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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杂志和《财经智库》承办的“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的演讲。
刘尚希：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盛会。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大家都非常关注，怎么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觉得无论放在中长期的视角来看，还是从短期来看，其实都呈现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成本高企。成本不是一个单一方面的，而是体现在生产成本、生活成本、创业成本、环境成本、养老成本、公共服务成本、合规成本，以及还包括监管成本等等，都在全方位上升。归纳起来是三个方面的成本：经济成本、生活成本和政府成本。经济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发展成本的上升又会引发新的发展风险，给我们带来严峻挑战。那么，成本全方位上升是怎么造成的呢？
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国家的发展，好比爬珠穆朗玛峰。我们现在爬在半山腰，越往上爬，不确定性越大，风险越大，这些风险都会转化为相应的成本。所以，从发展阶段来看，当前成本上升，是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所必须面对的，像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风险，还有生态环境风险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去化解的。这是一个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实际上都会转化成为成本。
还有从全人类来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实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与国、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个人等关系，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产业分工、产业体系、产业的重构，这其中蕴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风险也会转化为经济发展成本，就导致企业成本上升。
从这些方面来看，整个世界、全人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我觉得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微观的，是宏观的；不是局部的，是整体的；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及其转化的成本，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趋势。
在这个情况下，应怎么去降低成本呢？恐怕不能仅仅着眼于实体要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必须从风险的视角着眼，才能真正降低成本。只有整个宏观不确定性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下降了，宏观成本降低了，微观的成本、企业的成本，才可能真正降下来。
我们对成本问题的看法上，针对实体要素、针对微观主体采取不少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应当说是有效果的。但是站在实体微观角度去降成本，比如说2016年以来，“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就是降成本，采取的降成本措施，在现实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困难。我们对成本的问题做了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通过这种政策的方式降成本，往往会出现一个翘翘板效应。
这种翘翘板效应导致政策效果会边际下降，甚至难以为继。比如说减税降费，这些年来越来越大，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是必须的，尤其是去年疫情冲击下，更需要减税降费。但它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长期降下去。即使是短期的操作，减税降费导致的财政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地方财政减收的压力与债务还本付息压力相互叠加。这就是降成本带来的典型翘翘板效应。
还有降低物流成本，取决于物流企业效率提高，即物流企业自己的成本必须降低，否则，降低物流成本，物流企业可能就有亏损。降低融资成本，如果金融体系效率没有提升，即金融机构自身成本的下降，强制性降低融资成本，风险也会扩大。降低能源成本，比如说降电价，若电力企业提升效率有限，自身成本很高，如果行政性降成本，也会带来能源企业压力甚至亏损。所以，从微观角度降成本，往往产生翘翘板效应，这种效应可能会导致这种政策性降成本形成左右为难的一种局面。
所以，降成本应当要转变一下方向，要从微观的、实体要素的角度去降成本，转向宏观的、从不确定性、从公共风险的这个角度来考虑降成本。只有整个宏观不确定性下降变得更加确定了，公共风险水平下降了，很多成本问题会迎刃而解，经济循环会更顺畅，发展潜力就会更大。
从财政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对冲这种宏观不确定性，降低公共风险来减少企业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当然，市场领域总是有风险的，但是微观领域的风险和宏观的公共风险是不一样的。
对政府来讲，应该是针对宏观领域的风险，也就是公共风险去发力，而不是从微观领域去保企业。如果公共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市场状况自然而然会好转，这样也不会因为政策实施和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发生冲突。在保市场主体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对冲了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因为要分辨哪些该保哪些不该保很难，说不定在有些情况下就保错了。从微观角度制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能会出现这种冲突，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本身也是一种风险。所以，在防范风险的时候要注意，防范风险过程中可能引发新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更注重从宏观、从总体、从公共的角度去制定和调整政策。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