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 Benham：交换成本和对管制的反应

    评议人：聂辉华 周跃东 刘业进 周业安 姚洋 茅于轼 盛洪
    盛洪：今天的主讲人Lee Benham是科斯研究所的所长。在中国，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都会比较熟悉科斯。所以提到科斯研究所大家就会想，这可能是研究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所。天则非常有幸拥有和科斯研究所相近的特性，都是以研究制度经济学为主，所以我们和科斯还是有很多关系的。我们很早就开始科斯教授的贡献，80年代末我们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科斯教授的论文集。大概90年翻译版本面市了。我们想给科斯寄去，但是邮费对于我们过于昂贵。正好樊纲要去美国，我就委托他带过去把书递给科斯教授。后来他就去了。当年年底，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科斯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在茅老师家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为此兴奋不已。93、94年我去芝加哥大学和科斯教授一起工作了半年时间，每个礼拜和他讨论一次问题。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科斯教授是个英国绅士，举止文雅鹤发童颜。
    中午我和Benham夫人聊了一会儿，她告诉了我研究所名字的来历。他们2000年去了芝加哥，找到科斯希望他能把名字贡献给这个研究所。科斯比较低调不太愿意，他们就下定决心在那里租了房住下来，磨了三天最后科斯答应了。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故事，我也很钦佩他们的执着精神。我也不多说了，下面有请Lee Benham教授做演讲，题目是。
    Lee Benham：各位好，很高兴来到天则。不好意思，我不大会说中文。我和Alexandra两个人从新加坡到上海现在来到北京，寻找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希望可以一起切磋。我们的目标是降低世界各国的学者合作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成本，同时在各个地方建立小组进行学术研究。所谓制度就是交易的规则，包括正式、非正式的规则以规则的运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经济变化，但是我们对变化的原理知之甚少。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需要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在面对变化时的行为。中国现在处于很大的制度变革之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经历和研究这样的历史性的事件。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工具。今天我想讲两个方面，更好的衡量措施和对于管制的反应。今天要讲的内容包括交换成本，衡量在不同国家注册公司所需成本，对于管制的不同反应，还有中国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
    交易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我们上学、出门、办事等等都需要面对交易成本。我们想知道交易成本有多大，哪个是最高的，谁付出了更多或者更少，以及采取改革措施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为了讨论这些，我们需要更加先进的衡量工具。这是最早的显微镜。显微镜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好的显微镜，让我们更好地观察个体在经济中如如何做出选择。我们发展出的一个新的衡量工具，即交换成本。这里所说的交换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包括金钱、时间和商品这些资源。i代表个体的特征，j代表要达到的目标，k代表某种交易的方式，m代表交易发生所在的某种体制背景。这个公式衡量的人们在经历某此交易时发生的实际成本。我们举个例子，看看正式成立一家公司需要多少成本。我们如何衡量这个成本。首先你得向政府有关部门支付费用以注册公司，还得考虑企业家花费在注册上的时间，以及为了使得注册顺利而产生的支出。我们想得出的是一个决策的总的机会成本。这不仅仅是你支付的价钱，还包括其它的成本。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衡量成本，公司规模、企业家的性别、国籍以及之前的经历。我有关于在巴西和秘鲁分别注册公司的对比图。图中红色代表时间成本，蓝色柱状图代表总成本。在巴西，33％的样本需要支付少于150美元，70％的样本支付的是400美元。另外，这是在两周内安装一台电话机的成本。阿根廷的成本算是最高的，需要6000美元。马来西亚则很低，只需要130美元。在阿根廷的成本是在马来西亚的46倍。下面是水运的例子，当货物到港之后，需要有关证件才能卸货。在坦桑尼亚获得整个证件的时间成本是14天，在新加坡只需15分钟，最高比最低是1344倍。所以在新加坡有很多船在港口等着卸货，因为这里效率很高坦桑尼亚效率很低。交换成本的差异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它们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都可能会有差异。这些在新的系统下算出的成本是用了视角更窄的显微镜测量出来的。这不是衡量交易成本的唯一工具，它像GNP和价格指数一样是比较随意的，我们的研究需要从概念转移到衡量上来。
    为什么这个公式有用？它能够帮助企业家了解实际的成本，把信息传递给公民和官方机构，让整个过程更加透明，减少官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鼓励自由竞争，衡量改革效果，随着时间的发展监控整个系统的变化。为什么中国和这个研究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农业人口很多，而政府不希望他们都涌入城市。一个解决方案是降低农村的交易成本，使之更加有竞争性。在欧洲，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可以展开竞争，而且也不仅限于农业。实际上，目前中国农村的交易成本要比城市高很多。
    我们需要衡量的对象是什么呢？就像我们有了显微镜，我们用它观察什么呢？世界很大而我们仅仅可见一斑。我们需要知道政策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此我们就知道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方面了。我们要知道个人和系统会对管制变化有何反应，这些反应往往纬度很多。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分别计算出每个纬度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要讲管制以及管制对于系统的影响。交易规则——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形成了一个系统。改变一方面的规则会影响这个系统其它方面的运作。这种适应的形式依赖于当地的情况，包括历史、利益集团以及不同的选择权。我向你们推荐一本书《新制度经济学手册》，作者是Menard和Shirley，比较贵但也许买得到。举一个简单的管制方面的例子——价格控制。我们把一个商品的价格提高一倍，这时人们会寻找这个商品的替代品。所以最后达到均衡状态的时候，产品发生变化了。如果政府调高机票价格，我们可以有美味的汉堡和舒服的座椅。如果政府把市场价格定得太低，有可能出现以货易货的现象。垂直整合，意即公司兼并或收购另一家公司。还有家庭治理生产以及个人化交易。还有其它的变化，包括治理、契约关系的变化以及市场组织。一个制度发生变化就会影响整个系统运作，所以管制可能导致新的均衡。还有一些非法领域的反应，包括地下经济、强迫、法治机构外的组织、以及歧视和腐败。一项管制可能会引发另一个管制。管制会导致一些长期利益集团的产生。我们没办法预期所有这些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管制会导致一些变化。尼泊尔和印度就是否接受自由贸易投票。会有什么结果？在这个例子中，非正式的社会习惯没有改变。官方看起来觉得是自由贸易了，但实际上什么变化都没发生。现在举的例子是在孟加拉国注册公司并取得经营许可证，所需的时间是146天, 总的机会成本是4231到5825美元。5825美元是当地人均国民收入的14.2倍。世界银行当时估计得出的注册成立新公司的成本是272美元。这个例子说明，往往产生了多大的交易成本这在官方的数字中是很难反映出来的。需要走到交易中的人身边问他们到底花费了多少时间还有其它方面的资源。为什么在孟加拉花费这么多？因为需要取得一些许可证才能进口纺织品。另外实际上的国内价格高进口品价格低，所以需要施加关税来维持价格平衡。管制变化很快，人们需要适应它。由于政府官员会获利，他们会把这个过程进行下去。
    我们让农大大四的实习生调查了一下，看到了转手公寓的成本。我们要寻找交易成本不一样的情况，我们研究这些不同导致的结果和影响。转手公寓的价格在不同城市和其它不同情况下有差别。公寓的价格有差异，市场的运行方式也有差异。一旦你观察到了这些结果，你就会追寻导致这个结果的特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交易成本是由哪些因素产生的。最难的部分是研究规则的变化。我们发现差异后，要将其放到框架中。我们要弄清楚，随着时间的变化其运行机制。我们需要理解某些规则产生的影响。即使是很简单的例子，也可能对大的体系很有启发。你不必研究整个系统，只需研究系统一小部分，然后把这个和大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研究农业生产、污染等问题的时候，我们研究其成功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研究城市，将城市之间加以对比，然后分析为什么一个政策在这个城市适用而另一个城市没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通常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例子。对于我们的学业、职业以及中国的发展，都将有很大的启示。科斯的学生问他，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想法的。科斯说当时我没得选择，我是被告知要研究效用这一领域的。他说到处都有黄金，我们只需弯下腰捡起来。这时，教室里所有学生都低头看地上有没有黄金。尽管我们没有科斯那样敏锐的视角，但是我们只要打开自己的思路，观察事物是如何各自运转的，然后思考如何系统地研究，我们就能有杰出的表现。我有许多例子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网站是www.coase.org ，上面有关于我们的信息。再次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对我的邀请，我的演讲就到这里。我盼望读到你们的论著也希望认识你们。
    盛洪：感谢Lee Benham教授，交易费用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但是我们还只是将其作为理论性的概念来使用。教授刚才是想把交易费用作为一个衡量工具来解释具体的现象，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效率。而且科斯教授的方法也有所被提及。科斯教授是一个讲究事实的人，他反对黑板经济学。好的，有请我们的评议人。
    周业安：交易和成本和市场价格有没有联系？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政府前一段时间说要征收重税。但是征了税以后房价就真的不会攀升了吗？
    聂辉华：我想问两个问题，Benham教授说交易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我们提出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就是要理解制度的作用。如果把这个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成本的更完备的理解，但是无法把制度这个概念单独分离开来。我怀疑这会回到科斯以前的时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Benham教授也同意regulation是一个博弈，那么我们必须知道双方的反应是什么。Benham讲了很多个人和利益集团的反应，但是却没有讲政府面对这些反应自身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周跃东：我们在微观经济学中有边际利益（Marginal Benefit）的概念，到后来新古典将其抽象以后就用边际收益（Marginal Return）这个概念了。它把机会成本里的各种利益抽象成可以用货币价值来表现的东西了。Benham教授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把纬度扩展了，我觉得对交易费用走向实际衡量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讨论新古典的价格和数量以外，还有其它的选择。这些其它的选择带来的纬度变化对整个交易费用应该是有积极影响的。利用这个概念教授讲了三个层面：国家、个人和市场。我个人认为这个分析属于探索性的，交易费用是什么，目前理论上还是难题。有人将其概括为外生的也有说是内生。不同的交易费用对于经济增长和个人行为的选择甚至对于价格和数量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现实当中的交易费用包括哪些，哪些是企业面临的，哪些是私人的，哪些是国家的？回答这些挺难的。
    我的第二问题是关于管制的。教授说一个管制政策会带来各种市场反应行为，这些行为一般是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忽略的讨论，比如替代、纵向一体化、激励等等。而且在他文章也比较了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试图找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逻辑。把所有的反应行为归到一块儿，看看新制度经济学能够解决哪些问题，这可能是正统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刚才辉华已经提到了，拉丰在新管制理论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利用不完全信息的一些工具，试图从制度层面来分析一些问题。这个文章不是正规的论文，只是一个讨论稿。所以它利用一个宽泛的集合，把所有的内容归纳起来分析一个例子。
    我提的两个问题都和管制有关系。我提到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的各种各样的反应行为，有产品反应、消费者关于制度环境的反应、规则的反应。这些反应是否有内在一致的解说方向。教授所解释的内容有些是涉及到交易双方集合范围的扩大，有些是涉及到交易行为激励的改变，有些是制度环境的变化，有些是规则的变化。是不是有一个一致框架，然后我们在这个框架里解释不同的落脚点。第二个问题，在路径依赖中，管制改变了规则，从而交易双方在新的规则下形成了新的选择。在我看来，管制是政府强制性的微观干预。它可能更主要受政治周期的变化，
    领导人目标不一样，管制手段也就不一样了。随着政治周期的变化，管制显然是不稳定的变量。作为不稳定的变量，它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发生变化，有无规则可寻。
    刘业进：刚才教授谈到的对规制的反应，替代的讲了七个方面，不合法的讲了五个方面。其中共同的逻辑是反分工现象，不当管制会导致不分工。所以我们对交易成本的考量不是看其是高是低，而是看其促进了分工还是带来了反分工。第二个，开始教授讲到了交易成本的测量。我个人更加倾向于用交易成本的扩张定义来解释现代社会的人类为何能享受如此丰裕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因为我们不断使用迂回的生产方式，所以我们更多地支付了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内生成本和外生成本，再加上一个学习成本。三个项目加起来可能更好的总称是贝克尔在1992年说的协调的成本。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广义的交易成本。在这一万年里。我们不断地拉长了我们生产的迂回链条，我们就支付了自给自足的机会成本。我们也可以分工也可以自给自足，如果我们采用了分工并不断拉长分工的链条，我们就支付了这其中的成本。比如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我们制定了很多规则来对抗这些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内生成本。还有运输、通讯就是外生的交易成本。我们建立正规学校、进行培训，这就是学习成本。内生、外生成本以及学习成本就是我们采用现在复杂的社会分工的方式所支付的总的交易成本。我希望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衍化过程。这就超越效率观点，我们当前经常把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然后探讨怎样提高效率。这个探讨也是必要的，但是我更关注的是用宏观的观点来解释一个一万年来就存在的现象。
    周业安：Benham的演讲核心部分是关于交换成本的度量。他关于交换成本的度量的讨论有中译本，在《制度、契约与组织》论文集里面。Benham教授没有用交易成本而是用了交换成本，这其中有细微的差别。对于交易成本，从不同的视角看会有两个大类的差别。一个是不需要考虑新制度经济学，来讨论生产之外的市场交换成本，比如摩擦成本之类的。一个是将之理解为和有限理性连在一起的成本，如果没有有限理性，就不会发生这个交易成本。如果按照Benham的定义，很难得出交易成本的大小。如果市场在交易过程中仅仅产生一些手续费用或者其它交易费用，这在新古典的框架里是能够解释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中除了进行具体生产的厂商外，还有提供服务的也是厂商。任何提供服务的环节产生的成本，就是类似生产之外的其它成本。这个成本是已经包含进去的，如果这样那么交换成本的度量是否还有意义？这是我怀疑的。撇开有限理性的假定来度量交易成本是不是有意义？不撇开有限理性的假定又会带来问题，那就是在有限理性之下的交易成本如何度量。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考虑事后治理的效率损失。但是通过问卷的方法是否能度量出来，这恐怕需要进一步讨论。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这里面还有另外的问题，诺斯、威廉姆斯都关注到了，那就是有限理性的认知问题——心态活动、认知偏差产生的成本如何度量？我认为通过Benham教授的交换成本的度量是不能度量交易成本的。但是在实验室中，纯粹地通过模拟倒是可能度量出来。在实验室里控制住其它的因素，有可能把其它的成本度量出来。
    第二个问题，Benham教授度量的具体例子是观察企业注册具体发生的费用。企业注册发生费用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有政治体制在背后支撑。离开政治活动，前面的东西就不成立。包含政治活动则带来一个问题，交换成本的度量和租金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企业的注册活动里，更重要的是租金的度量。如果撇去其它的正常的注册费用，把租金度量出来，这才是真正衡量制度是否有效的研究。就是说我们应该度量不同制度体系下租金的大小。这里的租金是寻租的租金，只有度量租金的差别研究才会有意义。如果不知道差异，我们就看不到不同制度间的效率差别。制度运行是需要费用的，制度相同、费用相同这样没有差异就没有比较意义了。正是在不同的政治架构下产生了不同的政治交易成本，才导致我们想要度量不同制度的差别。当度量牵涉到宽泛的内容时，我们在试图度量的时候就需要非常小心分别一些本身和评价制度绩效无关的共同的费用，然后剩下的就是特定的制度产生的特定的费用。这样才能产生有效的结果。我觉得通过简单的问卷调查很难搞清楚这个问题。
    姚洋：首先我觉得衡量制度的成本是很重要的。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0％，但我估计其中可能有2％是不必要的增长。因为我们的管制成本太高，创造了无用的GDP。比如你要注册企业，本来一趟能办好的事情，但是却跑了十趟才办好。剩下的九趟是创造GDP的，你要打车、耗汽油、雇人、付工资等等，这都算进了GDP，但这些GDP是不必要的。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管制的成本在哪里，其实都算在GDP里面了。不管度量是否成功，这个方向是可取的。比较注册企业的成本，这可能有个可比性的问题。但就度量本身，我觉得Benham教授度量的不能叫交易成本。因为早就有人说过，在一般均衡的框架里面是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比如我开一家企业要和别人签一个合同，对我来说这是交易成本，但是对律师就是服务。所以交易成本只有对我而言是成本，对整个社会这不是成本。所以在一般均衡里面，不可能存在交易成本的问题。但我觉得Benham教授更多的是想度量管制的交易成本，是本来不必要支付的交易成本。我觉得是不是要把概念直接放小一点，叫管制成本而不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在科斯那里是中性的词，但是在这里衡量的时候却变成贬义的了。我觉得这是需要区分的。
    茅于轼：我原来把交易成本看成交易中的摩擦损失，和物理中损失能量的摩擦差不多。如果交易成本很高，很多交易就做不成。反过来，降低交易成本就能发现很多交换的机会，每个交换都是创造财富的。也就是说，如果交换成本降了下来，社会的福利就可以大大增加。这样看，交易成本是非生产性的，甚至是反生产的。
    但是我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价格是很重要的，是资源配置的信号。但是价格如何产生？是通过交易产生的，没有交易就没有价格。于是我们把交易成本看成生产价格的成本，这样交易成本就不完全是非生产或者反生产的了。交易成本是有用的，它制造了价格，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这几年得到的一点想法，但是没有发展下去，希望在座诸位能够继续这个思路做些研究。
    评议人一：我接着姚洋教授的话来说，我觉得管制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有区别的。管制在交易中是可能涉及到管制者的利益的，同样对于被管制者也可能是需要的。所以管制也可能有利于市场的一面，它不是只有简单的负面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要分辨哪些管制是必要的有益的、成本大于收益的，哪些情况相反、阻碍交易。衡量这个需要有一些分别，这和茅于轼老师的想法可能有相和的地方。其实管制的办法不只一种，随之的度量方法也可能不太一样。如要研究，可能需要先对每一个方法做一些分析，然后考虑如何去度量。
    评议人二：我们老说交易费用，但是计量不出来就没有太大意义。教授谈到转换费用或者叫交换费用，其实科斯讲的概念比这个小。这里面有一个区分问题。我和一个在另一个地方的人交易，这其中可能就会包含运输费用，这不是科斯讲的交易费用但却是在配置资源。要把这种费用区分出来难度比较大，但是不区分出来研究的意义就不太大。交易费用里面有一些必需的，但是也有不必要的管制费用。我们需要拎出哪些是必要的，不必要的就是租金问题。Lee Benham教授的演讲很有启发作用，但是如果不作这个却分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最初谈到的交换费用里面，有一些属于工程师所研究的费用，另一部分是科斯研究的费用。科斯谈到的交易费用里面又要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业安谈到的必要的交易费用，另一个部分是姚洋谈到的没有必要的管制的费用。这需要计算之前界定清楚。
    评议人三：我是学法律的，刚才听老师们讲到好交易费用和坏的交易费用，我有一些启发想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大型项目的谈判中，我们律师也会参加，我们的作用是降低交易费用。因为交易费用概念很广，以后两方可能上法庭、打官司或者一方不履行合同，这都是交易费用。我们帮助大家达成协议，把最小的风险分给需要承担风险的那方。我们收取律师费但是降低了整个交易成本。所以你付给我的是好的交易费用，我帮你防范的是消极的交易费用。所以整体的交易费用降低了。
    评议人四：张五常也讲说交易成本就是定价费用。但是定价费用也分两种，一种是好的定价比如完善市场的定价，还有一种则是管制所进行的定价。随管制定价而来的会有走后门、拉关系、排队，这样的定价和完善市场上的不一样。
    Lee Benham：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人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新制度经济学与价格制定机制、博弈论、计量经济学这些不相矛盾。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由问题推动的，不是技术方法。计量经济学家想运用计量经济手段、理论学家想运用理论、博弈论学者想运用博弈论，不同的研究者会用不同的技术方法。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不同的视角，那就是我们发现关注的问题，并且希望寻找技术方法去解决。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国家之间会贫富有别？如果目前有技术方法能够帮助回答这个问题，那是很棒的。 但如果只是技术方法还不知如何应用，我们对此就不是那么感兴趣了。
    首先，我要讲的是价格制定机制，也就是标准价格理论。我们看到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用纵轴表示价格，横轴表示数量。这就是价格理论，书中会把相关的价格叫做机会成本，而不是货币价格。相关价格是你所必需放弃的机会成本。有时主要是货币价格，有时货币价格在成本中微不足道。我认为，如果你用机会成本来解释人们做出的众多选择，那么就会显得简单明了。如果你分析一下其中的机会成本，你就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会把货物运到坦桑尼亚去了。所以我们如果想真正清楚人们如何做出选择，就必须分析他们面临的机会成本。
    第二个问题是，你如何把交易成本从生产成本中分离出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想问问各位，你们在生产如何分配成本。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如果交易成本增加，就会影响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相互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加以成本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交易成本下降，那么这个国家的工资就会降低，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往往有较高的交易成本，这近乎简单。博弈论的一个问题是它对交易成本的假设是随意的。生活中的人们没有完全充分的经验来判断这个成本比那个的成本是否更合适。一般说来，那些假设不是系统地做出的。当科斯被问到博弈中的机会主义的行为时，他说富裕的个体和国家可以通过签订契约来避免机会主义，然而贫穷的个体和国家则不能。研究这个问题最优秀的是斯坦福的Greif，他是用制度经济学来分析这个问题最出色的。他用了很多精力来研究，我们必须了解参与者真实面临的选择和交易成本，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模型来复制出这个过程。为什么政府不预测，为什么他们执行的政策千百年来不曾改变？政党的利益不是从得出美好的政策效果而来，而是从得出其它东西中来。也有成功的政府，做得比较好。制度经济学中有很多人在研究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包括从个人到企业再到政府。成功的经济学家都会研究这个，失败的经济学家则不做这个研究。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为什么有的政策在这个地方运行良好但是在另一个地方则运行不佳。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更多人们实际支付的价格的数据，那将用处很大。如果我们去中国不发达地区，那里除了贫穷还有其它的问题。我会预测，那里的工资水平很低，人们不太富裕，但是要完成复杂的工作却需很大的成本。我的预计可能不是很准确，但这就是我的预计。人们往往过于强调自然资源，但是忽视了摩擦的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衡量。衡量交易成本很贵，需要做很多工作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无法分开的。概念上我们将其分离，但实际上很难分开。我们的指数可能比较随意，但GDP那些指数也可能是随意的。甚至会计准则也是较为随意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讨论中得到启示、提出解决方案。出于各种原因，我不喜欢GDP这个衡量指标，但是我又找不出更好的。
    我很欣赏那个关于价格的得到不是没有成本的观点。今年前我曾去过阿根廷，那里的通货膨胀很高，每天10%~20%。那时阿根廷很穷，商店关了，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写着“价格暂缺，停止营业”。确实是这样的，商品比货币更值钱，所以商店因为没有价格而关门了。还有其它的观点吗？我知道我肯定错过了很多的观点。最后我想给出一个理想化的例子。有个阿根廷经济学家，她研究的是房产是否会改变人们的行为。很多人涌入城市，其中大概一半的人最后得到了房产。我们可以比较那些得到了产权和没有得到房产的人们的行为。有房产以后，人们的行为会怎么改变呢？有了房产后，就能得到土地证。这样，孩子受教育的时间增加，房子被盗的几率减小，家庭成员人数也会减少。大家可以在科斯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上找到这篇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想法很感兴趣，我们希望分享你们的观察结果以及你们的经历。科斯研究所每年开一个研讨班，在全世界各地招一些年轻人参加。姚洋在2001年参加过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研讨班。我们会提供一点资助，希望大家都去申请。大家申请的时候需提交一页的论文摘要，在摘要中请至少提一个问题。为了研究我们必须先有问题。
    盛洪：感谢Lee Benham教授，他的演讲带给我们一个研究经济学的新的视角。他的科斯研究所所长头衔是名副其实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更注重的是现实世界和经验。对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最后必须进入技术化的细节。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包括好的交易费用和坏的交易费用，必要和不必要的等等，我觉得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多做关注。总言之，这样的讨论是一种很好的交流也感谢在座的各位教授和博士。感谢姚洋教授给我们牵线搭桥，让我们和Lee Banham教授有见面讨论的机会。感谢参加我们论坛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谢谢！
    2007年03月30日
    来源：天则双周。原文链接：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DWContent.asp?DWID=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