政府机关出来变成咨询公司来做的。我希望特别是我们学经济的朋友们研究具体问题深入进去，然后你就能说出很多故事来，这些故事是驳不倒的。之后，你慢慢在政策的建议和批评上就会越来越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