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学家面临千载难逢的机会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人大来讨论中国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之后做这个报告，我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里我提出一个命题，预测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很可能迎来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人才辈出的到来。
    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重新回顾我当初的命题，我觉得我的信心是增加的，不是减弱的。当时我认为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根据这样的看法，经济学理论本身是简单的逻辑体系，用来解释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因为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理论对逻辑本身不能说重要还是不重要，其实大多数的理论经常是很简单的逻辑。那么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就是根据他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如果现象越重要，那么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简单逻辑关系的理论，就是越重要的理论。
    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的经济现象应该讲起来是越来越好了，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第三大的贸易国，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还排在十几名之外，中国的经济增量如果从总量讲，我们当然比美国小很多，但是从增量来讲，很多方面我们可能已经超过了美国了。比如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大约是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这几年基本上是美国的3─4倍，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量至少达到了美国的一半。更何况，如果我们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计算的话，中国现在经济本身的规模也已经超过了美国一半，以美国几倍高的速度在增长，从购买力平价来讲，中国的经济增量已经是超过了美国。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几年在世界上出现的一个所谓的中国热，我们看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媒体、杂志，都以大篇幅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上非常多、非常有影响的着名经济学家，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还有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到中国来的常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大家有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当然经济现象是有的，经济规模是很大，但是要成为经济学大师一定要在理论上有创新，创新的机会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一些新的未被人认识的现象，我们在座的都是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西方在1929年，30年代出现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因为出现的经济现象不能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解释。没有像凯恩斯主义讲的那样，后来出现滞胀，因此出现了理性预期学派，到了80、90年代，我们又发现货币当局确实是可以对经济进行微调，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又被新的理论，像新古典综合派所取代。
    从这种角度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出了非常多用现有的理论基本上是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在座的都遇到很多这样的现象。我就简单的举两个例子，而且是大家熟悉的例子。一个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增长，连续十几年时间的经济增长，但是当时我想，主流学术界对双轨制是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的，我想有一个命题是被广为接受的，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双轨制的经济是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当时主流经济学界普遍的看法是，要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话，就应该推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休克疗法，他们认为经济体系要运行成功的话，必须有制度保证，包括完全的让市场决定价格，政府应该是小的政府。
    Larry Summers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经济学家通常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大家有出乎预料之外的共识。但是，中国78─90年平均的增长是9％，90年到2005年，我们这段时间每年是9.9％，并没有像当时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不进行经济体制变革，很可能经济会崩溃。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那样所预测的那样，苏联也没有恢复增长，他们反而是崩溃了。而且到现在，实际上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恢复的动力和各方面跟中国比较起来还是远远不同。
    另外，最近的一个例子，在2000年、2001年，国外经济学界又对中国产生的争论，也就是中国的经济速度是真的还是假的，争论的原因是我们从98年开始到2002年之间，确实出现了一场通货紧缩的现象，物价每年在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是经济非常的疲软、零增长或者是负增长，只有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才可以转变，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的经济萧条。
    但是中国在98年到2002年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98年是7.8％，99年是7.1％，00年8.0％，01年7.5％，02年 8.0％。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的，比如说97年的时候，我们的能源使用是下降0.8％，98年0.1％，99年下降了 1.6％，一般认为7％或8％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高速的增长，能源的使用是增加的，但是我们的能源使用率是下降，这加深了他们的看法。
    在这种状况之下，一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假的，顶多是2％，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长。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了，我想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高，而不是更低。
    就是说，对中国的很多预测，是跟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是相反的，如果他们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的或假的的争论，我们会说，他在国外虽然也不算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可是他基本是中国的观察家，不是经济学家，有错误还可以原谅。但是对苏联、东欧转型失败的预测，对中国很悲观的看法，中国是继续增长的，对苏联、东欧非常乐观的预测反而是失败，做这些工作的人，应该讲起来都是主流经济学里的主流的经济学家，而且很多是大师级的，这些大师对这么重要的经济现象，开出的药方，做了预测，却是失败的，应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另外就是经济学有问题。我想不能说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可以说就是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展开的。
    我想应该讲，我们现在在教科书里所学的，我们现在在杂志上的主流文献上看到的这些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是有问题的。其实不仅是在解释中国的转型现象有问题，我们再回顾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改革和发展，我们再看看发展的理论，是不是就没问题。我们知道，从90年代，1950─1960年，大部分的国家，二次大战以后取得了独立，开始追求他们更加独立的政策，但是也知道，在经济学发展里大家知道的事实，在50、60年代，按照自己的政策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都比较糟，后来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跟日本，当时的经济政策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讲是不对的。不仅是在政策制定上这样，比如说我们讲增长理论最有名的60年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应该说是收敛的，但是收敛并没有发生。
    前天斯蒂格利茨教授讲，他说台湾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是因为台湾到美国读书的学生中，工程师回到台湾，经济学家没回到台湾。而拉美是经济学家回到他们的国家，而工程师没回到他们国家，所以他们经济发展很糟，而台湾的经济非常好。虽然是一个笑话，那些学了经济理论，回去制定自己的政策，反而很糟。
    仔细研究起来，理论也是进展的，问题是现在进展的理论是不是真正的揭示了发展成功和失败的理由。比如说经济增长理论从新古典增长到现在的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非常强调人力资本，强调规模经济。解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和失败，这是不是真的理论。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我想在他追赶阶段的时候，他的教育总体水平是比发达国家低的，而整体经济规模是比发达国家小。我想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的话，总体水平低，规模又小，那肯定不能改善。可是我们发现，日本跟亚洲四小龙是赶上的。另外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东欧，他们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我们知道，在亚洲国家，菲律宾的教育水平是最高的，斯里兰卡的教育水平也是最高的，但是他们的经济是非常差的。现在最新的增长理论可能没有捕捉到经济发展跟失败背后的真正原因。
    现在有又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些仔细研究的话，比如说新制度经济学，看300年前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怎么样，拿300年前的条件预测现在的经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无法回去改变300年前的事。这样讲起来，我们关心的发展理论，实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
    从改革讲也是这样的，两三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个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迷失的20年，主要是讲从80年代就开始，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世界银行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他发现，如果按照现在发展经济学里面所讲的主要变量，这些指标来看的话，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都不好，比如说政策的预算等等这些都改变了，但是唯一两个没有改革，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一个是宏观经济的运行，他发现在60─70年代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中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5％，但是在80、90年代是低，宏观的稳定在80、90年代即使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宏观的稳定性也是很差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些理论，实际上要拿来用，中国本身有很多的现象，是不能用这些理论来解释的。
    我认为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它不能用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它给我们做理论创新的很多的机会，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在无穷的社会经济中有保留哪些变量，我觉得有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想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比外国的经济学家了解中国的改革有优势，实际上，我觉得，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们对理论进行创新，作出贡献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创新，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我相信很有可能在21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着名的经济学家也会绝大多数出现在中国。
    这是机遇，但是我想要把机遇变成现实，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经济学在中国是学生选修最多的，中国人学经济学是抱着什么态度，是抱着经世济人的态度，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从天朝大国变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因此有两种情操，一个是救亡跟图强的情操，当我们受到外面的压力的时候，国家受到危机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这些危机。和平的时候，就怎么样让我们富强起来。中国本身是衰弱的，国富论本身是在研究一个国家怎么样富强的理论，因此我们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西方经济学，希望学回来的经帮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但是现在取经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取回的经是不是真经，即使是的话，也可能不适用，仔细研究的话，绝大多数不适用。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限制条件之下成立的理论，而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我们的限制条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律构架，等等，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取回的经在西方是合适的，但是在中国是不使合适，要打很大的问号。更何况，西方的经济也不是说固定不变的，并不像释迦牟尼的就是经，而西方本身，经是不断变的。发展经济学也是一样，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都不断的否定过去，我们到底取哪一个经。我觉得对我们经济学教学，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学要真正的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的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而且是对我们老师提出非常巨大的挑战的事。这个挑战首先老师本身必须改变他的教学和作风，因为中国人传统上会做的是把国外的理论拿回来进行总结，然后再重新系统整理一下阐述。
    比如说我在80年代回国的时候，我到哪一个地方，人家都问我说，国外最先进的理论是什么，老让我介绍前沿，希望了解国外。这种教学和研究方式，是不是合适。我觉得如果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理论是要帮助我们了解现象，预测现象，进而根据了解和预测来避免这些现象的话，我觉得老师本身必须真正深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当中的现实，去了解这种现象，去从现象的背后去归纳、抽象，提出新的理论。
    最近，我们在十一五规划里强调自主创新，我觉得在科技上需要自主创新，在社会科学上，经济学跟任何社会科学上都同样需要我们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才可能教给学生的理论是真正的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而不是像刚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讲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学，一种教条主义的教学，你只有研究，才能提出真正的理论，而不是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理论。
    老师还必须要了解任何一个现象，一个现象有不同的角度，就会提出很多不同的理论，有些是互补的，有些是竞争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即使老师教的理论是对的，也必须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不断的在变化，在今天对的理论，明天是不是继续对，不清楚。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想，我们确实必须记住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任何理论都是可道的，不是常道。除了老师必须教学的话，老师在教学上，最后斯蒂格利茨教授讲的，教一个看问题的方法，教一个怎么样学习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就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经济学并不是教学生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教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我的理解，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不可道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他总会做出他认为最佳的选择，这样的一个所谓理性的视角。
    我觉得我们的教学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在这种状况下，要不要教理论，我觉得要教理论，但是教理论的时候要强调这只不过是这种实行视角的幻命，这个理论不是真理，并不是让你拿了去用。我想这个必须贯穿于经济学的教育，最重要是教理性的方法。
    对研究生教育，我个人提出的看法，本科生学会了这个视角，变成了观察问题的一种方式。研究生必须前进一步，除了视角之外，应该训练他们有能力用这个视角来观察现象，来把现象归纳抽象，然后用严谨的逻辑，把他的观察、背后的因果关系用严谨的逻辑表述出来。
    最好的话，也能够建立数学模型，来表示这个逻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必须训练他们，任何理论模型都只是一个教学，任何一个现象只要能够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就代表可以用无数多的内部逻辑一致理论来解释，因此理论之间是会相互竞争的，因此也必须教会学生，索取今天的数据，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跟别人的理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培养一个创新型的经济学的教育方式。
    简单的总结，我对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充满了信息，一方面，时代给了我们机会，二方面，需要我们教学者跟学生共同努力，改变我们教学的方式，那么这个世纪就很可能会到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