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经济预期更需要推进民生大计

    当下我国又处于两年半的经济严重下滑间，人们对经济的消极预期是否可以说是四十多年来 少见的一个特殊时间，尤其需要加强民生大计的国家兜底工作，避免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哪个家庭年终不算算自己家庭的债权债务，工薪阶层的人是无法寅吃卯粮的。
    从家庭预期看经济预期
    我想从家庭债权债务的角度讲讲人们对经济预期问题。前两年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最近，国务院对预期转弱又加上了一句“突发因素超预期”的词语。何谓经济预期？经济预期不像需求、供给那样在 GDP 中有明确的数字指标，也没有公认的定量指数。
    人们的心理取向，信心强弱就是人们的经济预期。其重要性犹如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在战场上的士气。狭义的民生范围，我认为就是衣食住行等实体问题。再把民生问题放大一点来说，还应包括人们家庭的债权债务问题。人们对此两方面预期都是最真实、最朴素的。今天人们最大的负债是房贷、车贷、学贷、消费贷和各种合法、非法的民间借贷，最大的债务也是人们最大的精神压力。如果经济发展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真实的获得感、幸福感，除去衣食住行完全满足之外，那么房贷、车贷等债务就可视为合理的债务，不但可以被工薪阶层的月薪、年终奖所抵消，其剩余部分还有支付能力，从事适量的文体娱乐活动。我认为这就是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的现实感受和未来预期的信心。他的劳动所得，以货币形式反映的劳动价值也可称为债权。把劳动收入的货币形态认为债权能成立吗？我认为国家银行所发的货币既是对全民的负债，是债券，那么国民的货币收入就是一种债权凭证，可以认为是债权。
    如果国家刚刚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绝对贫困消灭了，但贫富差别仍然很大，借贷买房买车，对多数人来说还处在一种过紧消费，背负较重债务的生活状态。若遇经济常年停滞甚至下滑，那么对工薪阶层来说，不成为减薪之人，就成为无薪之人，他们的房贷、车贷、学贷、各种消费贷、民间借贷等就如山上加山。他们自称“房奴”“车奴”“卡奴”，哪还有什么文化娱乐消费，其经济预期当然不会好。如目前买房户出现的断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债务大于债权的根本原因。我国十四亿人口，家庭四亿九千万户，到底有多少家庭靠贷款买房、买车？希望国家心中的预期有数，要早出预先防范的政策，小康之家也经不起巨额负债。
    借房改之机，在全国普遍出现高房价，不重视居民保障房建设的时段，也有例外的省份，我指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情况。我曾问过某省的一位同志，为何该省的房价比其他省要低，群众比较满意？他的回答是：第一，我省很穷。此话很深刻，表示省领导先一步想到居民的工资水平适应不了高房价的消费水平；第二，我省反对炒房，也不拒绝外省来的炒房团，但对他们的“生意”，政府都有限制措施，政府不是无所作为。有的省反而欢迎别人炒房、炒地皮；第三，工厂、机关和各事业单位占有的公有土地宿舍，都可以自建房住，自筹资金，土地出让金又很少；第四，老旧小区改造，拆迁户很长一段时间是用新房置换，一次性安置完成，以后用货币补偿，省事了，但遗留问题较多；第五，注意到居民保障房和商品房的比例搭配；第六，中央每次对住房、建设用地提出警告时，我们都能响应，有自制力；第七，新一代的年轻人把省城打造成了一座娱乐之都，夜生活发达，有接受租房的心理。该省省会城市核心地区一平方米的高档房屋一万五六左右，一般商品房也就五六千元一平方米。疫情发生以后，也出现了一些突发问题，但其经验不能否定。
    归入此类的还有就业问题，1600万新增劳动力，其中还有1076万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问题，养老医疗等问题，百万计以上列入征信系统“黑名单”的人，都和经济预期有关。
    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GDP总量已获得世界第二的美誉，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又有了自己完整行业的工业体系，为什么还会产生广大居民负债过重的情况呢？一些还是刚性债务，再加上贫富差距的扩大，激化了很多不应激化的矛盾！尤其当下我国又处于两年半的经济严重下滑期，人们对经济的消极预期是否可以说是四十多年来少见的一个特殊时间，尤其需要加强民生大计的国家兜底工作，避免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哪个家庭年终不算算自己家庭的债权债务，工薪阶层的人是无法寅吃卯粮的。
    对“农”字号银行的疑惑
    我国对服务“三农”的、新建的“农”字号银行有省县级联合信用社、农业合作银行、农业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这意味着全国的社会资本已经下乡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但也可能出现新问题，随着河南几家村镇银行不兑付储户存款的严重问题，让我对这些银行的组建和前途增加了不少疑惑的预期。
    农村四类新建银行，三类都和农村信用社有关。农信社自上世纪成立时，我国的金融国策就确定了它的信用合作性质。从我国农村第一个“一号文件”到2014年的“一号文件”，都强调了它的信用合作属性。若干年前，就有学者指出农信社有“去信用合作化”而追逐商业化的倾向。两者的服务对象，管理经验范围都大不相同，而且还牵扯到入股农民财产权的问题。问题的重要性、严重性不可以不重视，绝不是入股几块钱的问题。日本、欧美国内农业也有这种特性的合作社、银行和另类金融组织。我国政府大力兴建农村信用社，初心是为农民，没有问题，但根本问题就是官办。改革开放初期，一位老同志说过一句针对性很强又很感慨的话：国营企业的毛病，信用社也有；国营企业的地位，信用社却没有。这种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对自己的饭碗不珍惜，认识不到位，对“三农”的前途不看好，不愿让利于农民。
    官办的农信社受到第一次重大冲击，是人民公社的冲击，官办的农信社以后更加无所作为了，官办的体制由此形成。第二次冲击是中央、国务院停发“一号文件”，十几年的断档期间，农信社受到“去合作化”的影响。影响面涉及 55900 个信用社，这些信用社都是独立法人的金融机构。它还有相应的分社、代办点；1983年各项存款487亿元，当年发放贷款317亿元。全系统脱产职工28 万人，不脱产代办员工336000人。
    现在全国已有13个省、直辖市的信用社——信用合作联社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主管部门表示，现有的农村合作银行也将再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其势头大有信用合作金融机构都要走商业银行之路。近日，河南四家村镇银行无法承兑存款人取款的现象，说明这些村镇银行已经破产了。试想把农村零散的资金筹集起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成立一家银行，这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情，但顷刻倒闭破产，局外人看来又是多么不费吹灰之力。
    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中，对大中小诸事都有战略布局，但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也在布局，胆小者布小局，胆大者则布大局。这种布局都要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尽管狠毒，却很容易“得手”。这让我想起《三国演义》中一段故事，就是以后的蜀汉谋士庞统向曹操献战船连环计：“北兵不惯乘舟，受此颠簸，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上铺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庞统的计谋在前，但说的头头是道，不是单单的杀敌斩将，而是包歼对方的全部兵力。这个故事，应对我们有所启示。
    农村银行既要面对社会资本下乡，又要真正为“三农”服务，银行股东一定要有科学、理性、务实的搭配。下乡的社会资本，一定要以务农的龙头企业为大股东，作为战略投资者，其他类型的工商资本可以作为财务投资人，只要能赢利，他们也会同意入股的，农村当地居民理应作为资格股东，长久在农信合作金融机构中。政府之所以批给农信社金融牌照，又为农村合作经济立法，一切排挤农民股东的做法都是短视行为，或是一种利用大好商机反客为主的悖法行为。
    我国市场经济，应排除的是农村的行政合作化，但并不应排除农村的合作经济。市场经济与合作经济并不矛盾，那种认为要搞市场，就应纯净到不应有信用合作经济的程度，我认为是大错特错了，否则就是一系列的“一号文件”都太保守了。
    2022年7月19日一稿
    2022年7月20日二稿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民商2022下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刊于《中国民商》杂志2022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