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解共同富裕

    2022年8月20日-21日，IPP第九届国际会议“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富裕之道”成功召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发表了题为“共同富裕：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演讲整理而成。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它主要强调的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而这种经济结构的差异非常关键，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目标。所以共同富裕应该被视作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这也使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本质上的差别。
    众所周知，像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讲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的不平等是主要的问题，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拉大。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我们必须要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特别提到，我们要进行治国的出发点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裕。消除贫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措施。所以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一下，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如何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富裕，首先要增加人民的收入
    要实现富裕，首先要增加人民的收入。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提高每一个人的收入，同时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实现这个目标。
    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人的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去采用技术创新的手段，在新兴行业、其他行业进行创新。同时，现有的一些产业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样才能够增加这些行业的附加值，比如说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这样就可以增加工人的收入，显然，这也是实现富裕的一条机制。但问题在于这个理念是简单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一直被困在了一个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状态。大部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也是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要增加人民的收入，同时又要缩小贫富差距。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理念还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国家要遵循一个相对优势的角度，而这个相对优势来自于它的结构性特征。今天，我们的经济体是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我们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发展
    如果我们的相对优势取决于我们的生产要素，在一次分配当中，经济实际是可以实现高效、平等发展的。因为所有的行业都能够抓住国家的相对优势。如果劳动参与率高、生产成本低，这个经济体就可以有高度的竞争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都有这种后发优势。因此，在技术创新、工业升级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能够抓住这种后发优势，他们的经济体就可以获得快速发展。从这个角度，这些国家也能够达到高效率，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能够高效发展，收入和富裕都是可以同步提升的。
    通过这个方法，国家也能够实现平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沿着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那么经济发展之后，劳动参与率就会提高，利用更多的劳动密集型技术，经济发展就能够带来大部分人的就业。对于贫困人口来说，他们要赢得或者获取收入的唯一方法只能够去就业。所以如果能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带来最大就业，贫困人口也能够从工作中获得收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的发展是针对贫困国家的。
    如果发展中国家依照这个比较优势获得经济增长，就会获得竞争优势，同时它也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增长速度将会非常快，也能够快速地积累资本，这个政府和国家从原来的劳动力富裕型慢慢转为相对的资本富裕型的结构，通过这样的转变，会实现工业产业升级，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那么，劳动力又会变得相对稀缺，工资也会上升。这和中国一样，现在的用工成本比较高，80年代、90年代的工资水平比较低，但现在工资上升得很快，因为劳动力短缺，所有企业都要互相争夺工人，这样工资自然就快速上升了，而且工资上升的速度远远快于资本的回报，资本回报反而也会因为劳动力的短缺而下降。所以对于贫困人口来说，他们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就业。因为工资快速上升，这就意味着资产、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富裕阶层的收入来自于资本，在资本相对比较充裕、资本回报又开始降低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资本配置价值不如以前了，而且穷人的资产反而相对来说处于一个稀缺的状态，价值就会上升，因此收入的分配就会流向贫困人口，这就是亚洲模式，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都实现了所谓的平等的增长。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某些省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抓住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业，发展特别快，这样一来在当地的收入分配都有所改善，而其他省份没有抓住比较优势，创造就业就会比较慢，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增大。所以在最主要的一次分配过程中，如果能够抓住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可以提高效率，同时实现平等的。
    不仅如此，在二次分配当中，如果能够抓住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企业的价值会上升，他们不再需要依赖于政府的补贴和保护，政府就可以利用财政收入去补贴那些经营不良的企业，也可以用更多的财政资源去投资教育，提升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与此同时，政府也可以投资基建，包括一些公共投资，都能够缩小省之间、省内外的差距，同时也能够缩小城乡差距。不仅于此，政府会有更多资源去帮助弱势群体。所以收入分配可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有效地缩小差距。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种人会暴富：首先是企业家，他们懂得怎么能够抓住这种结构性转型带来的机会。中国当时从农业经济转向制造业，而制造业又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型，有些企业家能够敏锐地抓住当中的机会，快速致富，中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说广东省的格力电器、美的电器，他们能够快速地渗透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使产品具有竞争优势。还有福耀玻璃，他们也是受益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
    不仅于此，在新经济当中，像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经济也有这种特征，创新周期非常短，12个月、18个月就会有一轮新的产品周期、新的创新周期，所以他们的投入是很必要的，主要的投入不仅是资金，也需要人力资本。第二，是独角兽企业，中国每年都会看到世界上最大数量的独角兽企业。中国和美国在独角兽企业数量方面不断增加，腾讯、阿里巴巴做得非常好，超越了世界大国的顶尖企业。他们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企业？非常简单，富裕是成功的标志。从世界角度来讲，也有一些其他的考量，比如说帮助他人得到其他人的尊敬，这也是中国人的观念，你要富，还要帮助其他人富裕；你想成功，也要帮助其他人。己欲立而立人，这是我们文化的本性，所以那些特别富裕的人也有这样的动力去帮助其他人，这样能够缩小收入的差距。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到，经济政策要追寻经济的比较优势。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有活力，变化非常快，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在这个过程中，收入的分配也会越来越平等，这样大家都可以同时获得相应的收入，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但是在实现经济发展的时候，如何能够让它对应我们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概念，也就是说企业家能够自发地采取行动，政府也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将它们进行匹配。
    这就需要机制的支持，其中一个机制就是需要高效的市场，我们需要发展经济，而且能够让它有效地通过生产要素的参与实现经济优势，那么必须要确保根据要素的禀赋，比如说资本充足性、劳动力充足性等制定相应的价格，这时候资本的价格应该比较低，劳动力的价格要高一些，而企业家要赚利润，就必须使用劳动力、使用相对来说不太充足的资本，当资本充足的时候，就可以实现资本密集型的发展；资本不充足的时候，就可以实现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所以为了实现发展，必须要在采用技术的过程中、经营相应行业时找好比较优势。如果资本充足时，企业家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资本，而使用比较少的劳动力，就不太依赖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要找到这样的具体发展目标，前提是要找到比较优势，这样才能实现市场的效率。
    在新结构经济学里，农业到工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有一些先驱，他们主动去承担风险，进入新的工业发展。这些先发展者承担了较多的风险，政府会出台一些激励措施鼓励他们去发展。
    另外，要在产业链上不断地向上攀升，要改善商业环境、人力资本、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而所有的这些改进必须由政府负责协调。所以也要制定相应的新的机制。如果这个国家有两种刚才我说的机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更好的发展。
    中国亟需建立配套机制
    1978年之前，中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市场的功能被压制。而在1978年之后，中国采用了双轨制的、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慢慢地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谓双轨制就是一方面国有企业使用很多资金，政府提供补贴，但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导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更多的干预，有些时候甚至是影响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轨，为了能够有效地确保行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优势，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给予相应的支持。这些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政府已经把对于市场的影响逐渐取消，因为企业通过积累资本，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这时候政府就可以放手，一步一步地消除了对市场的倾斜或扭曲。
    说到要素方面，中国要有非常高效的市场，就必须要深化改革。根据中共十八大三次三中全会公布的消息，我们要更好地进行资源分配，消除政府的资源分配的作用，发挥市场更大的作用。中国要有高效的市场，就要有有效助力市场发展的政府。只有有了配套的机制，企业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平等，也会让富裕成为中国可以实现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