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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http://www.newdu.com 2022/9/2 爱思想 蔡昉 参加讨论

    (以下为蔡昉在7月30日“2022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实录)
    今天就《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观察和研究。虽然没有金融和财富这两个词,但是对于我们从事投资,从事金融财富管理行业的人应该会有观念上的转变。
    最新数据揭示的中国人口转折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人口数据,给我们揭示的一个最新出现的人口转折点,过去我讲了多年的人口转折点,那个时候是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生产率改善速度放慢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这样一些变化,导致我们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相应减慢,这是发生在2010-2019年的事情,我们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应对,所以它是供给侧的冲击。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新的人口转折点恐怕带来一个新的冲击。    
    最近这几年人口数据不断打破预期。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3,是世界最低之一,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它的含义是什么呢?研究人口问题的人很清楚,这么低的生育率不是一天出现的,一定是多年、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所致。那么低于2.1这个总体水平,也就是积累到一定时间以后,人口惯性过去以后,这么低的生育率一定会导致人口的峰值和负增长。去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低到0.34‰,这在统计意义上已经非常接近于零增长了。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14%,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定义,如果老年人口超过7%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进入老龄社会,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超过21%就是极度高度老龄化社会,日本现在是在这个阶段,而我们大概十年以后进入,均早于联合国2019年进行的人口预测,标志着传统人口红利无可争辩地消失,必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给经济增长带来始料未及的新冲击。
    今年联合国做了新的预测,预计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国的人口将到达峰值,随后就进入负增长,同时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中国,而且将来的差距会非常显著,中国第一次不再拥有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的头衔了。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我们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个不是周期的,不是稍纵即逝的,几乎可以说是永远的。从2023-2035年,我国人口或将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第二,劳动年龄人口加快萎缩,20-45岁人口将以每年四五百万规模减少。第三,老龄化加深。这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崭新情况,而且我们观察到的崭新预测都证明了是这样一个趋势。  
    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增长制约
    如上所述,过去十年经历的人口冲击是供给侧的,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下行,我们把它定义为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是供给侧的,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当时没有需求制约的这种冲击,但是这一次,需求,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制约。  
    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变量,过去我们关注得少,因为大部分人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周期性。如果从比较长时间的看,大概在20年前就有一些机构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就是人口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的一个机构,事实也证明日本的经济增长完全是随着人口变化发生的,除了短期的波动之外。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影响消费。首先,是人口总量效应和增长减速效应。在2010年应对供给侧冲击的时候,我们的需求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再过度依赖外需、出口,也不再过度依赖投资,资本,而是逐渐转向了三驾马车中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最主要的拉动力。与此同时,过去20年,我国人口和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这都是居民消费增长减速的原因。
    再来看增长减速效应或者收入效应。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也一定会放慢,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到消费。从人口的增长,人均GDP的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看,三者是一致的,都是下行的,未来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GDP的增长率还会更低。换句话说,随着人口进入负增长和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必然造成消费疲软,遏制需求。
    其次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中国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很多老年人的工资水平是根据年资决定的,年纪大了收入水平比较高,退休后保障水平也还可以,甚至还有财富的收入,因此老年人一般还会比年轻人收入水平高一些,但是他们也有不愿意消费的倾向,所以在学界还产生了一个叫做退休消费之谜。而中国的老年人,总体收入水平就低于年轻人,同时退休以后还有一些后顾之忧,还要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孙子辈来着想,因此更倾向于储蓄,较少消费,所以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都比较低。因此,在中国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是下降的,尤其是老年人,剔除医药支出外,是支出水平最低的一个人群。因此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总体会出现消费不足的倾向。
    而且未来世界都在迈入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特别是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不生孩子了,短期的不生孩子会成为新常态,因此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是一种大趋势,这会带来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古德哈特提出我们将告别通货紧缩时代,回归通货膨胀。很难说他的预期是否准确,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胀是有原因的,第一中国、日本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在出现很高通胀的美国、欧洲,它的根本原因还是供应链的问题,还是原油价格等等这些问题导致的。因此,以萨默斯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通胀是过渡性的,是短期现象,而老龄化这一长期趋势将使世界经济处于较长期的停滞状态,也就是说长期的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可能导致高负债,这个因素是全世界的趋势。从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和日本经验来看,我们预计,消费将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常态的、持续的制约,这使得我们必须转变的观念。
    我们可以从供给需求、微观宏观、长期短期三维各种组合情景,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短期冲击性质和应对策略。我们提到今天的冲击是长期的需求侧的冲击,同时新冠疫情目前仍然在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这是短期的需求侧冲击,是微观的。因此,我们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不断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这是未来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的一个主要矛盾方面。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强调的是如何提高和稳定潜在增长率,那么今后十年、二十年最主要的任务则是如何让需求侧因素满足潜在增长率,从而实现潜在增长率,同时,应对短期冲击也非常重要。    
    如果把长期和短期的举措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它和我们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一个衔接点。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我们的国家政策、企业决策和个人选择,其实都会发生一些关注点的转变。
    应对人口增长的长期和短期政策举措
    我们都知道,人口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人口负增长意味着资源动员的增量减小,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重新配置,即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具体来说,过去我们讲财富管理,过去是为了动员大家做大蛋糕,而未来则是更好地分配和重新分配蛋糕。经济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从供给侧为主转向供给侧与需求侧并行,而需求侧制约是崭新的挑战,既需要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里,更需要关注如何以需求支撑潜在增长能力。这个挑战要求我们在很多重大决策中做出新的转变。
    为什么我们也关注短期?因为短期会影响长期。短期冲击不是一次性的,不留疤痕的,它会造成不利印记,产生“磁滞效应”(hysteresis),这是从物理学里面借鉴来的。它的意思是经历过短期冲击后,难以回归到原来的轨道这就使复苏后的增长速度出一个较低的常态。
    结合当前我们新冠疫情影响劳动者就业、居民收入和家庭消费,且恰好与人口负增长的起点重合,短期消费受损的冲击与长期消费制约的常态相遇,更易产生“辞职效应”。当然国家也出台了应对政策,比如前段时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的33项措施,主要着眼于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不仅仅指生产者这个市场主体,还有消费者这个市场主体,还有家庭,后者决定了需求能不能回升,这是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能不能可持续的关键因素。    
    而在应对当前的家庭消费不足、收入不足,以及应对长期需求制约时,归根结底,要更大限度地发挥政府作用,调整政府作用的结构和方向,这就要求政府有新的支出,有更大规模的支出。    
    我发现一个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各个国家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也是提高的。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老生常谈。早在多年以前,一个德国的经济学家瓦格纳就得出这个结论,叫做瓦格纳定律,也我们应该遵从的一般规律。从这个图可以看到,政府支出占比提高最快的,是人均GDP处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区间的时候,这个区间被称为瓦格纳加速期,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个区间。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期间我们应该显著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时调整政府支出的结构,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减少一些,更多放在社会保护,社会供给,社会福利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叫做福利国家的建设期,特别是从短期来看,给居民直接发钱,发消费券不太合理,其实没有什么不太合理,它本来就是政府履行这个时期特定职能的其中应有之意,如果不能让消费回归正常,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复苏。  
    总结来看,今后不论是金融发展模式、运行机制还是产品创新,都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新的因素。第一,供给侧的制约到需求侧制约的变化,即便只是简单地设计一个产品,也要考虑这一点。我们知道,我国金融的创新已经达到了无所不能的水平,尤其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表明我们,正面的和负面的都可以做到。随着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能力进一步显著提高,因此,只要知道了这个方向是往东还是往西,都能够有应对的办法,但如果判断错了方向,可能使的劲越大,失误地可能性越大。
    第二,财政的作用相对于货币政策将来会更加重要,财政的支出方向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更贴向于民生,更贴向于社会福利。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金融和财富管理。    
    第三,市场主体本位。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主体到家庭本位的变化,家庭是我们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单位,是消费的基础单位,是影响需求因素的,因此这个变化可能也会对我们有所启示。  
    最后,财富管理者要重点关注中等收入群体上。目前,相对中国14亿人口来说,中等收入群体还是较小的群体,但未来十几年时间里,是我国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老年人、刚刚脱贫的农村人口以及农民工等等,都面临着从低收入群体跨越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也应该成为我们金融和财富管理的对象和盈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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