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新征程

    2022年11月17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中心、中国香港（地区）商会联合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提供支持的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73期活动举行。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带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新征程”的主题演讲。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的演讲整理。
    为什么叫中国式现代化
    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理解为什么称为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特色现代化。
    可以对比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这一提法的背景是时存在一个正统的社会主义，即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搞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与前苏联模式不同，所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1987年，我们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便推进改革。
    但这次不太一样，我们没有称之为中国特色现代化，而是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代化没有可以清晰对比的正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本身就是一个模式，说明我们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往又前走一步。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道路，而且是一种新理论。当然，这个理论是不是完备还可以再讨论，也许还有不少值得完善之处，但这个提法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中国现代化的源起与早期进程
    既然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就要回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我定义为1860年-1978年。我把这个时间拉得很长，这100多年在历史上称为西风东渐，甚至还可以再往前推一点，有不少人把1840年称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使我们割让香港，但国民并没有惊醒，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火烧圆明园，精英阶层才猛醒，开启了100多年的西风东渐历程。
    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2017年，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从2017年开始，我们又进入新时代。
    回顾历史是有好处的，我们就会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叫西学东渐，或西风东渐？这背后是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关于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我们可以把时间再往前拉到过去的两千年，基本上以北宋为节点，前后打一个对折。北宋于公元960年建立，刚好在中间。北宋之前的一千年，中国不断上升，在全世界领跑。北宋以来的这一千年，中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对于外来文化冲击，在北宋之前就已经存在，主要是佛教的引入。对于佛教，中国花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直到南宋朱熹时，中华文明才把佛教相对和谐地吸纳进来，最后能留在中国本土的佛教主要是禅宗。禅宗与中华文明中的老庄哲学很像，这很有意思，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忘记了佛教是外来之物，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融为一体。
    我们今天还处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之中，中国文化还未能把西方文化完全吸收掉。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知识精英才真正觉醒。但他们的认知是中国文化没有太大问题，制度也没有太大问题，只不过是技术不如人家。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只派了一艘军舰就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竟然打进北京，而且火烧圆明园。
    我们怎么办？精英和朝廷共同的选择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到甲午海战之前，洋务运动的成就很大，中国建立起了亚洲最大规模的海军。但在日本人面前，这支海军不堪一击。事实上，中国海军舰队比日本舰队强大，清廷在朝鲜的驻军比日本侵略军要强大很多。但第二年，整个北洋水师在山东威海刘公岛被人家全部炸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路线师夷长技的破产。
    精英们开始研究日本为什么能突然强大起来，原因是明治维新，即制度的革新，于是中国也想改变制度，于是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只有100天就宣告失败，诸多变法之中唯一保留的就是京师大堂，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
    旧的制度反对变法，我们就要推翻这种制度。于是仁人志士们不断成立政党，联合军事力量闹革命。最终在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从理论上说，中国应该由此进入稳定、繁荣的时代，但事实上并没有。中国接下来不仅出现了袁世凯的复辟，还有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这让大家又意识到中国仅仅改变制度还不够，底层的文化和思想还需要改变，同时还要探索一条更稳定的新发展道路。
    在这个时间段，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的意志非常消沉，欧洲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中国也感觉自己的文化走到尽头，要深挖文化的根子，于是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就是否定旧文化，甚至还提出了非常激进的口号——打倒孔家店。
    在探索新出路的过程中，俄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边缘地带爆发了一场革命，好像一下子就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得欣欣向荣。俄国十月革命让西方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希望，好像西方文化有救了，东方的中国也看到了一条新路。
    中国比较活跃的学者代表李大钊、陈独秀等都认为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带来了一条新路，中国可以借助这一激进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国。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生。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是西方文明对中国冲击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最后之所以大获成功，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不仅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状况，也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不断地革新自己。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自觉地成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政党，带领中国一步步继续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我们因为距离充满革命的20世纪太近，所以很多人不容易以历史的时空观来评估此事，但欧洲社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大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西班牙革命，都是长时间的革命。英国革命持续至少半个世纪。法国和俄国大革命前后动荡时间更长。
    因为要从古代社会跨入现代社会，难度很大，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很长，而且相对稳定。古代社会同现代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反差又太大。因此，要打破旧的结构和思维方式很难，旧势力不会乖乖举手投降，一定会抵抗，最后只能通过一场接一场的运营，甚至革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之后，要践行自己的革命思想。因此，我们理解社会主义革命也一定要把它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里。
    新中国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要把旧势力请出历史舞台，书写新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出现了很多革命性变化，我个人的观察是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打破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历史学家黄仁宇原来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后来才成为历史学家。他知道国民党想干什么。他的描述是国民党总想着自上而下，但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自下而上，从底层把整个社会翻个底朝天，推动土改，拉平整个社会，不再存在资本家、官员，变成人人平等。比如女性的解放就很典型。国发院的张丹丹老师做过很有意思的试验，她把1958年在北京出生的妇女和在台北出生的妇女做比较，再比较1976年出生的北京女性和同年出生的台北女性，同时也找同一时期的男性进行对比。结果她发现1958年出生的北京女性竞争意识最强，超过男性。这是那个时代提倡妇女解放造成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尽人皆知。
    第二，推进国民认同。我们很多人喜欢说中华文化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文化。有一个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在北大学习社会学，他觉得中国人不那么集体主义，反而特别个人主义。我们对他的观点很吃惊。他说，日本人踢足球，大家都互相传球，中国人踢足球都喜欢带球，直到射门，不怎么传球。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就曾说过，中国人有点像一盘散沙。怎么建立国家认同？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层面入手，以一种强力来推进，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把我们拉入了一个基于普遍国家认同的现代社会。
    第三，举全国之力推进工业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自己深有体会。我在西安工作过两年，单位是我父母和岳父母工作一辈子的工厂，建于1956年，是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之一。这个工厂就是一个小而全的社会，生老病死都管，接生我的医生后来还接生了我的儿子。今天这家公司仍在，只是总部搬到了上海，已经成为输变电设备领域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国企。中国今天的工业化成就离不开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奠定的基础，包括技术人员、工人队伍等等，非常重要。
    第四，提高人类发展水平。阿玛蒂亚·森是印度裔的著名经济学家，如今在哈佛大学教书，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倡的人类发展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人均收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中国的医疗和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初期做得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好。阿玛蒂亚·森说，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比印度发展得好得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准备得好。比如，1978年，中国比印度还要穷1/4，中国人均GDP超过印度是在1992年。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印度的5倍。1978年，中国虽然比印度穷，但中国的成人识字率是65%左右，印度只有40%左右。中国的预期寿命当时也已经达到67岁，印度不到60岁。婴儿死亡率中国降到54‰，印度这一指数是中国的两倍。印度也曾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没有成功，直到现在，印度工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仅20%多，中国曾经超过40%多，现在下降是因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是发展阶段升级造成的自然下降。
    新中国第一阶段的30年也曾引进西方的东西。1977年-1979年，中国搞过一段“洋跃进”，引进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现在我们知道的燕山石化、齐鲁石化、宝钢都是这一阶段的引进。
    有人说中国1979年之后才改革开放，这没有错，但这是全面的、根本性的生产力解放。在1978年之前，如果从党的角度来看已经推进了思想解放，这是生产力解放的前提和铺垫。
    新中国第二阶段的现代化进程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新一阶段现代化的起点。在我个人看来，1978年-2017年这一段时间可以总结为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
    邓小平曾经表示，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话颇有深意。邓小平喜欢用常识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常识告诉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觉得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写邓小平，其中一个丰功伟绩就是让中国共产党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了中国。
    在我看来，
    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做了下面这些重要转变。
    第一，放弃激进主义路线，放弃阶级斗争，因为党的目标已经不再是通过革命再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提法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提法告诉所有人，中国的重点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走向现代化的繁荣富强。
    第二，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中国人特别务实，活在当下，具体有几个表现。首先是中国人不喜欢讲永恒的真理，而是认为实践出真知，这已经是中国人的谚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味着你得不断去实践，不断去发现真理，然后证伪真理，再发现新的真理。其次是结果导向。中国人注重结果，比如在硅谷，中国人比较高的职务是总工程师，印度人更多的是经理人。工程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是务实主义的体现。在务实主义的原则下，我们很多改革才能推进，一点点突破和变化，否则面对形而上的制度，很难突破看不见的各种约束。
    第三，回归贤能主义。中国人在骨子里特别相信贤与能，一个人好坏，能不能干非常重要。比如共同富裕就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不是直接发钱。中国政府非常排斥给老百姓发钱，觉得这样容易养懒人。不仅在大陆，在海外也一样。贤能主义最突出的体现是党的干部选拔制度。我和一起做研究的同事、同事搜集了1994-2017年所有官员的数据，谁跟随谁工作过，后来怎么调动、升迁，我们研究梳理后发现，任期内所在城市的经济表现好，升迁概率就大。
    第四，回归市场经济。中国人习惯于认为市场经济是西方独有的东西？邓小平早就提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还想加上一句，市场经济根本就不是西方创造的，市场经济是中国人创造的。读一下北宋的历史就会发现，现在我们没有一家饭店能赶上北宋的水准。我们在宋朝时还发明了纸币，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纸币的国家，而且运转得很好。我们还发明了有价证券，可以买卖，就是金融创造，等等。因为疫情期间的居家时间多一点，我读了十几本关于北宋的书。如果让我选一个历史上的朝代生活，我首选北宋。
    新时代的现代化要点
    在进入新时代的现代化分析之前，我先介绍一本书，是两位美国学者威廉·斯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写的。这是一本奇书，名字是《第四次转折——世纪末的美国预言》。这本书上说美国有一个80年的大周期，从1770年代的独立战争开始到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内战，再到上世纪30-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如今。美国基本上80年一个轮回。在这80年里，每20年又是一个小周期。
    从二战到肯尼迪遇刺，是美国最近80年大周期的第一个小周期，美国欣欣向荣，每个人信奉的理念都差不多。美国从1960年代进入思想解放的20年。里根之后20年是展开时代，也就是威廉和尼尔这本书的写作年代，他们预期到2005年，美国要进入最后一个20年，即危机时代，几乎预言了2008年金融危机。书中还推测说，从2005到2025年的20年，美国这个小周期将以什么方式结束？要么是内战，要么是跟外敌打一仗，然后再创造一个新历史。
    这本书把我关于历史线性进步，尤其是直线式进步的观念彻底打破，历史会循环，包括大循环和小循环。后来我想，这一理论用到中国也适合。
    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人也可以分为开创、生长、展开（繁荣）、再生的一代。毛泽东代表开创的一代，邓小平代表快速生长的一代，江泽民和胡锦涛代表展开的一代，中国经济在全球上升到第二位，而且遥遥领先第三四五名。2017年开始，中国进入大周期的最后一个小周期：再生的一人，即新时代。
    新时代要干什么？如果按照美国这两位作者的理论，新时代对应的是两件大事：
    第一，纠偏。中国在上一个发展阶段中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不可否认。但也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腐败问题。腐败在某些地方几乎成为一种文化，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十分深入，但十九大之后仍然有人敢腐，这很奇怪，所以要以一种运动的形式来反腐，让他们不敢腐，建立一种新文化。
    第二，党组织的生命力重建。党组织的生命力衰退，甚至涣散，容易导致政治和经济不该有的联盟，对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高质量不利，因为政商合流容易导致公权力的商业化，甚至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形成不该有的市场壁垒，影响公平竞争和市场活力，最终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我在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过程中，实地调研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读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我发现那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知识精英、商业精英和政治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联盟，无法让整个社会形成良性的竞争。
    还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平等。我们国发院有一个调研团队每两年做一个全国性调查，发现中国的基尼系数最高峰是0.52，什么概念？这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的水平。众所周知，那些地方贫富差距巨大。我们最穷的10%人口只拥有0.5%的收入，资产为负，靠借钱生活，最富的10%人口拥有70%的资产、40%的收入，这就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所以要纠偏。
    经过多年的纠偏，反腐已经接近尾声，党组织涣散的问题也得到了改善。不平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进一步努力。
    面向未来，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还有几个重要的内容需要进一步建构。
    第一，要重建党的权威，包括党的组织权威、党的理论权威、党在群众心中的权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重建理论。我们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但如果我们要细抠，会发现党的理论仍然停留在阶级斗争阶段。比如说，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基于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价值意味着只有工人创造价值，资本不创造价值。在现实中，工人往往只拿一部分收入，工人工资之外的收入都被归为剩余价值，也就是剥削。有剥削就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基于此理论，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不容易代表代表全国人民。如果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点不更新，下一步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还是不是存在阶级属性？因此，只要你基于劳动价值论，后面的推理自然而然，这很麻烦，因此这一关键理论需要重建。为此，我们要认真重读《资本论》。我们以前把《资本论》当作一本实证的著作来读，但它开篇和定调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条假设，不是事实观察。所以《资本论》是一部典型的哲学著作，而不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我们如果有了这个认识，就可以在观察的基础上建设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的底层就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存在阶级和剥削，从而很好地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如果劳动价值论只是一个假设，尤其是如果这个假设不牢靠甚至有错，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重建理论。对于今天很多讨论的共同富裕，关键点一定是投资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不是既有财富的重新分配，否则，共同富裕的内涵就与老百姓内在的价值观不同，就意味着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因此，二十大报告里有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把富人的钱直接分给穷人和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当然不符。
    第三，最后一个建构是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创新体系，也就是新型举国体制。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是外部环境变化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其次是面向未来，世界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台海也存在变数。万一出现极端情况，中国被全面封锁，没有自己的创新体系，产业链不能实现自我循环就容易极其被动。
    总结起来，中国式现代化已经走过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长长的路程。如今，我们要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发起冲击，冲击的过程中难免遇到新的变数和挑战，因此全面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尤其是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十分重要。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于大家未来的工作有一点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