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经济学并没有“犯错”，而是缺乏一个分支

    
    
    【编者按】9月21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聚焦｜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圆满举行）。来自国内外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三十位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取得突出学术成绩的中青年学者报告了新近研究成果。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就“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李稻葵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已经李稻葵教授本人审定。
    Editor's Note: At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orum" which was hosted by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Daokui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summarizing the main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next 30 years, China will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and enter the ranks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meanwhile,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style, will basically take shape. To achieve these two expectations, three major challenges must be addressed.
    引言
    尊敬的胡鞍钢老师，各位老师、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国情研究院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召开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论坛。刚刚胡鞍钢老师在致辞中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70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协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历史性、全球性的影响。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发展与历史上其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对比，例如美国内战后的40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40年、德国19世纪统一后的40年等等。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不仅在经济增长的总量上远远领先，占世界经济比重的增加幅度也远远领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4.9%上升到18.2%，上升了13.3%。相较而言，美国经济最辉煌的时期，也就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的40年，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只上升了8%。
    毫不夸张地讲，从全球视角看，新中国70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值得认真总结。
    一、从经济学角度总结新中国70年发展的意义
    最近我们的研究团队花了很长的时间做了一个课题，叫“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为什么做经济学总结呢？
    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地发展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百姓还有很多期许，我们只有4亿中等收入人群，还有近10亿人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中国要继续发展，这要求我们牢记已经走过的历程，因此必须认真总结过去发展的经验教训。
    第二个理由也很重要，就是在总结的基础上在国际范围内讲清楚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发展逻辑，这有助于在国际上化解误解，在国际上获得更多支持。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一些外国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政府官员甚至社会精英认为中国占了西方的便宜，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总结对这些观点进行回应。
    经过仔细推敲，我们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总结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应该分成两段进行，即从建国初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40年这两个时期分别进行总结。
    从发展目标看，这两个时段一以贯之，是具有整体性的历程。但是，两个时段发展经济所运用的具体措施、工具以及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大不相同，因此我们选择从两个时段出发分别进行总结。
    二、新中国前30年（1949-1978）经济学总结
    （2个经验3个教训）
    我们认为，头30年的发展有5点重要的经济学总结，其中两个是宝贵的经验，三个是值得我们牢记的教训。
    第一个宝贵经验是，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间，中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扫盲运动”，中国的文盲率从1949年的80%下降到1982年的23%，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相比之下印度2011年的文盲率仍高达28%）。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投入，小学教育得到普及。同时，中国政府特别强调基础教育层面的男女平等，至1976年中国的中小学男女生比例约为100:80，比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更为均衡。
    公共卫生方面，建国初期提出了以预防为主的卫生理念，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向百姓推广卫生常识，提高居民卫生意识，建国头30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大约翻了一番，婴儿死亡率从20%降到5%。
    卫生与教育的投入为中国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为此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今日享受的许多习以为常的便利都与卫生改善、基础教育普及密不可分——我们找不到路可以拿着字条问保安，网购商品有快递小哥按照订单地址送货上门，因此如果一个人不识字，那恐怕连保安、快递员的工作都无法胜任。重视公共卫生、基础教育与基础设施是我们头30年发展的第一个宝贵经验。
    第二个宝贵经验是，自主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人才、用好人才。
    头30年我们在科技领域有许多突破，比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岛素，青蒿素，在海南岛种植人造橡胶等等。今天年轻的学生对那个时代我们在很多领域“被迫”依靠自己取得突破的历程都不甚熟悉了。
    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总结是自主创新的成功不是靠“喊口号”得来的，而是要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第一，要开放学习，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大量引进国外科技期刊，即便在“文革”期间科技期刊的引进也没有停止。第二，尽可能引进国外专家，从1949年到1960年来华支持中国有关工作的苏联专家达到18000人次，客观地讲他们是做出了贡献的。第三，要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经过我们统计，头30年大多数重大科技项目的领军人物都有海外学习经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岛素的团队都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自主创新完全可行，但是一定要开放学习，用好人才、吸引人才，这一条我们今天要牢记。
    头30年发展的也有三个值得铭记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行政力量全面替代市场机制的后果是经济发展效率极其低下。
    客观的说，中国没有完全复制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而是建立了一套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经济体系，但不可否认这一体系的效率十分低下。例如，各种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没有稳定、持续的增长，短缺是那个时代的痛苦记忆。再如，经济积累的效率非常低，尽管投资率很高，但每百元积累带来的国民收入是很低的。效率低下的另一个表现是政府人员极其繁忙，这一点年轻朋友们可能没有体会，那个时候在机关里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天天忙着邮电、煤运等各种物资的调配，但总是要面对是短缺，行政力量完全取代市场的效果很差。
    第二个教训是，经济发展离不开给予政府决策者正确的激励。
    总体而言，头30年政府官员的主要激励并不是搞好本职工作，也不是实现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保持正确，不“站错队”。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不少案例，许多温州、江南的地方官员很想发展经济，但是在历次政治风波受到冲击。刚刚林毅夫教授反复讲到政府的重要作用，我们的总结则表明政府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是给予政府官员恰当的激励。
    第三个教训是，决策权的过度集中导致重大决策失误。
    尽管头30年间中央领导曾多次尝试在具体的经济管理中下放权力，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与决策过程是高度集中的。过度集中导致“负反馈”失效，各级官员层层加码，放大错误决策，这是“大跃进”、十年动乱等重大决策失误带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对这个问题精准地总结与反思。
    三、改革开放40年经济学总结
    （5个经验）
    对于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同样总结了5点宝贵经验。我们认为这些经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欠发达国家提供借鉴。
    第一个经验是，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新企业的进入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政府在帮助企业家创办新企业方面有不少心得。改革开放40年新企业的不断涌现离不开地方政府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家解决土地、资金、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难题。地方政府建立的工业园区是这一经验的重要体现，今天各地建立的自贸试验区、推行的“一天之内办好营业执照”等政策也是在帮助企业创立与发展。
    第二个经验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解决土地使用权快速转换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问题曾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话题，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都极其重视土地、地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当今主流经济学却很少谈到土地问题。这方面中国颇有心得，政府加速农地向非农用地转换，并通过平整、通水、通电、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其适用于工业发展与住宅建设。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许多地方政府更关注本地产业发展，因而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供给比重很低。例如，五道口附近的清华科技园占地77万平方米，而附近的住宅用地则不多。
    第三个经验是，金融深化与金融稳定极为重要。
    经济要发展，尤其是大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动员本国的储蓄资源，不能单独依靠外资，这就需要金融深化，引导居民与企业以持有本币金融资产的形式进行储蓄。今天中国经济的金融资产是GDP的4倍，这是来之不易的。金融深化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金融环境，
    
    
    这才能保证百姓获得收入后不去抢购产品，而是持有本币金融资产，为企业和政府投资创造资金来源。
    第四个经验是，要以学习为目的进行对外开放。
    四十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企业家再到普通劳动者都在对外学习，这是我们产业不断升级的基础。例如，我们中央部委的很多领导都有在国外学习培训的经历。1978年谷牧副总理到欧洲和西欧考察了近一个月，回来花了10个小时给国务院和中央领导作报告。现任以及退休的三位副国级领导都曾在哈佛大学的项目中学习过，这个项目的选拔极为严格，外国教授英文面试，是“真刀真枪”的学习。从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看，我们进行对外开放的根本目标与最大受益是对外学习，而不是简单地发挥比较优势。1984年中国开始通过合资生产轿车，那时中国人均GDP还很低，生产轿车看似不符合比较优势，但正是上海大众“强迫”上海以及周边的企业家学习最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学习使用最先进的机床、注塑机，逐步培育了较为完整的汽车工业体系。
    第五个经验是，经济的平稳发展离不开审慎的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40年的众多案例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微观主体的理性博弈行为会带来宏观经济的过度波动。经济上行期，“抢占先机博弈”之中企业家争当行业“老大”，容易导致产能过剩；经济下行期：“消耗战博弈”中企业家希望熬到经济回暖，不愿意退出。对此，政府应采取市场化手段、行政手段和改革手段“三管齐下”的方法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控。中国在这方面很有心得，最典型的是朱镕基总理严格的宏观调控。
    四、未来30年展望与挑战
    （2个期待，3大挑战）
    展望未来30年，我们认为有两件事情值得期待。
    第一，未来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们的测算显示，只要未来7年保持5.5%的增速、接下来10年4%的增速、再接下来的13年保持3%的增速，则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中国有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拥有良好的科技人才储备，市场机制深入人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基本理顺，因此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
    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将基本成型，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和而不同、相互借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须合理应对三大挑战。
    第一，要实现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应对这一挑战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首先是科技成果转换成产业升级的能力。其次是尽快实现“中等收入人群倍增”的目标，要把4亿中等收入人群扩大到8亿。我们的测算认为中国应该可以在15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到那时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是西欧、美国和日本之和，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
    第二，要持续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其关键是探索合理的国有经济实现形式。
    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要通过对实现形式的探索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
    第三，要提升自身能力，在国际领域恰当地发挥领导力。
    中国必须提升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恰当地发挥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领导力。
    我们认为，如果用一句话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新中国70年发展进行总结，那就是我们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经历了艰难探索，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林毅夫老师所言，经济学应该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营养。
    我们认为，经济学并没有“犯错”，而是缺乏一个讨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支，即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分支要比只讨论政府融资与支出的公共财政学更加广泛，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学者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此，我们在今年4月27日发起成立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邀请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教授与我共同担任联席主席。我们希望与各位同仁一起努力把中国的经济实践上升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无形资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