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研究方法之东西方对比

    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邀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教授，于2009年10月26日为北大师生作了题为“研究方法之中西方对比”的专题报告。在这场专题报告中，易纲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教学的亲身经验，就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东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异同进行了对比。讲座由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主持。以下为讲座和问答具体内容。
    中文与西语的对比
    易纲教授首先引用一个小故事。2009年3月4日11时的人大新闻发布会上，人大发言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推进税费改革，降低证券印花税税率，并实行单边征收……”。12点30分，立即有某海外著名新闻社记者据此发布不实新闻：“中国将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并执行单向征收制度，但没有提及新税率水平”。事实上，这位新闻发言人所说的“降低证券印花税税率并实行单边征收”指的是：2008年4月24日，我国已经把印花税由千分之三调到千分之一；2008年9月19日我国由双边征收改成单边征收，税率保持千分之一。当天下午，有关方面更正了此新闻。发生这个误解，原因就是中国的语言不存在时态变化，以致外媒理解错误。
    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史，确切的文字记载始于商朝的甲骨文，距今也有3000多年历史。中华文明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伟大之处在于它完全独立于主流的西方文明，在西方文明之外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汉字文明与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字母文明完全不同。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我们都为之骄傲，但是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和缺点，比如过去中文输入困难，因此有人甚至提出过走拼音化的道路。但是目前中文电脑输入问题已成功解决，我们越来越发现汉字的很多优点是字母文字所不具备的。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都是象形文字），虽然目前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但仍属于方块字、表意文字，音、形、意相互联系，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比如现在很多研究表明，汉字有利于照相记忆（Photographic memory）。照相记忆是这样的一个实验：找一些大样本的组别，让被试者在给定时间内看用母语书写的文本（比如报纸），然后记录内容，发现中文为母语的被试者，在短时间内所记录下来的报纸上的内容平均来说最多。也就是说，中文有利于照相记忆，因为汉字是方块字，本身就隐含了信息，不用读出来就能够反映所代表的意思和概念。汉字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文字。例如，全世界用手机发送短信的技术条件都是一样的，但是欧美人远没有中国人发短信频繁，因为很少的几个汉字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
    与汉字不同，字母文字是另外一种文字系统。距今约5000年前，古埃及创造了一种象形文字——圣书字；到公元前十五世纪，在地中海产生了腓尼基字母，后来传入希腊演变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孳生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成为欧洲各种字母的共同来源。
    在欧洲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拉丁文是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的交流工具，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欧洲老百姓日常所说的语言却不是拉丁文。将近1000多年，欧洲文明传播的文字和日常老百姓的说话都是脱节的。直到后来一些伟大的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推进，把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形成规范的语言。比如700多年以前，伟大的文学家但丁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语代替拉丁文；600多年前大文学家乔叟用中部土语，也就是伦敦附近的方言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同时代的神学家威克厉夫将《旧约》、《新约》译成了中部土语，从此奠定了英文在英国的基础地位，再之后的文学家莎士比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使得英文演变成现在大多数人所熟悉的英文；法语、德语等其他各国母语的演变也大体如是。
    而中文呢？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老百姓说的话和知识分子写文章用的文言文也是始终脱节的，虽然脱节不像欧洲那么严重，但是持续时间漫长。中华文明伟大，但几千年来是精英的文明，一直没有穿透到大众。原因就是没能解决白话文的问题。一直到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应从八方面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因此中国的白话文革命，到现在也不过九十年的历史。
    中国文言文的一个大问题是没有标点符号。《三字经》里有一句话叫“名句读”，就是说小孩启蒙要先学会断句。《三字经》是宋朝时候的书籍，距现在大约一千年，而一千年前就提出的这个问题一直到九十年前，才由语法家根据西方语言的语法，把成系统的标点符号确定下来，使得现在读书变得容易。此外，中文也没有通过动词变化所表示的时态，靠副词或从句来说明什么时间，就像开头讲的那个故事。此外，中文的名词也没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之说，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也没有变化。
    中文非常的简洁美丽，适用于大写意和讲大道理，但是英文用字母的排列组合表达概念，抽象性更强。中华文明之伟大，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个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参照系和坐标系，我们应该发扬其优势，克服其劣势。目前，白话、电视和互联网提供了将中华文明穿透到大众的条件，我们的任务就是力图把话说明白，尤其在教学和学术探讨中语言要精确细致。
    语言的不同可以部分地解释“李约瑟之迷”。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科学的发源地，和语言有关。主要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一是中文虽然非常简洁，但是在严谨方面有一些固有的缺点，二是中国的文人在讲究“礼数”上非常细致精确，但对工程著作和科学著作，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雕虫小技而不予重视，所以说中国知识界“见大不见小”，三是中国长期以来有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故意不把话说明白。
    形式逻辑（Formal Logic）
    形式逻辑的不同也是“李约瑟之迷”的一个原因。形式逻辑是研究演绎推理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也有形式逻辑，比如《墨经》对逻辑就有系统描述，里面说的“大故”和“充分条件”非常相似（“大故”就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和“必要条件”非常相似（“小故”就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惠施、公孙龙等名家的诡辨术，搞垮了形式逻辑，此后形式逻辑在中国限于停滞。
    相反，形式逻辑在欧洲文明中却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形式逻辑在欧洲的创始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的著作《形而上学》和《工具论》，指出了归纳法和演绎逻辑。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更写出了《几何原本》，标志着欧氏几何的建立。欧几里得从若干公理出发（最重要的是平行公理：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运用纯逻辑演绎的办法推导出一系列定理，组成一个定义和公理体系，这就是《几何原本》13卷，465个命题。欧氏几何的建立使几何学成为一座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不朽丰碑，其严密的逻辑演绎方法成为训练科学思维的基础性工具。很多伟大的科学家在形式逻辑方面的训练都是非常严谨的，比如牛顿就曾特别深入地钻研《几何原本》，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也是建立在两条公理上，所以说欧几里得几何学形式逻辑的体系在科学方法论上有着基础性地位。
    春秋战国的时候，名家批判形式逻辑，以辩论为乐，以把对手说糊涂而高兴，偷换概念建立一个又一个的诡辩命题。而西方的黑格尔，系统地批判形式逻辑，将逻辑研究的重心转向逻辑的内容，从而建立了辩证逻辑体系。马克思哲学在方法论上受黑格尔影响很大，他建立了三条原则，即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和质量互变。我们的文化归纳比较强，但是推理演绎比较弱。比如我们有“杨辉三角形”，展开以后就是二项定理，但是我们没能像牛顿那样给出二项定理的严格推理和解析式，就不能断定是推导出来的还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我们的文明比较重视局部，比较相信个案，但是总体思维和理论框架就显得比较弱。科学要相信逻辑的力量，逻辑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那么这些语言上的问题、形式逻辑上的问题都解决了吗？中国已经有了标点符号，有了语法，在学院里也有了逻辑训练和科学方法论的训练，但语言、形式逻辑这两大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还是深深地存在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反映在目前的认知和研究方法中。
    目前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见大不见小，都愿意研究大问题”。但实际上，小问题值钱，大问题不值钱。哲学意义上真正的大问题，宇宙观的问题，孔、孟、老、庄、墨、荀基本都研究透了，今人很难超越。像目前许多人研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利率政策，这些都是大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并且很多人研究时有一个毛病就是动辄上纲上线往大了说，没有逻辑和理论框架，经常是阴谋论和战争论，“帝国主义灭我之心不死”。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思考是政府的职责，事实上只有少数人可以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生，大多数人还是要研究具体问题。其实小问题最能研究出大成果，比如金融市场交易系统、托管系统、支付清算系统、信息系统、货币、债券、股票、期货、衍生产品、外汇、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内部定价模型、收益率曲线等等，都是可以深入研究产生大成果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和研究中，要善于观察我们生活中的一般现象，要善于观察小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自以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前这些研究成果，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哪些是文献中已有的，哪些是作者的新贡献。研究经济问题，要搞清来龙去脉，要吃透已经存在的文献，避免无根据的研究和重复研究，这样才能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用别人的模型是正常的，但要证明你在边际上的贡献，比如增加了一个变量、取消了一个限制条件、比如拿模型做了实证检验等等。文献前沿已经研究到哪儿了，自己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哪些贡献，这些都必须要说明，科学研究才能一步一步地发展。我们的现状是，随便一检索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汇率的文章，几百篇几千篇，全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要不得的。
    第三个问题是“滥用参考书目”。翻一翻现在的论文，再看看它的参考书目，信洋人不信中国人，拿洋人吓唬人充门面，而且引的书目跟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参考书目是为了更方便别人论证推敲，它和你的文章应该高度相关，那些不必要的、和论文无关的著作，应该从参考书目中删除。做研究来不得半点的虚伪，你的就是你的，抄的就是抄的。拿洋人做参考书目可能唬过了今天，但是早晚有一天要为此付出代价。
    第四个问题是“定义不清，不讲逻辑，争论情绪化”。定义是研究和讨论的起点，是研究者的共同语言，是讨论的基础。经常看到一些研究者，在网上吵的很厉害，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事物的定义不一样。定义不清会导致争论失去意义，没有严格的概念框架就不能对问题清晰的讨论。先要有定义，然后做假设、假说，再运用经济学模型构建逻辑框架，最后还要对推理结果做实证检验，这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易纲教授提出要重视的第五个问题是“要讲逻辑，尊重逻辑推理和事实检验”。例如，微观经济学几乎没有争论，定义、假设、逻辑框架推理基本一致。但是宏观经济学就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凯恩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供给学派等等。各学派的假设不一样，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理念不一样，但逻辑上基本上都是自洽的，都可以找到数据的支持，原因是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常常会呈现不同的特点。知道这些学派为什么会有不同结论而逻辑上都可以自圆其说，还要看事实检验。研究框架的提出，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或者是逻辑基础，而不能想当然凭空提出一个非常大胆的框架。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可以仔细寻找是逻辑不一样、假设不一样，还是推理过程有问题。要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把问题定义清楚，然后从不同假设出发，遵照一个严格逻辑推论得出结果，这样的讨论才有基础，才能找出为什么结论不一样。现在有些嘴架和学术上的官司，没有做到心平气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要尊重别人的成果，自己才能被尊重。
    最后，上面提出需要重视的五个问题，和现在常说的“创新”是有密切联系的。创新，在最浅的层次上，是产品的创新，比如电灯、手表、计算机、因特网，以及许多金融产品的创新，都是此类。组织创新是创新的第二个层次。近现代以来的大多数创新就是按照公司、企业、市场等组织模式完成的。将组织的运作以概念、规则、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则是创新的第三个层次。世界性的竞争规则，像WTO、IMF等，都是别国制定的规则。
    在法律方面，中国金融界的基本大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自别国的经验。拥有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是创新的第四个层次。因为创新的完成要靠一个一个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并按照游戏规则行事的个人。实现对产权的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则是创新的第五个层次。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才能产生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个人，有了他们，才能够有创新。
    提问与回答
    问：今年10月您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上提出中国可能要抵御一些通胀的潜在风险，您还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该更多向发展中国家争取一些份额来避免这次金融危机，请解释一下。
    答：IMF过去监督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但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在经济的中心美国。由于美国的监管不当，发生了次贷危机，并波及到全球。IMF的宏观政策负有责任，因为本来它应该起到保证安全和预警的作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实际上是要使监管的游戏规则更加平衡。
    通胀更不利于穷人，也不利于金融稳定。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还没有特别近的通胀风险。到现在为止，CPI同比还是负的，但环比已经为正了。我们明年的CPI和PPI应当是一个比较小的正数，所以防范通胀的同时，最近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防通缩。要有一个平衡的政策，但是也要朝前看，这就是我在伊斯坦布尔讲话的道理。
    问：讲到中西方研究方法的差异，中国文明比较务实，什么管用就用。西方人老讲规则，但是把西方人这些规则搬来用在发展中国家，失败多于成功，为什么呢？
    答：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的务实。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有这么大的动力和能量，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非常务实，善于学习而且不怕苦。在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时，联产承包责任制很管用，因为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激励机制。但是当生产力不断发展、装备不断完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规则，完全凭经验就不行了，会产生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最后还是要靠完善规则。
    问：刚才您讲到创新，让我想到这一轮金融危机，其实它的肇事者就是西方的金融衍生品。不知道您在经济危机之后，对金融衍生品以及其他金融创新有没有新的审视。
    答：什么事都有利有弊，总体来讲我们还是要走创新的路。要创新，也要防范风险，不能偏左不能偏右，只能走在路中间。不能够总结教训说这次危机是因为创新过度就停止或者减缓创新。总体而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还是创新不足，否则的话我们会从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角度来吸收这次的教训。
    问：您现在算是对中国经济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你说要先关注小问题，才能开始研究大问题，那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些大问题的呢？这个讲座很多同学来自国家发展研究院，您如何看待这个学生群体，因为他们中很多都是满怀志向和抱负的？
    答：这两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78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以来，就是怀着非常远大的志向，如饥似渴地学习。留学后再回到北京大学任教，跟我年轻时候的初衷是一脉相传的。留学时我发现欧洲人和美国人都非常的务实，考虑的多是一些地方性问题。后来随着我工作的阅历和知识越来越多，我就认识到研究小问题的重要性。年轻人有远大志向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一直这样就不对了。只有少数人是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生的，在座大多数人都要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要走专业化的道路。研究问题很细了以后，就发现这些问题其实能够成就千千万万的人成功，而国家大事只能成就少数人成功。在座都很聪明，研究小问题，如果将来能够慢慢平静下来，慢慢往专业道路上走了，将来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幸福概率就会提高，而且在专业领域变成一个很受尊敬的人。随着你经历阅历的增加，你会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问：刚才您提到中国的文化是没有进步或者没有工业革命的原因，您怎么看中国以后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问题？
    答：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经济增长各种要素中，最看重的是人力资源。有的国家有油，有的国家有广袤的土地、茂密的森林，但对经济增长来讲，其实人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潜力？中国最大的潜力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源。那我们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呢？是环境。我们国土上适合人居住的，只是960万平方公里中一个不高的比例，如果十三亿人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高能耗消费水平，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是没办法容纳的。所以一方面我们有人力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又受到环境制约，两方面加起来就是我们将来能够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问：您怎么看待天量信贷的问题？前几天政府提出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您怎么看？
    答：天量信贷是货币政策问题。今年1—9月份的贷款增量是人民币8.67万亿，增长率达到了34%，M2、M1的增长率都是29%。通货膨胀问题，就是一个怎么平衡的问题。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货币数量论，知道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关心天量信贷就是关心未来可能有通货膨胀，或者可能有信贷风险将来变成不良资产。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要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刺激内需。四万亿这么大的一个财政刺激方案，又有这么高的货币信贷增长，担心通货膨胀，管理通货膨胀预期，肯定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考虑。用资本充足率等方式来甄别贷款质量，是必要的。可以看到最近一些产业政策上的变化，比如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环保不达标等问题，都在得到关注。总体来讲，我觉得中国能够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情况下有这样一个局面，政策把握的还是比较适当的。你的批评很有建设性，我们也会全力争取更好更平稳的结果。
    （冯仕亮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