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良平：凯恩斯理论的遗产——在华东理工大学的讲演

    70年前，也就是1936年的2月4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出版，从此，这部划时代的著作把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带上了一个崭新的征途。70年来，凯恩斯的理论经历了被人们顶礼膜拜、一统天下，到受到怀疑、遭遇批判，再到起死回生、再度崛起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凯恩斯的理论正在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使这些后起国家的经济避免了大起大落的阵痛，克服了市场失灵的损失，但同时也使这些国家承受着财政赤字、债务危机的痛苦。正因为对凯恩斯理论的评价褒贬相持，我们就更有必要认真地看待它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影响力。
    一、《通论》开创了经济学研究新天地
    大萧条、大危机、大动荡激发了凯恩斯思维的灵感，诞生了这一传世之作。
    经济学界公认，现代宏观经济学诞生于凯恩斯的《通论》。在凯恩斯以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开始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个人行为延伸至整体行为，其中库兹涅茨创立的宏观经济数据统计体系、米切尔对商业周期规律的研究、庇古对经济总量时序数据的研究被看成是凯恩斯以前最重要的西方古典宏观经济学成果。然而，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彻底动摇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根基，人们对被古典经济学奉为圣典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力量对整体经济的调控能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正是这种大萧条、大危机、大动荡激发了凯恩斯思维的灵感，诞生了《通论》这一传世之作。
    凯恩斯理论之所以对传统经济学产生冲击，是因为凯恩斯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市场的失灵。凯恩斯认为，市场力量之所以不能将衰退的经济带出底谷，是因为经济中的某些价格(如工资)具有刚性，不能根据外部经济的变化迅速变动，不能平滑地调节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从而很好地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很显然，凯恩斯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与思考的全新理论体系。从实践上说，在《通论》出版前三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即运用大量公共投资和社会补贴以及扩大银行贷款规模以挽救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并收到了明显绩效。《通论》无疑是给这种政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二战以后，各国政府全面介入战后重建，凯恩斯的理论迅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将其视为正统经济学体系，以取代传统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这一取代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尽管现在经济学界对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大小仍存在着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20世纪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像凯恩斯那样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通论》的理论创新和中心命题是有效需求，以及产出变动而非价格变动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有效需求理论认为，一国的产出水平(就业水平)取决于总支出，主要包括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厂商的投资支出。由于消费支出是内生的，因此基本上是消极的，它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而不是利率水平。投资支出则取决于投资的预期收益(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比较，从而使投资支出成为一个极不稳定的变量，最易产生广泛而突然的波动，因此从本质上说，就业水平真正依赖的实际上就是投资这个极不稳定的因素。
    根据资本边际效率理论，凯恩斯认为投资者对投资的未来收益预期比现期融资的利率重要得多，因此他对利率调整投资量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凯恩斯认为，所谓利率决定于节俭和资本边际生产率这些真实因素的观点是错误的，利率应该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它取决于公众的流动性偏好(货币需求)与货币当局货币供给的关系。利率是人们放弃流动性的报偿，而不是推迟现期消费的报偿，也就是说，公众的流动性偏好比储蓄决策对利率有更大的影响力。由于流动性偏好会随着人们的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而改变，因此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变量。
    由此可见，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产出和就业都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并不能确保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利率是由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储蓄和投资决策决定的。投资的边际效率变化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引起真实产出的变化，最终通过收入的变化，使储蓄调整至与投资相等，充分就业水平也就可以实现。由此可见，凯恩斯的理论彻底摒弃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供给可以创造自身需求”的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需求创造供给”的思想，并使之成为自身理论的核心。
    在《通论》对有效需求理论进行推导的过程中，凯恩斯引入了构成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许多新概念，如上面所讲到的边际消费倾向、乘数、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等。这些新概念构成了凯恩斯的总供给总需求理论，并最终确立了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体系。
    实际上，《通论》所阐述的观点已经远远超出了被传统经济理论理解的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范围，它将政府的力量提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使经济理论具有了明确政治含义：在经济萧条时，要等待经济自己回复到自然率水平是靠不住的。在发生经济衰退时，再一味强调平衡预算不仅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危险，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是回到高就业水平的根本措施。
    二、《通论》体现凯恩斯的个性
    凯恩斯从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使经济理论能为现实经济服务。
    凯恩斯之所以有如此创造性思维，是与他所处的背景及个性有关。凯恩斯的父亲是剑桥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其母亲也是早期剑桥毕业生，曾任剑桥市长，因此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机会同一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接触，并接识一些有文学艺术才能和创新精神的朋友。后进入剑桥大学专攻数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到剑桥皇家学院任经济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征召进财政部工作，曾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因对德国赔款问题的意见未被接受而忿然辞职回到剑桥。以后担任权威刊物《经济学杂志》主编，先后出版过几本名著，从事证券投资获利数十万英镑，兼任不少公司的顾问或董事，开办过艺术剧院，担任过皇家学院总务长。1930年代，他已是国际知名人物，二战期间担任了英国财政部顾问，战后又积极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开发银行的工作，后因操劳过度，于1946年60岁时心脏病突发而逝世。
    从凯恩斯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是才华横溢的思想家，思想敏锐且具辩才，精力充沛而绝对自信，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崇拜个人，更不崇拜传统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善于吸纳新知识，喜欢反省自己，一旦发现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能很快放弃旧观点而提出新观点，故有人说他是“多变的凯恩斯”。在《通论》发表以前，他的这种性格的最重要体现是1919年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这本书使当年33岁的凯恩斯一跃成为知名人物。巴黎和会期间，很多人都想使战败的德国支付尽可能多的战争赔款，以惩罚德国而治愈自己的战争创伤。凯恩斯从货币经济理论角度坚决反对迫使德国支付过多的赔款，认为赔款国大量支付赔款必然使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价值相对降低，从而有利于赔款国的出口，其结果反而使赔款国所支付的赔款从进出口贸易中得到补偿，最后不仅是那些获得赔款的国家实际上代替德国支付了赔款，而且还不利于欧洲经济的恢复，并有可能引发又一次战争。可惜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条件下是很难被人接受的。
    之后，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三部，即《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和《通论》，前两部名著可以看成是为《通论》作的铺垫。从所有这些学术成果中可以看出，凯恩斯从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使经济理论能为现实经济服务。他的广泛阅历、反叛精神、正视现实的作风、不断反省自己的勇气都为他的巨著诞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通论》出版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各大学的青年学者等不及当地书店的发行，就急于联名写信到英国函购。尽管《通论》的篇幅还不及《国富论》的一半，而且还存在着体系不够严密、理论概念前后不一致，是公认的历来经济学名著中条理最不清的著述之一，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它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它的问世，不仅使现代宏观经济学得以形成，更重要的是使西方经济学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追随者无数，并以标榜为凯恩斯主义者为荣。凯恩斯去世后，众多经济学家总结并发展了凯恩斯理论，形成了炫耀一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
    20世纪50至6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了战后高速增长期。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及调控使经济保持了比较平衡的增长。这些实践都证明了凯恩斯理论的正确性，从而使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同时，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围绕凯恩斯理论存在的缺陷，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修正与改进，形成了一大批对经济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学术成果。在众多经济学家的修正与补充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变得更为完善和成熟，并在60年代达到顶峰。
    三、凯恩斯理论的危机和复苏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西方经济学家都不得不围绕着凯恩斯理论展开自己的研究。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理论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与危机。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出现了在高通胀情况下的高失业，菲利浦斯曲线消失了，经济进入了“滞胀”时代。而在这之前，没有一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预测到滞胀的出现。这一现象尤如30年代大萧条出现那样让所有经济学家开始对凯恩斯理论进行深刻反思。经过多年研究，经济学家得出解释，即滞胀的出现是因为形成了一种同时对价格和产出产生不利的供给冲击。这种理论的出现，显然是对以有效需求为核心的凯恩斯理论提出了挑战。
    上述挑战的主要代表是以卢卡斯、巴罗和萨金特为首的一小部分青年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政府在系统稳定经济方面是无效的，这是因为微观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他们会根据政府的政策迅速调整自己的决策，由于他们的决策比政府更加灵活，所以政府的政策效应会很快被抵消，从而使政府的政策失灵。他们认为，由于企业和个人是理性的，他们会对政策制定者可能制定的政策进行预测(理性预期)，并通过这种预期提前对政策作出反应。很显然，这是政策制定者和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种博弈过程，这一博弈会使政策的效果在这些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面前变得非常微小，根本不可能像凯恩斯所预言的那样有效。后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还证明：由于预期和博弈的存在，政策制定者的一些动机很好的决策，却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自卢卡斯等人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后，这一思想很快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围绕着这一思想所展开的研究贯穿了整个70-80年代。随着对理性预期理论研究的深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了深深危机，西方各国政府纷纷抛弃凯恩斯主义，开始返归新古典经济学。然而，80年代世界经济履遭重创的经历并没有证明新的理论有什么独到之处，于是人们就对理性预期理论产生了疑问：在经济决策过程中，个人、企业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是不是都能理性地形成预期？人们的现实预期与理性预期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进入90年代后，有一批经济学家开始针对现实市场的不完美性重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形成了名义刚性、真实刚性理论，以及以“效率工资”理论为代表的失业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在继承与修补凯恩斯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从《通论》诞生至今的70年间，尽管对《通论》的评价起起伏伏，但一点不影响凯恩斯理论至今仍是西方经济学研究主线的事实。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西方经济学家都不得不围绕着凯恩斯理论展开自己的研究，《通论》的影响可见一斑。
    四、凯恩斯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
    如果没有一定的市场化规模，宏观调控的效应就难以到位。
    尽管我国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引进和研究凯恩斯理论，但我们对凯恩斯理论的真正理解还是在1998年以后。1998年以前，尽管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已经实施了20年，但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基本上还是以短缺经济为主，供给不足导致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放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调整产出结构、刺激供给方面，我们要克服的主要困难是刺激供给和调整价格结构所带来的通货膨胀。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诱发了我国经济实际上存在着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周边国家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使我国的出口贸易受到挑战。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主要靠出口带动经济的增长，一旦出口出问题，以产品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为基本特征的通货紧缩就立即显现。
    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国1998年采取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的措施。首先是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财政赤字额从1997年的582亿元逐年上升到2002年最高峰的3150亿元。这些增加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希望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收入增长，进而带动消费增长。其次是实施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将基准利率从10%以上一直降到2%以刺激私人和企业投资外，还将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从13%分两次大幅度下调到6%，使货币投放增加一倍以上。此外，政府还连续实施了给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者加工资、通过减税刺激当时萧条的房地产市场、鼓励下岗工人自主创业等一系列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
    从现在的经济状况看，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压力，促进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起到了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而且，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调控方式与方法。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我国经济波动的稳定性就可以看出目前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成熟度。1997年以前，我国经济一直没有摆脱大起大落的周期性影响，例如整个80年代，最高年经济增长率为15.2%(1984年)，而最低年增长率为4.1%(1989年)；90年代初期，最高年增长率曾达14.2%(1992年)，而最低年增长率仅为3.8%(1990年)。然而从1997年至今，我国经济增长率则一直在7-10%之间波动，经济波动明显趋于稳定，这样一种理想结果应该可以看成是宏观调控的成功。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宏观调控存在着的难度。从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力度比较大，但尚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我曾仔细分析过其中的原因，发现政策效应不足与我国的市场仍然缺乏弹性有关，即IS曲线和LM曲线过于陡峭，导致私人投资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不敏感，使乘数效应达不到宏观调控初始设计的水平。凯恩斯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前提是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如果没有一定的市场化规模，宏观调控的效应就难以到位，这一点已被我国这几年的实践所证实。今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这明确表明了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因为只有坚持改革方向，宏观调控才能更为有效。
    除了市场化基础外，我国还存在着大量过剩劳动力问题。在可预测的未来几十年中，我国每年将新增劳动力700万左右，同时农村约有2亿多剩余劳动力。如果按农村人口城镇化每年增长1%计算，农村劳动力每年向城镇转移约100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每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也就在800万个左右。可见，就业问题之突出是其他国家所未见的，也是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一个巨大压力。凯恩斯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来解决就业问题，因此，针对我国如此严峻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当根据国情来借鉴，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通论》所阐述的观点已经远远超出了被传统经济理论理解的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范围，它将政府的力量提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使经济理论具有了明确政治含义：在经济萧条时，要等待经济自己回复到自然率水平是靠不住的。在发生经济衰退时，再一味强调平衡预算不仅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危险，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是回到高就业水平的根本措施。
    石良平，1955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上海市统计局从事国民收入核算工作多年，现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出版《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国经济波动与监测预警》、《结构性通货膨胀论》等学术著作4部，《宏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等教材3部，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