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以下为蔡昉在7月30日“2022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实录）
    今天就《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观察和研究。虽然没有金融和财富这两个词，但是对于我们从事投资，从事金融财富管理行业的人应该会有观念上的转变。
    最新数据揭示的中国人口转折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人口数据，给我们揭示的一个最新出现的人口转折点，过去我讲了多年的人口转折点，那个时候是劳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生产率改善速度放慢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这样一些变化，导致我们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相应减慢，这是发生在2010-2019年的事情，我们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应对，所以它是供给侧的冲击。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新的人口转折点恐怕带来一个新的冲击。    
    最近这几年人口数据不断打破预期。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3，是世界最低之一，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它的含义是什么呢？研究人口问题的人很清楚，这么低的生育率不是一天出现的，一定是多年、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所致。那么低于2.1这个总体水平，也就是积累到一定时间以后，人口惯性过去以后，这么低的生育率一定会导致人口的峰值和负增长。去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低到0.34‰，这在统计意义上已经非常接近于零增长了。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14%，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定义，如果老年人口超过7%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进入老龄社会，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超过21%就是极度高度老龄化社会，日本现在是在这个阶段，而我们大概十年以后进入，均早于联合国2019年进行的人口预测，标志着传统人口红利无可争辩地消失，必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给经济增长带来始料未及的新冲击。
    今年联合国做了新的预测，预计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国的人口将到达峰值，随后就进入负增长，同时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中国，而且将来的差距会非常显著，中国第一次不再拥有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的头衔了。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我们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个不是周期的，不是稍纵即逝的，几乎可以说是永远的。从2023-2035年，我国人口或将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第二，劳动年龄人口加快萎缩，20-45岁人口将以每年四五百万规模减少。第三，老龄化加深。这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崭新情况，而且我们观察到的崭新预测都证明了是这样一个趋势。  
    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增长制约
    如上所述，过去十年经历的人口冲击是供给侧的，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下行，我们把它定义为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是供给侧的，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当时没有需求制约的这种冲击，但是这一次，需求，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制约。  
    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变量，过去我们关注得少，因为大部分人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周期性。如果从比较长时间的看，大概在20年前就有一些机构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就是人口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的一个机构，事实也证明日本的经济增长完全是随着人口变化发生的，除了短期的波动之外。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影响消费。首先，是人口总量效应和增长减速效应。在2010年应对供给侧冲击的时候，我们的需求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不再过度依赖外需、出口，也不再过度依赖投资，资本，而是逐渐转向了三驾马车中的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最主要的拉动力。与此同时，过去20年，我国人口和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这都是居民消费增长减速的原因。
    再来看增长减速效应或者收入效应。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也一定会放慢，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到消费。从人口的增长，人均GDP的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看，三者是一致的，都是下行的，未来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GDP的增长率还会更低。换句话说，随着人口进入负增长和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必然造成消费疲软，遏制需求。
    其次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中国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很多老年人的工资水平是根据年资决定的，年纪大了收入水平比较高，退休后保障水平也还可以，甚至还有财富的收入，因此老年人一般还会比年轻人收入水平高一些，但是他们也有不愿意消费的倾向，所以在学界还产生了一个叫做退休消费之谜。而中国的老年人，总体收入水平就低于年轻人，同时退休以后还有一些后顾之忧，还要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孙子辈来着想，因此更倾向于储蓄，较少消费，所以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都比较低。因此，在中国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是下降的，尤其是老年人，剔除医药支出外，是支出水平最低的一个人群。因此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总体会出现消费不足的倾向。
    而且未来世界都在迈入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特别是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不生孩子了，短期的不生孩子会成为新常态，因此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是一种大趋势，这会带来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古德哈特提出我们将告别通货紧缩时代，回归通货膨胀。很难说他的预期是否准确，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胀是有原因的，第一中国、日本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在出现很高通胀的美国、欧洲，它的根本原因还是供应链的问题，还是原油价格等等这些问题导致的。因此，以萨默斯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通胀是过渡性的，是短期现象，而老龄化这一长期趋势将使世界经济处于较长期的停滞状态，也就是说长期的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可能导致高负债，这个因素是全世界的趋势。从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和日本经验来看，我们预计，消费将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常态的、持续的制约，这使得我们必须转变的观念。
    我们可以从供给需求、微观宏观、长期短期三维各种组合情景，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短期冲击性质和应对策略。我们提到今天的冲击是长期的需求侧的冲击，同时新冠疫情目前仍然在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这是短期的需求侧冲击，是微观的。因此，我们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不断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这是未来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的一个主要矛盾方面。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强调的是如何提高和稳定潜在增长率，那么今后十年、二十年最主要的任务则是如何让需求侧因素满足潜在增长率，从而实现潜在增长率，同时，应对短期冲击也非常重要。    
    如果把长期和短期的举措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它和我们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一个衔接点。在人口负增长时代，我们的国家政策、企业决策和个人选择，其实都会发生一些关注点的转变。
    应对人口增长的长期和短期政策举措
    我们都知道，人口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人口负增长意味着资源动员的增量减小，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重新配置，即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具体来说，过去我们讲财富管理，过去是为了动员大家做大蛋糕，而未来则是更好地分配和重新分配蛋糕。经济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从供给侧为主转向供给侧与需求侧并行，而需求侧制约是崭新的挑战，既需要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里，更需要关注如何以需求支撑潜在增长能力。这个挑战要求我们在很多重大决策中做出新的转变。
    为什么我们也关注短期？因为短期会影响长期。短期冲击不是一次性的，不留疤痕的，它会造成不利印记，产生“磁滞效应”（hysteresis），这是从物理学里面借鉴来的。它的意思是经历过短期冲击后，难以回归到原来的轨道这就使复苏后的增长速度出一个较低的常态。
    结合当前我们新冠疫情影响劳动者就业、居民收入和家庭消费，且恰好与人口负增长的起点重合，短期消费受损的冲击与长期消费制约的常态相遇，更易产生“辞职效应”。当然国家也出台了应对政策，比如前段时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的33项措施，主要着眼于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不仅仅指生产者这个市场主体，还有消费者这个市场主体，还有家庭，后者决定了需求能不能回升，这是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能不能可持续的关键因素。    
    而在应对当前的家庭消费不足、收入不足，以及应对长期需求制约时，归根结底，要更大限度地发挥政府作用，调整政府作用的结构和方向，这就要求政府有新的支出，有更大规模的支出。    
    我发现一个规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各个国家的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也是提高的。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老生常谈。早在多年以前，一个德国的经济学家瓦格纳就得出这个结论，叫做瓦格纳定律，也我们应该遵从的一般规律。从这个图可以看到，政府支出占比提高最快的，是人均GDP处于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区间的时候，这个区间被称为瓦格纳加速期，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个区间。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期间我们应该显著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时调整政府支出的结构，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减少一些，更多放在社会保护，社会供给，社会福利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叫做福利国家的建设期，特别是从短期来看，给居民直接发钱，发消费券不太合理，其实没有什么不太合理，它本来就是政府履行这个时期特定职能的其中应有之意，如果不能让消费回归正常，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复苏。  
    总结来看，今后不论是金融发展模式、运行机制还是产品创新，都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新的因素。第一，供给侧的制约到需求侧制约的变化，即便只是简单地设计一个产品，也要考虑这一点。我们知道，我国金融的创新已经达到了无所不能的水平，尤其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表明我们，正面的和负面的都可以做到。随着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能力进一步显著提高，因此，只要知道了这个方向是往东还是往西，都能够有应对的办法，但如果判断错了方向，可能使的劲越大，失误地可能性越大。
    第二，财政的作用相对于货币政策将来会更加重要，财政的支出方向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更贴向于民生，更贴向于社会福利。这些也会影响我们的金融和财富管理。    
    第三，市场主体本位。生产者经营者的生产主体到家庭本位的变化，家庭是我们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单位，是消费的基础单位，是影响需求因素的，因此这个变化可能也会对我们有所启示。  
    最后，财富管理者要重点关注中等收入群体上。目前，相对中国14亿人口来说，中等收入群体还是较小的群体，但未来十几年时间里，是我国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老年人、刚刚脱贫的农村人口以及农民工等等，都面临着从低收入群体跨越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也应该成为我们金融和财富管理的对象和盈利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