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演讲）

    11月6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北京论坛第六届年会——北京论坛（2009）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本届论坛主旨演讲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指出，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了全球化。中国的变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还没有大量没有完成的议题，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考验。中国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技探索，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
    以下是周其仁演讲《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全文：
    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己拿个人的经历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1978年新年开始的时候，我还在中国的北大荒从事农业活动，仅仅9个月以后，我和数万名时代的幸运儿一起，经过了一场文化考试的选拔到北京来上学。这当然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正是无数像我一样普通的中国人，得到了过去不可想象的机会才成功了不可想象的中国经济增长。让我们转向这个理解的层面，怎样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呢？2002年美国的劳动统计局出版了一份评论报告，他指出中国的工资虽然从1999年到2002年期间，中国的工资平均年度增长12%，比过去多少年的平均数提高了9%，但是还远远不能够缩短中国工资和发达国家工人工资之间巨大的“鸿沟”。
    根据这份报告2002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人的小时工资是57美分，仅仅相当于美国、日本、欧洲工人平均工资的3%，或者是相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10%，或者相当于巴西、墨西哥工人的25%。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说“中国显然享有中国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优势。”为什么中国有巨大的顺差、为什么美国出现了巨大的逆差，为什么全球贸易失衡？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多年高于GDP增长一倍的速度增加，并且带动了中国的GDP在很长的时间内达到10%的高增长速度。答案似乎就是因为中国拥有规模极其巨大廉价劳动力。
    2002年是中国刚刚结束5年预备期，正式加入WTO的第一年，在那以后中国经济的变化更加令人吃惊，GDP的年平均怎长速度从9%左右推高到12%，中国的出口相当于GDP的比重从不到20%升到将近40%。如果找一个能够被全球公众广泛接受的一般性的解释，恐怕这个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之说，还是有很大的争议。我想到的问题是，如果廉价的劳动力就可以成就中国在全球竞争的优势，那么在中国的劳动力更为廉价的那个时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过“中国制造”为什么没有看到过全球工厂，也没有谁为中国价格感到过忧心忡忡。
    以1978年为例，当年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应该不到美国、欧洲、日本工人的1%，而那一年9亿中国农民的年平均净收入仅仅只有134块人民币而已，那是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它没有显示出竞争优势，这里我们必须找寻仅仅的廉价劳动力是不足以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无论多么的廉价，它都不能单独的变成产品，它更不能单独的构成经济竞争的优势。劳动力和其他要素要成为产品，一定要中国经济组织和中国经济制度。如果劳动力很廉价，但是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的成本极其昂贵，那这样国家的竞争优势是谈不到的。
    拿1969年阿罗教授定义过的经济系统运转的成果来看的话，中国真正的秘密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从此才启发了人们劳动、技术改进、技术创新、创业、管理的热潮。才降低了各类经济组织的成本形成了中国综合的成本竞争优势，这个也是中国经济的奇迹秘诀所在。
    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当中，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全盘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么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于高昂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就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开始重新界定财产权力，而随着分利的特别是私人财产重新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中国就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它的组织形式和营运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来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共有经济、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和外资，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今天中国的经济要占50%，但是却提供着75%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制不同的产权资源，可以搭建成新的资源组织，以便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性的变化，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是在开放的情况下推进改革的，而改革也推动中国卷入了全球的市场竞争，出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经济研究者预料的是，对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绝不仅仅是中国自己而言。新的情况是，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印度和其他国家陆续走上了开放的道路，二次大战以来形成了全球经济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得到继续的维持。旧有的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后发国家，都要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大时代。
    我认为这是我们讨论当前这场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所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宏大的背景，比较严重的冲击来自于两个基本点，在微观上人工和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地不同国家，现在他们的产品要放在同一个全球市场上来进行竞争，引发了前所没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当全球舞台上那些后起的经济体，逐步提高自己的学习曲线，改进了自己产品的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难免遭到竞争的压力。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也可以制造出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才能制造出来的汽车，那么在开放的全球化环境内，后者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在逻辑上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1）高收入的工人群体转向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2）降低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准。（3）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把竞争者挡在国门之外。
    我想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赞赏第一项选择，也可能会相信，也可能会希望但不敢相信第二种选择的现实性，就是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同时都会共同的比较一致的反对第三项选择，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对于真实世界的当事人而言情况却要复杂的多，因此有利于一个国家消费者的事情并不天然被这个国家所有生产者都是好事情，在宏观上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架构，也因为中国、印度、苏东国家陆续卷入了全球贸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就是世界贸易越繁荣，国家对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美元需求越是旺盛，美国的逆差就必须越严重。而美元的币值就越难以稳定，二次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欧洲的复兴和日本的重建，美元一身二任矛盾不断的在激化。在这个期间欧元诞生，形成了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和竞争等等，都曾经部分的化解了美元体系的危机。
    另外一方面繁荣的全球贸易也给既定的货币框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两个难点是互相交汇的，由制度变革推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劳动力，不是论百万计，也不是论千万计，而是论亿计。再加上前苏东和印度等国，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劳动力高达数十亿，这样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半封闭、封闭环境内形成的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就像巴尼斯特说的那样：“只及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是现在在开放的情况下，他们不断改善产品质量，也要来参与全球的竞争。这样释放出来巨大的比较优势，但是也会加大美元的负担，即便美国乐意承担这样的负担，但是现在看看巨额的贸易顺差、巨额的贸易储备，再转为美国的巨大投资终究变成一种场货币的灾难。
    在这个泛滥的环境内，最后是一场没有谁预料过的次贷危机，触发了这场全球的金融危机。我相信这个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的视角，应对这个冲击也分两个方向：
    （1）发达国家要加快创新，向更高生产率的方向移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保持和继续提高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而新兴的后发国家要加快自己收入分配的调整，也要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的收入，充实本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公道一点讲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对这类矛盾一无所知的国家，因为在中国自己国内也预演过类似这样的冲突，熟悉中国体制的就知道，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就构造了一个很大制度的壁垒，数亿的农民群体不能进入到城市的工业，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居民收入不能赶上城市居民的收入。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劳动力包括他们制造的质量还很粗糙的制造品，也参与跟中国城市工业集团的竞争，这个局面有一度也是导致很大的国内经济上的麻烦。
    1997年到2002年，很多报道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5000万到6000万工人的下岗、失业或者是再就业，这个既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有国有传统企业天生的薄弱环节，其实也包括巨大的农民工带着很低的竞争成本来参与到国内市场的竞争。我遇到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告诉我，进入到城市的农民工是不可能每天都洗上热水澡，他高声的问要让我们每天洗澡的城里人怎么跟他们竞争呢？这个问题现在只不过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中国的经验就是不要阻挡那个根本阻挡不了的变化趋势。但是要尽最大的可能延长这个变化的时间，为相关的各方争取适应改善和调整的条件，这是应对第一个冲击要完成的全球的合作。
    （2）就是要考虑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建，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基础。这方面要讨论的选择很多，既可以沿着欧元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彼此竞争也许以浮动汇率联系起来的地区性货币，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可以形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怎么样的应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全球眼光和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和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交流切磋，对重建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重要的。
    我小结一下，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了全球化。中国的变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还有大量没有完成的议题，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考验。我个人的看法，考验的主要方面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重新拉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的结构变化以及中国能不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技探索，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