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
王梦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王梦奎先生应北大在线之北大讲坛邀请在北京大学所做演讲全文,经本人审阅。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我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判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进程做出的。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以作出以下四点基本判断:
(一)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原定20年翻两番的目标。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长期困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普遍短缺的状况根本改观。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是根本性的转变,表明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为主的阶段,转变为需求约束为主的阶段。这引起宏观经济政策的根本性变化,即由过去的限制消费的政策,转变为扩大消费与改善供给相结合的政策。
(二)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快,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近20多年来,我国产业构成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变动趋势。从农业方面说,1978—2000年,农业迅速发展,农产品供给实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在这个前提下,第一产业比重由28%下降为15%;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占总就业的比重由70%下降到50%以下;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量迅速增加,但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由50%下降到10%,工业制成品比重由50%提高到90%。从工业方面看,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贡献日前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5%以上。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在60年代提出的工业化划分标准,换算为1998年汇率,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工业化初期为人均3010—5350美元,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是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有十多亿人口,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体制背景,进行国际比较,有许多指标会发生扭曲,在许多方面有不可比性。读书要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三)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是理论创新,也是制度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综合评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超过50%。任何国家的经济市场化程度都不可能达到100%。总的判断,中国已经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变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由封闭半封闭型的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32位上升到第6位。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全方位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也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给中国造成不利,这完全是有的发达国家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
(四)人民生活实现两大历史性的跨越。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由温饱到达小康。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群众消费由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数量的满足,发展到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从以农产品消费为特点的温饱型,进入以工业品消费为特点的小康型。城乡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将近3亿农村贫困人口中有85%以上已经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降到3%。国家统计局课题研究组根据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五个方面16项指标,对小康进程的综合评价,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大约有75%的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13%接近小康水平,12%离小康还有较大差距。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根本解决。祖祖辈辈关于小康生活的梦想,今天成为现实。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牌。
上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按照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走了头两步,现在开始走第三步。
三步走走了两步,不等于走完了现代化全程的三分之二。前两步是20年,第三步要用大约50年。这里讲的是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考察中国经济,要注意总量和人均两个方面。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六位,按近些年的发展态势,2010年前后会超过法国(2005年)、英国(2007年)和德国(2013年),成为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位。但人均还不到1000美元,刚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要更多一些,也还是中下收入国家,在世界上的排名变化不大。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样的判断,和说“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初步达到小康水平”,是同样的意思,是“总体上”和“初步”这种总体判断的具体说明。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
第一,小康社会是从温饱到现代化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发展阶段,小康水平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现在刚刚迈入小康社会的门槛,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现在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
第二,即使低水平的小康,全国也还没有全面达到。农村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已经脱贫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很脆弱,很容易返贫。城镇有将近2000万人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城乡失业人数还相当多。还有更多的人口,虽然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尚未达到小康。
第三,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以及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人均GDP上海4000美元以上,贵州不到400美元;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及小康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进展状况和达到的水平是不平衡的。一般说来,吃饭穿衣的基本生存条件解决得比较好,在文化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还比较差。至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更大差距,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还很突出。
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虽然某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但考虑到广大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就全国总体情况来说,巩固和提高目前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2001年起,要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用5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是考虑了全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www.bdjt.com)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开始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起点。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也是党的一贯宗旨。对于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又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实现现代化的路线、进程和方法,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对其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在经济建设方面曾经发生过急于求成的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根本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确立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目标,是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是这种战略调整的倡导者。他在1979年所提出的小康概念,引发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把2000年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小康,是对当时沿袭下来的“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再认识的结果。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当时曾经起到过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邓小平预见到这一点,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新说法”。他解释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或者只能是低标准的;而是说,20世纪末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不久他就正式提出,20世纪末的目标是达到小康。这种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调整,使我们的脚真正踏上了实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逐步形成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证明这种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完全符合中国国情。
“小康”这个词,最早是《诗经》上说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很劳苦,应该让他们稍得安宁。白居易的诗,还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过小康的说法(《老病相仍以诗自嘲》:“昨因风发甘长往,今遇阳和又小康”)。后世人们把家庭稍有余财,可以安然度日,称为小康。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儒家的《礼记·礼运》,这是西汉时代的书。这部书里讲的“小康”,是和“大同”相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话,人们都不陌生。在那里,“大同”是儒家的乌托邦,只存在于远古的尧舜时代,而现实社会(“今”)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今不如古。这是一种向后看的理论,但小康指的也是政教清明,人民富裕安康的社会局面。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向前看的,他对未来大同社会做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空想设计。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写的一篇著名论文里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说共产党人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里所说的大同,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即共产主义。这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而赋予其全新意义的一个典范。邓小平关于小康的论述,也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同时也是吸收民间语言)而赋予其全新意义的一个典范。
毛泽东所说的“大同”是未来的理想;邓小平所说的小康是现实的目标,是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温饱有余、但还不富裕,这么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www.bdjt.com)
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理论,促进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规划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大方向,在它的指引下顺利实现了头两步战略目标。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和纲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理论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前期阶段作出了全面规划,实现了第三步战略部署与第二步战略部署的有机衔接,为从小康逐步走向现代化提供了行动纲领。
考虑到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初步实现,考虑到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五十年时间跨度比较大,考虑到我们目前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以需要划出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提出一个鲜明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十六大提出,要在21世纪的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务实的、温和的、甚至可以说是较为低调的目标,有利于真实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也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的精神实质,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发展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和首要的任务。经济增长速度,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需要年均增长7.18%。这样,到202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40万亿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为4.3万亿美元,人口14亿多,人均可以达到3000美元。这是十六大提的唯一具体指标。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已经提出,2010年要比2000年翻一番。在十六大报告起草过程中,曾经考虑过,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现在提“力争”20年翻两番,和原来要求是不同的量。这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基数越来越大,考虑到各种不确定因素,是留有余地的。(www.bdjt.com)
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地区协调发展这么三个方面。
基本实现工业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今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面临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另一方面,世界科技革命改革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不能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提法,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就,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就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中心的工业化。第二个要点,是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传统的工业化,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环境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和外交斗争中的重要问题,我国面面临很大压力。这样的国际环境,以及人民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加上我国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基数愈来愈大、资源消耗愈来愈多的矛盾,都不允许再走传统工业化的路子,而必须把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要求。第三个要点,是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工业化的实质,是发展近代工业,用先进的工业装备传统产业特别是农业的过程。技术装备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扩大就业存在一定矛盾。人力资源丰富是我国优势,同时也存在就业压力。要正确处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岗位的关系,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展趋势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会快于传统产业,但传统产业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占主要份额。目前我国出口商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2001年,全世界平均每人拥有1双中国制造的鞋,2.8件中国的服装,1.7米中国的布,1条中国的毛巾,1双中国的袜子,0.5顶中国的帽子。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且说明这方面潜力不是很大。即使在这个领域,也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也要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www.bdjt.com)
加快城市化进程也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农村发展面临着如何逐步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都是大问题。过去“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就是农业问题。现在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已不限于农业问题,而是“三化”问题,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问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光靠农业,光靠增产粮食,不能解决农民增收和农村现代化的要求。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加上农业生产季节特点,许多地方是“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赌钱”。应该说两句话:一句是,“手中无粮,心中必慌”;一句是,“手中有粮,未必不慌”。解决农村问题需要从农村外部和内部多方面努力。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推动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说“城镇化”和“城市化”,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也是工业化进程的实质内容。1978—2000年,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由70%降到50%,城市化率现在是37.6%,1978年是18%,提高近20个百分点。这只是大体近似的比较,因为统计口径有不可比因素。因为起点低,现在我国城市化率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这也说明发展潜力大。城市化将会成为未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在过去20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占16%左右,也就是1.5个百分点。今后二、三十年,还会保持劳动力便宜的优势,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这包括就地转移和进入各类城市。不能都拥入大城市,要防止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病”,要重视小城镇的作用,但光靠发展小城镇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据调查,外出务工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小城镇(含县级市)和农村的比例,是4:4:2,这样算来,大中城市加上县级市和县城,当在60%以上。因为城市人口多,第三产业容易发展起来,有聚集效应。城乡分割是历史包袱,解决得好可以成为推动发展的动力。估计2020年城市化水平会达到以50%以上,每年提高0.6多个百分点就可以达到,近10年提高约10个百分点。十六大报告原来想提这个指标,为了防止刮风,不讲效益,一哄而起,没有提。城市化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长过程中,土地仍然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
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地区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自古以来发展不平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就是发展不平衡的写照。如果说“春风不度玉门关”是指自然风光,那么,“陇中苦瘠甲天下”就包含了经济发展水平。古代的不平衡,大体上是由自然环境、战争和民族迁移造成的,现在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地区政策几经变化,地区差距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不是短期的政治突击任务,而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落后地区如何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有利条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有可能用更大的力量支援落后地区发展,这几年国家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大量投入。不利因素是,不少地方自然环境恶劣,以及劳动力近乎无限的供给客观上给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所带来的特殊困难。根据我们的研究,近期地区差距还是扩大的趋势。全国是这样,省、区内部市、县之间也是这样。其实质是城乡差别的问题。贵阳与北京的差距,小于贵阳与贵州最贫困地方的差距。北京与纽约的差距,小于北京与中国最贫困地方的差距。东、中、西部的划分并不确切,只是一个习惯的、大体上的划分。按现在的划分,西部地区包括西南五省、区、市,西北五省、区,加上比照实行西部优惠政策的内蒙和广西,国土面积占全国的71.3%,人口将近30%,GDP不到20%。可以说,没有广大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点在东部地区,而最终落脚点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要继续支持和鼓励他们发展。如何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促进地区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大量政策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www.bdjt.com)
经过20年的努力,可以基本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50%以上,目前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可以逐步得到扭转。这样,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就能初步改变。工业化、城市化和地区协调发展的过程,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也是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第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继续高扬改革开放的旗帜。现在的情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旧体制的积弊尚未完全清除,新体制还不健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仍然有赖于体制的创新和不断完善。20年的目标,是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2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1992年以前是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1992年之后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建立完善的、与国际市场运行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初步建立,实现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的、由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特定意义上的改革,就完成了。至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那是永无止境的。
对外开放也是改革。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走出去”战略的实质,是将我国的发展空间,从本土拓展到境外。我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资源支持问题是关系现代化能否持续的大事。对外投资可以带动商品出口和劳务出口,也有利于获得资源保证,例如石油。国内石油开发不能适应需要,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进口量今年达到8000万吨,很快就会达到1亿吨。有一种预计,2010年石油的进口量超过1.5亿吨,对外依赖程度将达到50%左右,2020年前后年进口量可能达到3亿吨,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进口大国。而在世界石油市场,20家大型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0%。我们必须在国际上寻找稳定的石油资源供应。今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石油资源已经达到2000多万吨。我国石油进口来源,中东占54%。非洲占24%,印尼、越南等国占14%,其他国家8%。俄罗斯有很大潜力,双边合作有很好前景,也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我国比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总量小,但比重大,依赖度高。石油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同国际经济形势和政治格局有密切关系。美对伊拉克战争有深刻的石油背景。建立国内石油储备体系是一个战略问题。一般说来,根据我国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在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上,除资源进口外,还要减少初级产品出口,进口高资源消耗的产品,以节约资源。虽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会相对下降,但资源将长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形式和步骤,今后会越来越重要。
第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对于小康的认识,开始大体上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的要求,现在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十六大规定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也规定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这表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性,也表明了发展和改革的统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要求。大体说来,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十二大报告以来,政治文明有的内容列入精神文明建设,有的内容列入民主法制建设。现在提“三个文明”建设,是认识上的深化,丰富了政治建设的内容,对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十六大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人是重要的,但制度更重要。邓小平同志1981年专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话说得多么深刻!他在20多年前所提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各方面的改革,各方面的成功经验,都要上升为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所谓政治文明,也可以更宽泛地理解为制度文明,即各方面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和健全。制度建设既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保证,也是实现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现在只是“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要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巩固扶贫成果,尽快使尚未脱贫的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所有现在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的,都要努力争取尽快达到,这样就可以把“总体上”三个字拿掉。
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解决就业问题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就业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在基本生存资料得到满足和初步达到小康以后,人民生活继续改善的方向,是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提高生活质量。现在市场日用商品过剩,要在这些方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我国经济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需求约束愈益明显的条件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也是开拓国内市场和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包括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以及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秩序。这是使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权利和生存环境得到全面改善的目标,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第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是不平衡的。现在所达到的小康水平,发展很不平衡,未来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也将具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最困难之点,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不是在东部,而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十六大报告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报告强调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大中部地区结构调整的力度,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支持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要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或多层次性,各地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会有高有低;同时必须注意到国家现代化的整体性,不能层层分解,划小地区范围,降低现代化标准,纷纷宣布率先实现现代化,或者纷纷宣布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那样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可能产生消极后果。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六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绝不是很容易达到的低标准,而是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高标准。现代化有更高的标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20年,是巩固和提高现在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的时期,也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20世纪的最后20年,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21世纪头20年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经过这个阶段的改革和发展,就可以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人问:实现了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否还是小康社会?我认为,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都是小康社会;那个时候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许,在那以后,会把实现现代化提上实际议事日程,逐渐淡化小康的色彩,更多地强调实现现代化这一面。这也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问题今天可以不讨论,由后人来解决更好。(www.bdjt.com)
三、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这是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国际上,有各种议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各种议论都有。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是非常艰巨的历史性任务,绝不是没有困难的,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不仅是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而且要实现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要进行三个文明建设:不仅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进行政治文明,也可以说是制度文明建设,即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三个根本性转变,三个文明建设,都是极其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在这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利益关系的调整,弄不好就会引起社会震动,保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全面建设小康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还需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的影响。在开放的条件下,国际环境愈益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地加入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市场开放程度和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将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矛盾,有许多棘手问题需要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许多两难的选择。我们要清醒地估量这些困难,居安而思危。《贞观政要》上说:“知其所以危则安矣,知其所以乱则治矣,知其所以亡则存矣。”这话是有道理的。
以上所说的困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也只有在现代化进程解决。综合分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是宏伟的,是鼓舞人心和催人奋进的,也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我国经济具备持续快速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我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是有充分根据的:
——我国经济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已经大规模展开,刚从温饱进入小康,不论投资还是消费,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处于经济迅速扩张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城乡建设的开展,产业结构的提升,都会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技术革命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过去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和交通“瓶颈”得到根本缓解,各种建设材料和机器设备供应丰富且水平不断提高,加之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许多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建设事业现在能够做到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丰富的资源更充分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这和过去物资匮乏的困难已完全不同。
——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体制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将会在改革和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将使我们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效应。
——具备支持经济发展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求稳定谋发展是人心所向。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但劳动力便宜是竞争优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科技人员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成长起来,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从外部环境看,虽然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打不起来,我们仍然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经济总量相当大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任何重大进展,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中国兴起势必要参与大国之间的角逐,不可能不在国际上遭遇阻力。妥善处理对外关系,包括外交、对外经济和对外文化交流等等,是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争取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有党的坚强领导。实践证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正确的,基本方针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十六大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坚持这些基本经验将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预期的成功。
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就是国内外环境中这些有利因素的综合。这些有利因素,都不是短时期,而是较长时期起作用的;都不是无关大局的细枝末节,而是关系全局的、战略性的。现在,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世界看好我国经济发展前景。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远比过去艰巨复杂,但现有基础和有利条件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完全可以相信,只要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努力做到发展有新的思路,改革有新的突破,开放有新的局面,各项工作有新的举措,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一定能够实现。(www.bd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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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如果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发展近代工业算起,到新中国成立,大约是一百年时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前提。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也是大约一百年时间。我们总共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今天这样的小康社会。初步实现小康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越过了一个重要的临界点,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实现了十六大所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中国社会经济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现代化就胜券在握了。(www.bdjt.com)
嘉宾点评:刘伟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感谢王先生,在感谢王先生之前我也为今天来听讲座学生的纪律所感动。说实话,北大有一个传统,也是北大学生平时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无论多大的学者、多大的官员来做讲座,他不爱听的话,立马就走人。同学今天有这么好的纪律,我特别感谢。我之所以感谢同学,更重要的原因是王先生给我带来了一个感谢大家的机会。王先生做的这个报告实在是太精彩了,我觉得整个报告精彩但又极有科学的精神,生动但又极有凝重感,热情又极有责任心,让我确实感到我们北大的一个学长,一个深入研究的学者,一个对我国极有责任感和历史感的研究者给我们带来的教诲,这不仅是学识上的。此外,通过这个报告,通过王先生对中国这些基本的经济关系的内在规律把握,这些数据和线性的判断,我想大家能感受到什么是对国情的深入研究;通过王先生今天运用到的大量的数据、事例、古今中外的比较,信手拈来,我想大家也知道了什么是学识渊博;通过王先生今天对我们的前景目标的分析、达到这个目标的矛盾困难的判断,我们会知道什么是学者的冷静。十六大以后我开的会很多,接触到的这方面的观点和说法也很多,大部分的说法都是认为我们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一定可以实现,而且实现了还富裕。但是真正地说到这个目标可以实现,而且能够正视实现这个目标的困难和挫折的观点才可能是我们现在更加需要的,那么,这就是王先生今天所作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让我非常感动和受教育,不仅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学识,也体现了北大老学长们科学的风范。
我们十六大的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我记得58年的时候的口号叫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个时候放卫星啊,经常说“某某村几月几号进入共产主义”,这个都是有案可查的,当时的《人民日报》都是有记载的,这都是放过政治卫星的。特别是文化革命的时候,四人帮不要我们国家搞生产搞建设。我们周总理曾经提出到2000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有历史背景的,是用来鼓舞人们搞建设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也只是一个空想,到2000年我们国家怎么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呢?恐怕一个也实现不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有特殊的历史原因的,是用来鼓励人们发展生产的,但是从科学性上来说确实是有欠缺的。所以呢,后来小平同志就把它改称“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这个目标比较务实。现在呢,我们中国人不说到哪天哪天要实现怎么样的一个目标。八几年的时候,我路过河北的一个很穷的县,叫做“蓟县”。那个时候赵紫阳提出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刚提出没有多久,我路过蓟县,就看见城墙上面有大幅的标语——全县人民团结起来,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我当时就想,你在国内能循环就不错了,还国际大循环呢!(笑)农民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的大问题,农民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他们希望摆脱贫困,但是又苦于没有摆脱贫困的办法。所以啊,在农民的头脑里面,如何摆脱贫困的办法不多,如何摆脱贫困的梦想很多。比如什么摇钱树、聚宝盆之类的传说很多啊,这就是农民的浪漫啊!(全场笑声)真的,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浪漫,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精神。王先生的报告给我们带来了我们目前非常需要的这种科学精神。再次感谢王先生。下面的时间留给各位同学,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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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提问:
问题一:王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的精彩演讲,前一段时间社科院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县地级领导做了一个统计调查,其中有78%的市长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不稳定时期,有10%的市长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极不稳定时期,只有12%的市长认为中国现在还处于稳定时期。在这里我想向您请教的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脆弱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以及针对这些脆弱性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看法。
答:我刚才讲了,保持社会稳定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发展本来就含有不稳定的因素,因为要改变原来的状态,这是从抽象的学理上说的。现在讲的稳定,不是指的这种学理上的不发展变化的状态,而是让不稳定因素在可控范围内。按照国际上的说法,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是社会处于不稳定的时期,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个时期。我国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失业人口,社会收入的差距,地区的差距,由这些因素产生的,所以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前进过程中的问题。从收入差别来说,我们主要应该采取法制的办法,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对高收入者的税收。你说的那个调查我没有看见,我不知道它提到的稳定、不稳定的标准是什么,是完全不可控的动乱,还是虽然意见比较多,但还在可控范围以内,可以改善的时期。如果从这个根本标准来判断,应该说,中国现在的不稳定,还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还在可控的范围内,还处于改善的时期,不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应该说基本上是稳定的。(www.bdjt.com)
问题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存在一种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体现在城市、农村,地域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中西部地区还有农村的不均衡体现在它最初的基础就很差,我们小康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大家的收入差距缩小,那么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呢?我国的社会公平怎么实现,我国的性质又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答:我讲的意思不是不要缩小差距,我的意见是不能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缩小差距,因为那样会影响发展。缩小差距是一个过程,现在国家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是为了缩小差距。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地区差距在近期内不会缩小,因为各地的基础不同,发展的客观条件也不同。绝对差距在一定时期内会继续拉大,相对差距则取决于各地的发展速度。比如说,上海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而贵州不到400美元。上海增长10%,就是400;贵州增长10%,只有40。绝对差距拉大了。这种绝对差距的扩大也存在于美国、日本和我们之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要求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赶上。我的意思不是不要缩小差距,而是说差距不能很快缩小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事实。国家要用经济政策来解决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问题,同时通过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进行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只有靠经济发展,用法制办法来进行调节。(www.bdjt.com)
问题三: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社会的均衡、全面发展,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障碍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提出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和提出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具体实现目标的途径,您认为什么途径是可行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主体应该是谁,现在的主体是谁?现在似乎是政府在主导。
答:目前现代化面临的困难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观方面,一个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比如说意识的落后,体制的不健全,思想与工作的不适应等等,我们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解决。客观方面,比如说,有不少地方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就比较困难。有些要通过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另一些需要改造客观世界来解决。
你讲现代化建设的主体问题,应该说主体是全国人民。你认为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对政府的作用应该具体分析。一种作用就是行政干预,行政审批,计划经济式的参与,瞎指挥、一阵风等,都是我们现在应该改革的。但另一方面,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要实现现代化,有秩序的社会变革和强有力的集中领导是很重要的。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社会转型很可能会陷入混乱的状态。很多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这种领导要不断改进,所以我们提出了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民主法制建设,精简机构等措施。政府的领导和人民是主体并不矛盾。
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很难用简单的一句话回答。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不同方面有不同的实现途径,有不同部门的人都在寻求解决途径。总的来说,我认为是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发展、通过保持社会稳定来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是最高度的概括,并不是一句空话。(www.bdjt.com)
问题四:王先生您好,今天很荣幸能听到您的报告。众所周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对于平衡收入的方法是通过税收,通过累进的税收制度,在达到公平的同时往往对效率无法兼顾。而我国目前农村税收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比城市税率更大,从这点看又有一个累退的税收。我想问一下税收制度在收入差距缩小方面的作用会是什么?
答:税收是一种手段,并不是唯一手段,例如,发展教育和扩大就业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手段。所以现在鼓励创办小企业,你吸收劳动力占多少以上可以在税收上享受优惠政策。扩大就业后,失业者变成就业者,收入增加,差距就缩小了。还包括发展教育,教育程度提高,就业机会多了,收入也就增加了,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税收只是对既成的事实进行调节。对于农村税收问题,我主张取消农业税,农业属于弱势产业,现在征农业税的国家已经不多了,加上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需要保护,而很多保护措施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限制,但取消税收是不受限制的。现在农业税的总量350亿元左右,去年的全部税收是15000亿元,350亿不是一个大数目。这涉及国家整个政策的考虑,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国家取消税收后,乡政府的开支是完全取自于农民的,国家可以向基层政权施加压力,要他们精简结构,提高效率。而且我还进一步主张,在有条件的地方,至少在内地的许多地方,撤销乡政府。现在中国政权包括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一级,五级政权,可能是世界上政权等级最多的。过去乡在政府功能上是不完备的,现在越来越像一级政府,越来越完备,县有什么机构设置乡也有,因为宪法上规定乡政府是国家的基层政权。在河南、河北等地方,两个乡政府间的距离一般是5公里左右,按照管理学原理,交通发达后管理半径应该延长,乡政府取消后还有利于县政府工作更深入实际。这样才能精简机构。现在一些省搞撤乡并镇的试点,效果很好。
此外,缩短贫富差距和教育也有关系。城里面的人读书是国家拿钱支付小学、中学教师的工资,农村中是老百姓拿。以前一直是国家统一支付,改革初期国家财政困难,农村经济状况比较好,将办学的财政负担交给了农村,现在农民中教育经费一般占60%—70%负担。我主张农村义务教育由国家出,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www.bdj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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