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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在凯恩斯经济学形成之后，一直存在着争论，如何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真谛，是当前研究现代经济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在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有关他的研究方法的哲学思想内涵是方法论的根本，也是构成其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凯恩斯的《通论》为基础，分析凯恩斯经济学方法的哲学基础，并在方法论意义上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应当以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宏观经济学只是其理论起源的一个方面，追求经济思维的合理性和适应人类经济活动的需要是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10(01)-0117-07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凯恩斯的经济学范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学发展中，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奠定了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一改自由放任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继承自由主义的优良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凯恩斯在不同时期，许多不同的著作和文集组成的，他的中心思想集中体现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中，尽管《通论》一书在凯恩斯的理论学术构成体系中篇幅不大，但在人们学习和了解凯恩斯经济学思想和方法上却居于重要的地位。该书是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提出的挽救措施和深刻的理论研究，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方法论意义。这种方法论思想对于以后的经济学家们认识经济活动的现象和分析经济事实具有很大影响，并逐渐形成了方法论上明显的范式特征。对此，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就评价说，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研究纲领在20世纪40年代是有预言性的进步纲领，它对于经济科学体系本身的研究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到了60年代，在新的经济危机面前，由于理论本身不能自圆其说而降低了其对经济增长现象的解释力，凯恩斯的经济学变为退化的纲领。然而，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复兴”现象、经济学研究领域不同学者对凯恩斯理论的整体发展的评价以及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内需结构与宏观管理问题等，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价值，特别是隐藏在其理论背后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所涵盖的哲学思想，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的评价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价值和建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在研读凯恩斯经济学代表理论《通论》的基础上，剖析其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的哲学基础，评价其哲学价值。
二、《通论》的逻辑起点：主体心理行为的不确定性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主要分析了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活动本身的深层次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解决危机问题的关键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在这一点上，他比以往的经济学家有所进步，能够面对经济事实承认经济活动中的矛盾，他认为，就经济增长的因素来分析，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而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解释是建立在人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这三个规律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他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即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在增加投资时，预计可得到的利润率是递减的。这种心理作用造成了企业家对未来投资缺乏信心)和流动性偏好规律(指人们喜好把一定量的货币保存在手边以应付日常性、突发性和投机需要)皆引致投资需求不足。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一般总会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而市场无法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自行达到相等。这样，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中的萧条就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凯恩斯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凯恩斯对于经济事实的分析不是凭空设想的，而是通过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这些决策主体本身特征的认识实现的。尽管在以往的经济学分析中，对主体行为特征的认识已经纳入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视野范围中。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行为主体的认识偏重于其“理性人”和“经济人”范畴的理解，而凯恩斯对于经济主体行为基础理解则是极大的关注了人类活动中的感性因素(心理因素)，即主观不确定性因素。而这种不确定性，使人类经济系统的运行具有非线性性质。即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与自我决策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和三个基本的心理规律为其《通论》纲领的“硬核”，并以此来演绎《通论》的整个逻辑，最终提出了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主体的不确定性集中的反映在以下几个理论讨论中：
(一)不确定的消费倾向心理因素
凯恩斯对于经济危机的认识先从个人消费变化动态因素出发，提出了消费倾向的递减规律。所谓消费倾向，按照凯恩斯的原意是指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作为理性的消费者，人们不愿意把所增加收入的全部用于消费支出，总是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储蓄。这样，在动态的经济增长中消费增加速度就慢于收入的增加速度，从而形成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即消费需求不足缺口。对此问题，凯恩斯在《通论》第八章中关于消费倾向形成原因的解释，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的。他认为，影响人们消费的主要因素有主观和客观因素。但在关于这种影响的力度大小问题上，他认为客观因素(工资单位之改变、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别之改变、在计算净所得时并未记及的资本价值之不虞之变、时间贴现率之改变、财政政策之改变和个人对其未来所得之多寡忽改变之预期)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不是很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一定情况下，设我们取消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之改变，则消费倾向大概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不虞之变，利率与财政政策之重大更动，固然皆可改变消费倾向，但除此之外，其他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在通常情况下，大概不至于有多大的重要性。”[1]而影响消费倾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主观因素。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都是以理性人的基本心理逻辑面对交易和竞争的，他对于每一项经济决策都会有一个完整的、长期的考虑，在进行决定自己消费多少的安排时，他将会建立在自己基本效用函数目标的条件下考虑，消费者将会更加关注消费行为本身与自己对于消费物的心理反应和感觉。事实上，理性的消费行为中最主要的因素并不在于客观因素而在于主观因素。这是因为对于消费者个人来说，经济决策中的价格、数量、交易信息和质量信息的甄别等市场的客观因素，消费者一般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通过自己的讨价还价能力将自己的主观意识体现在交易行为上。对于影响个人消费的主观因素，凯恩斯将其概括为8个方面，而且都具有很浓厚的主观色彩，他说：“一般来说，有八种主要的动机或对象。每种都带有主观色彩，可以使人不以其所得用之于消费。”[2]，凯恩斯将这八种动机高度的概括为：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和贪婪。另外，凯恩斯也分析了各级政府机关、各种社团及公司等的储蓄行为，其主要有四个：企业动机、流动动机、改善动机和谨慎动机。他认为这些机构储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动机与个人储蓄动机相类似但不相同，这些储蓄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它不像一般个人的储蓄都与人的心理动机和对将来的不确定的预期有关，而且从动态的角度上看，个人储蓄与个人的心理预期关系更接近，从而变动的随机性更强。
以上这些动机都使得人们在决定自己的消费时，一部分所得并不用之于消费。通过以上对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分析，凯恩斯最后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认为，“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的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3]可以看出，凯恩斯对待个人的消费行为的分析和认识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上的，是通过影响人的决策行为的最基本因素——心理活动来说明的，这样就使得人的行为具有实在的可信性。
(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法则中的心理基础
凯恩斯在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投资决定时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概念，说明了在企业进行投资的时候心理因素对于投资决定的力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法则是以预期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凯恩斯把心理预期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并基于人性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
在经济理论研究中，预期是一个经济决策主体经常要做的事情，也是理性的基本要求之一。经济学家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将预期概念用在经济分析中。大体上来说，预期有三种类型：即适应性预期、外推法预期和理性预期。凯恩斯的预期是简单的适应性预期，凯恩斯的心理预期分析方法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人们心理活动的无理性，表现在预期的形成、决策的确定或是基于成规和习俗，或者以推测和惯例为基础。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针对企业在将来经济发展的状况的预期问题。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资本边际效率。所谓资本边际效率他是这样定义的：“说的更精确些，我之所谓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乃等于一种贴现率，用此贴现率将该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折为现值，则该现值恰等于该资本资产之供给价格。”[4]凯恩斯的这个定义以及散现于《通论》第五章和第十二章中的种种观点都体现了他关于预期的思想及特性。他对预期的理解大多是从纯心理活动的角度来把握的，更多的强调主观力量。而不像后来的经济学家在使用预期因素时将纯心理活动与客观的事件发生结果相联系。他已经看到了预期的双重性质：一是具有一定的或然性；二是没有或然性的预期(“设在做预期时，把非常不确定的成分看得很重，当然是不智之举”)。同时对预期进行了时间序列上的划分，即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他对预期形成基础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其人性哲学的思考。在凯恩斯看来，当经济增长处于萧条状态时，信息不充分会导致预期前后的不一致，同时也会导致经济决策人商业信心的普遍性走低；信心的下跌使得流动性偏好增强，经济决策人愿意以货币的形式持有资本资产；而企业在销售下降的情况下，也不会订购足够多的资本品，这个时候，经济就开始进入或已经处于恐慌之中，整个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趋势将越来越低。反过来，当经济增长处于繁荣时期，经济决策人对于未来经济发展信心的高涨导致了投资的增加。总之，投资决策取决于信心、习性、本能、情绪、偏好等等。厂商这种本能式的投资心理与当时萧条经济的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凯恩斯的心理因素分析使得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周期研究更加接近于现实。
(三)流动性偏好的不确定性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私人投资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是利率的水平，而利率的水平则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凯恩斯本人具有善于创新立意的个人心理性格，对于利率水平他没有使用一般的经济学者所使用的概念，而是创立了一个新的概念。他认为利率水平并不仅仅由货币市场的供求简单决定，而主要取决于流动性偏好。所谓流动性偏好指的是公众愿意以货币的形式持有收入和财富的欲望和心理，正是这种欲望和需求决定了货币的需求，从而才影响了市场的利率水平。关于流动性偏好的起因，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来自于三种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资动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持有货币的目的是为了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见，不确定性是流动性偏好的关键所在。在对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进行了区分和概述后，他关注了现款和现款性贷款可获得性上的不确定性对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在关于投机动机的决定中，凯恩斯发掘出“预期改变”这一不确定性，并将流动性偏好的改变归因于预期的改变，把利息率的改变归因于流动性偏好的改变。在凯恩斯看来，流动性偏好的本质在于一个信心问题，是一个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与否的问题。这一思想在利息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突破性的进展。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经济主体对货币工具的特别需求，而这些货币需求取决于对利率的预期，取决于对未来信心程度的不确定性的判断。
(四)概率结果测定的心理基础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很早以前就使用概率来测度不确定事件结果。弗兰克·奈特通过引入不确定性打破新古典经济学有关最优企业形式的假设，试图对利润的来源提供一种合理的理论解释，成为在经济学比较有代表性的使用不确定因素的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尽管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失业现象，解释自由竞争环境下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原因，但在具体研究中他并没有忘记不确定对非自愿失业的影响，承袭了以往经济学家对不确定的理论解释。在他《货币改革论》一书中首次表达了在经济意义确定状态下对预期机制的关注。
除此之外，凯恩斯还在有关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使用预期因素，将周期问题的研究建立在长期预期的不稳定性基础上。凯恩斯最担心的是预期形成的二重性：即一方面存在一些变量，它们能够形成有关概率分布的主观估计值；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难以形成任何预期的变量，人们拥有的只是一无所知。他认为，因为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的预期是如此不可捉摸和武断，价格和工资机制很难找到均衡水平。
看来，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和使用是一个基本的分析理念。他的这种心理分析对于从整体上说明宏观经济的动态均衡和收入变动调节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总量分析方法为核心的经济学方法论
凯恩斯作为一位具有哲理素养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个量分析方法，而代之以总量(整体)的分析方法，他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以总量分析的方法为基础来展开论述的，这是他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影响。凯恩斯认为，传统的经济学主要分析个别家庭、个别企业或个别部门的供给、需求、价格、工资、利润、地租等，仅仅把社会看成是众多单个个人、家庭和企业的简单加总，没有看到社会经济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虽然，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出于研究动机的思考会采取宏观总量分析的手法，但是，却不能逻辑的将这些总量变量用一个核心的东西连结在一起。凯恩斯通过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经济的考察，用影响经济宏观均衡的收入因素将各个宏观经济具体变量逻辑的联系起来，开创了宏观一般均衡的理论研究体系。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考察的是总供给、总需求、总价格、总生产、总收入、总消费、总投资、总储蓄、总就业量、货币供应总量、经济波动周期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以一个国家为单位的“总量”分析方法。简言之，他的总量分析方法，就是使用总括数据对经济体系的总体进行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凯恩斯总量分析的逻辑起点是文中第一部分谈到的“三个心理法则”，他认为这三个心理基本规律不仅引起了总消费不足，而且导致了总投资的欠缺，即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造成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为此，他建构了独特的就业模型，也就是就业函数[4]，提出了扩大国家开支，以增加社会的总支出，增加有效需求，进而缩小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差距，使两者达到均衡，以消除生产过剩和失业现象。
就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整体来看，总量分析方法进一步还可以划分为：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总量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静态的总量均衡分析方法和移动的总量均衡分析方法以及总量的非均衡分析方法。
马歇尔曾经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一种新商品的价格，即供给和需求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力量如何通过自身作用而达到均衡，考察单一市场的均衡内涵，认为市场实现均衡所具备的条件是：其他商品的价格和供求状况不相互影响。这种局部分析对于说明市场商品的价格决定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是在说明商品的内涵价值上却存在着不完善性。凯恩斯对他这一方法进行了扬弃的继承，发展为总量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在《通论》中他不仅考察了商品市场中商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而且考察了货币市场中总货币需求与总货币供给的均衡。他认为，前者的均衡决定了有效需求，决定了总产量和总就业量；后者的均衡决定了利息率水平。但是，货币市场的均衡无法保障商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因此，要寻求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必须把视角放到更高一级的系统层次上，这就呼唤一种更新的研究方法，即总量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这个工作是由希克斯和汉斯完成的。希克斯在1937年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思想逻辑提出了“IS-LM”模型。
在经济学理论上，均衡分析方法依经济体系的存在状态可以划分为“静态均衡论”和“移动均衡论”。凯恩斯认为，在静态均衡理论体系中，人们对经济体系未来之看法在各方面是固定的、可靠的，人们依据正常的经济动机对资源用途进行合理分配。“这种经济体系还可以细分为二，其一是完全不变的；其二虽然有变，但一切都在事先完全预料到。”[4]毕竟这是市场经济中的理想状态。因此，凯恩斯进一步分析了“移动均衡论”。他认为，在移动均衡理论的经济体系中，人们对未来存在种种不同的预期，这种预期不断影响现实经济行为，从而改变人们的正常动机，就会引起货币经济所特有的许多问题。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货币需求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都是应用移动的总量均衡方法进行理论内容分析和阐述的。
尽管希克斯、帕廷金、巴罗等人把移动均衡理论发展成为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并完善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但是，凯恩斯却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最早倡导者，在传统经济学中没有这一经济学方法的应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是指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被调整到均衡状态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是伴随着失业或通货膨胀的均衡。凯恩斯在《通论》中所阐述的收入、就业等宏观经济理论，是以非均衡的分析方法为基础的。(1)他突出强调了经济体系中的不确定性、未来预期的不可知性以及经济主体所获得信息的有限性，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使均衡状态成为一种不可能。(2)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的“非自愿失业”，这种现象表明了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不相等的非均衡状态。(3)货币市场的均衡不能保障商品市场的均衡，而商品市场的均衡也不能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所以，会产生货币市场均衡或商品市场均衡和失业均衡同时存在的局面。(4)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事实前提是社会经济资源的闲置，这说明资本主义市场正处于一种非均衡的存在状态。(5)市场调节不仅可以通过价格来进行，而且可以通过数量的调节来实现；经济主体不仅对价格信息做出反应，而且对诸如收入水平等数量信号做出反应。例如，在消费函数中，消费不是价格的函数，而是数量变量收入的函数。凯恩斯理论体系中总量分析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发展中一个最有影响的力量，现代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基本上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思维范式的基础上前进的。另外，宏观总量的分析也渗透着心理认识的哲学痕迹，所以，对于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经济学基础逻辑的深层次思考必须分析其心理哲学思维过程。
四、凯恩斯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即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纵观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既有实证分析的部分也有规范分析的说明。就他的代表作《通论》一书的整个体系来说，凯恩斯的规范分析方法集中的体现在《通论》的第六编“通论引起的几篇短论”中[4]。这几篇短论成为了以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发展中引起争议最大的问题。不同的理解方式所得出的结论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发生了分野，形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左派和右派。
如果从整个凯恩斯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背后有着深邃的哲学思维基础，这些心理上的影响对于形成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促成了理论上的规范分析方法。
从实证的角度看，凯恩斯的经济学为了说明经济危机的深刻内因，提出了从总量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均衡的新观点，突出的说明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国民收入的中心地位及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投资、消费和储蓄等决定收入发展和就业水平的微观行为。应当说凯恩斯的经济学全篇充满着实证的因素，但是，细读凯恩斯的《通论》就会发现，凯恩斯《通论》一书的前后逻辑自成一体，从第一章的“正名”到二十四章无非是通过对于投资、储蓄、就业等经济变量的研究提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不能自行的克服危机的原因，它的理论论述重点是要证明经济活动所存在的非经济的社会规范基础，强调经济活动本身并不能引导人们自觉的遵从社会哲学理念，经济活动中的个人都是社会的成员，参与市场交易活动与个人的决策都应当考虑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和道德伦理要求。
五、凯恩斯经济学方法的科学哲学评价
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学习，需要就其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哲学基础进行深入的理解，这里通过上述的分析，对其方法论在哲学基础上的特征进行如下评价。
(一)对上述凯恩斯经济学方法的几点认识
文中第一部分谈到，凯恩斯《通论》中把有效需求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归因于“三个基本的心理法则”，对这一逻辑起点的分析凯恩斯运用了心理预期分析方法。尽管心理预期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但是真正将心理预期分析方法发展为一种在经济学研究中普遍采用方法的还是凯恩斯。但是，凯恩斯的心理预期分析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心理预期分析法有着原则的区别：这种区别是非决定论还是决定论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任何时间条件下，未来都是能够确切可知的，风险也是可以精确计算的，因而未来的投资是稳定的。凯恩斯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因而导致了将来选择的不确定性；基于这样的心理活动的预期同时也具有非理性特点，这种非理性的投资决定了长期投资状态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他认为，经济主体预期的形成和决策是基于成规和习俗(成规和习俗以推测和惯例为其特征)。因此，凯恩斯认为，对遥远的未来可能产生的效益和潜在效益的预期对投资和财富积累的影响应在心理的非理性和将来的不确定性情况下进行研究。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凯恩斯的心理预期方法具有突出的非理性倾向，方法论上显示出了不确定性思维或非线性思维的特点。从方法论的角度上说，非线性思维是现代整体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一种建立在系统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先进的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在进行理论思维的过程中对待所选择的目标不能只简单的寻求几个相关的因素，而是基于整体上的思维要求，将不同的逻辑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从内容上讲，凯恩斯描述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正是这些复杂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了经济体系的非均衡和动态演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凯恩斯关于经济主体“动物精神”的不确定性对经济体系演化的影响，不能不说具有“系统科学元素”。
凯恩斯《通论》实现的经济学领域的革命是以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状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研究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国民收入总量的相互关系及其波动原因。采用经济学的总量分析方法，创立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这种总量分析方法同时具备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因此，我们认为，总量分析方法也可以称为整体分析方法。它不仅研究经济体系中的各个经济总量，而且探讨各总量之间的关系，最终对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有一个宏观、整体的认识。凯恩斯的总量分析，站在宏观高度，从经济体系的整体出发，认为商品严重滞销、存货大量增加、生产急剧下降、失业空前增加，这类问题不是经济系统的某个要素、某个环节造成的，必须从系统的整体和全局出发分析问题，最终找到了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并对需求不足展开分析和论证，创立了有效需求原理，实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从个量分析向总量分析的转变。与此同时，凯恩斯对经济系统存在状态还进行了方法论的分析：从总量的局部均衡到总量的非均衡；从静态的总量均衡分析到移动的总量均衡分析。依据这些具体的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经济体系的存在状态进行了局部与整体、静态与动态、现实存在与演化发展的认识，他对经济体系的整体性认识及经济系统存在状态的方法论分析，从系统哲学的角度看，具有“系统科学元素”。
(二)凯恩斯经济学方法中的“波普尔元素”和“拉卡托斯吻合”
当代科学哲学家、证伪主义大师波普尔曾明确指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而不是观察。在他的科学发展模式中，问题是科学发展周期性的起点和终点，可见，“科学问题”是波普尔思想中的重要元素。凯恩斯《通论》的研究也是始于问题的，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现实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通论》的研究以“经济危机”及其表现(失业、贫富不均等)作为认识的起点，整个研究过程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而展开。他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并针对这个原因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我们把凯恩斯《通论》研究始于现实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法称之为“波普尔元素”。正是他的这一研究方法，使凯恩斯实现了“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论证凯恩斯对波普尔思想的吸收和继承。尽管我国有学者认为，《通论》是受波普尔证伪主义思想的影响实现了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中所渗透着的“波普尔元素”(无论他对这一点是否具有自觉性)还是值得肯定的。爱因斯坦曾经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5]
在学术认识上，关于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方法特色，有学者认为，凯恩斯的《通论》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是高度吻合的，无论从《通论》的体系结构还是从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发生及其演化过程都能看到这种吻合的痕迹。我们不否认这种吻合的存在，并把这种一致性称为“拉卡托斯吻合”。拉卡托斯认为，任何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质上是一套科学研究纲领，它是一个有组织的、具有严格的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列，由相互联系的“硬核”、“保护带”和“启示法”所组成。(1)“硬核”，这是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部分，包括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这个硬核是坚韧的、不容反驳和否定的。(2)“保护带”，是纲领的可反驳的外围弹性地带，是保护硬核免遭反驳而提出的辅助性假说集合。当纲领受到经验事实反驳时，通过修改、调整辅助性假设，来保护“硬核”。(3)“启示法”，是形成研究纲领的方法论，它包括：第一，保护“硬核”的反面启示法。是反面的禁止性规定，禁止科学家把经验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把它引向保护带。第二，完善和发展纲领的正面启示法。是鼓励科学家积极提出、修改或者调整辅助性假说的“保护带”，来消解反常，保护“硬核”，以发展研究纲领的规则。
《通论》的体系结构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框架设计具有一致性。《通论》的“硬核”是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和三大心理规律；使《通论》免遭反驳的保护带有：投资乘数假说、预期的不确定性假说及其引致投资的易变性和经济的不稳定性、货币的经济本质假说、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假说。“反面启示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约束机制，它要求凯恩斯学派成员在研究中把反驳的矛头引向保护带；“正面启示法”是方法论上的一种激励机制，它鼓励凯恩斯学派成员通过修改、精简、增加或完善辅助性假设集合来丰富、深化、发展整个研究纲领的方法论。
但是，从时间维度上考察，《通论》早于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思想三十年左右，因此，我们不可能断言，《通论》是在科学研究纲领范式的影响下产生的，至多只能说，《通论》是我们理解和分析纲领的一个案例。但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他所具有的哲理性思维不能不令人震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揭示了当代科学发展的模式问题，其思想在科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皆有着重大的影响；但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通论》在30多年前就实践了这一科学发展模式，不能不令人眩目。“作为研究纲领，《通论》目前无论在经验和理论上仍处于进化和进步的阶段”，相信一个进化的纲领对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论》纲领的体系结构也是我们在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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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丛屹，林芳.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现实主义取向及借鉴价值[J].现代财经，2008(03)：3-6.
[4](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84、93、85、115.
[5]陈筠泉，殷登祥.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60-162.^
【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科学》(西安)2010年1期第117～123页
【作者简介】程瑜(1966-)，陕西省华县人，西安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