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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模对其经济增长有影响吗？本文在讨论衡量国家规模的指标的同时，接着讨论大国较之于小国所具有的特点，并综合评述了研究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在理论上，国家规模以市场容量、规模经济、国家治理、发展战略等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实证方面，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但令人信服的结果表明，国家的规模效应的确存在。不同规模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点，大国与小国应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关 键 词】国家规模/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一、引言
大国与小国相比，对经济发展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少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从历史上看，意大利城邦及欧洲的一些低地政治实体，如荷兰、威尼斯等都很小，却实现了经济繁荣；从现时看，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或地区)是卢森堡，约64320美元，但其人口只有50万人左右，面积也只有2590平方公里。①在人均收入最高的10国(或地区)中，只有美国和荷兰两国(或地区)的人口超过了1000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其中，只有美国是发达国家。②可见，并不是国家越大，经济发展得越好。
那么是不是国家规模越小，经济发展越好呢？显然也不是。2008年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5个国家分别是：刚果、利比里亚、布隆迪、几内亚比索和厄立特里亚。除刚果外，其余4国的人口均在800万以下，几内亚比索的人口最少，不到200万。
既然国家大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没有关系，那么，是不是国家规模对经济没有影响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一国的规模是影响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内生因素。历史上，经济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关注，但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以分工受市场范围所限为基础，讨论了国家规模对一国分工的影响。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一书从讨论荷兰、法国、英国的国力对比入手，论述了英国国力的增长。此后，有关国家规模的经济学研究趋于沉寂。直至20世纪60年代，库兹涅茨(Kuznets)、钱纳里(Chenery)和赛尔昆(Syrquin)等专门比较分析了国家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库茨涅茨分析了国家规模与对外贸易、经济规模、生产结构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钱纳里等人通过分析投资、政府收入、教育、贸易结构等方面，探讨了大国与小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及政府政策的倾向。随后，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苏联的解体和一些国家的分解，加之去殖民化浪潮的冲击，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在1946年，世界上独立的国家是76个，而在2006年，这一数字就上升到192个。③所以，对国家规模的研究越来越多。本文将就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评述。
二、对国家规模的度量
“国家规模”是个相对的概念，有多个维度来度量一国的“规模”。在研究国家规模时，对衡量国家规模指标的选取大多是根据分析的具体目标和内容来确定。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可耕地面积、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市场规模等均可作为衡量国家规模的因素。那么，究竟是哪个指标更好？或者说，单个指标不足以涵盖国家规模的内涵，而需要这些指标的组合？下面，我们将重点分析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市场规模等指标，并探讨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
1.人口规模
世界人口在不断地增加，至
库兹涅茨⑥按照人口规模对世界上的国家进行分类，将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称为大国，其他的为小国；钱纳里和赛尔昆⑦将区分标准定为1500万；帕金斯(Perkins)和赛尔昆⑧将区分标准定为5000万。⑨
若将标准提高到1亿，达到这一标准的仍有11个国家，如表1所示。这11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42％，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9.02％。若按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收入来看，世界平均的人均收入水平约为10357美元，而在这11个国家中，只有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墨西哥4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和28％。
人口规模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力资本。林毅夫提出了传统社会技术进步说。他认为，一国的人口规模越大，“天才和多才多艺的人”就越多，从而该国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在琼斯(Jones)的研究中，将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视为该国研究者数量的函数，而研究者的数量又是其人口规模的函数，这和林毅夫的观点是一致的。罗默(Romer)、格罗斯曼(Grossman)、赫尔普曼(Helpman)、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等人都阐述过类似的思想。
2.国土面积
与人口规模一样，一国的国土面积在一定时期内是给定的“先验”条件。一国的国土面积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其与自然资源、气候等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一国国土面积越大，其资源的种类越多，储量就越大，其气候多样性会越明显，从而农业也会避免单一化。而与国土面积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人类进行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提约束就是资源的稀缺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其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石油资源、森林资源、天然气资源、水力资源、煤炭资源等均居世界前列，是世界最大的矿产和能源生产大国。
但是，仅凭与国土面积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并不对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亚非拉一些国家的国土面积不小，自然资源也很丰富，但是其经济非常落后。相反，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国土面积很小，自然资源也很有限，但却实现了经济的高度发展。
这一点可以通过比较“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这两个指标看得更清楚。显然，这两者相互关联，一般来说，国土面积越大，容纳更大人口规模的能力就更强；而从历史进程来看，人口规模对一国国土面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涉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区分这两者分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它们是一起产生作用，但是，这两者的关系又不尽一致。国土面积大并不代表人口规模大，相反，人口规模大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国土面积大。所以，若单独按照这两个指标分别对国家进行分类讨论，势必会出现不一致的结论。
3.市场规模
实际上，人口规模、国土面积与市场规模的关系非常密切。一般来说，大国的人口多、国土面积大，其现实或潜在的市场规模就比较大。不仅包括生产要素(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市场，更重要的是包括消费市场、投资市场等。
值得一提的是，人口规模与市场规模之间的关系也不完全一致。国家人口的多少可能会是我们考虑一国市场大小的基点，但其并不是影响市场大小的惟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市场的开放程度、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等才是关键因素。
4.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学文献中，除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和市场规模等3个指标外，还出现过可耕地面积、人口密度等指标。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系统性的复杂工作，在此，我们仅仅简单说明。
表2是帕金斯、赛尔昆根据97个国家的数据算出的每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2中可以看出，指标间的相关系数总体不高。人口数量与可耕地面积、总面积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0.546，其相关度相对比较高。但是，人口数量和可耕地面积的相关度高于其与总面积的相关度，这是因为地质的多样性决定了国土面积与可耕地面积之间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关系(在表2中，国土面积和可耕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733)。比如说，中亚、中东和非洲的某些地区，可能其矿藏资源非常丰富，但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对粮食的生长、人口的繁衍都不利。在讨论国家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国土面积显然比可耕地面积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适用。
三、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吗？如果说有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从大国与小国的不同特点入手。接下来，我们将从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国家治理、发展战略等方面讨论大国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家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意味着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每单位产出的成本减少，平均成本下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肯定会扩大生产规模直至规模经济消失，此时其达到最优规模。规模经济可以发生在多个层面上，首先是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接着是企业外部、行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再者就是行业外部、地区之间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常常被视为是技术现象，实际上，规模经济亦受国家规模的影响。规模经济的形成首先就要求生产要素规模和产品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小国先天就在这一点上受到限制，而大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发展规模经济。
在本文中，我们以大国的公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为例。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一般来说，一国的人口越多，纳税人就越多。很多公共产品的成本与使用者的数量无关，或者使用的边际成本递减，这样一来，其人均成本就随着纳税人数量的增加而减少了。大国公共产品的人均成本比小国低，原因就在于此。
阿里西纳(Alesina)和瓦克齐亚格(Wacziarg)(12)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控制了政府规模的其他决定因素后，他们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随着人口的上升而下降。
考虑一个由N个同质个人构成的国家，常弹性替代效用函数能够表示其偏好，设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为：
当a＜0时，(4)式就为负。α越趋近负无穷，C与G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弱，效用函数就越接近于里昂惕夫形式，人口规模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影响就越大；
当α=0时，C与G的替代弹性为1，效用函数趋近于柯布—道格拉斯形式，人口数量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影响趋近于0；
当0＜α≤1时(α=1时效用函数为线性)，人口规模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影响逐渐增大。
接着，作者在(4)式的基础上对人口数量对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影响进行实证回归。回归方程式中还包括人均收入、城镇化率、人口密度、拉丁美洲虚拟变量、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虚拟变量、东南亚虚拟变量、OECD虚拟变量等7个回归元，在这里，我们省略了其回归结果。从表3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数值上还是统计意义上，人口规模对政府支出比重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加。而且，在1980-1984年间，以人口数量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国家规模对政府支出比重的影响在90％的置信区间内均为负值。
2.市场规模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一般来说,一国的人口越多,刚性需求越多,市场越大。钱纳里和赛尔昆(13),钱纳里、罗宾逊(Robinson)和赛尔昆(14)对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以20世纪50年代早期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为样本，观察它们在此期间国内工业产品的变化，并区分哪些是由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引起的，而哪些是由出口的变化所引起的。鉴于一些最终产品会被用作中间产品，以投入—产出表衡量的产出结构也在变化，钱纳里等人针对此问题修正了他们的结论。他们的研究显示，国内市场的需求是国内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源泉。
墨菲(Murphy)、施莱菲尔(Shleifer)和维什尼(Vishny)(15)引用钱纳里等人的数据，计算出在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中，国内需求的扩张能够解释72％～74％的国内工业产出的增长。他们构建了一个工业发展的模型，在此模型中，市场的大小决定了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互补性需求效应，亦即决定了企业能从其他企业行为的正外部性中获益多少。低收入国家要从以规模收益不变的传统技术为特征的“坏的”均衡，转移到以规模收益递增的现代技术为特征的“好的”均衡，需要已工业化的企业通过转移需求，将其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支持正在工业化的企业，正是这种不同部门之间投资的合作使落后的经济体实现“大推进”。
罗默(16)、卢卡斯(Lucas)(17)、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8)分别从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正外部性、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正外部性和技术或知识创新过程中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角度来探讨“规模”的好处。阿吉翁和霍依特(19)、阿吉翁等人(20)认为，较大的市场能够加剧竞争，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在这些模型中，国家规模是由个人、购买力和收入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所代表。这一“市场”的含义与政治意义上由国家边界所确定的“市场”不一样。只要某一国家经济上不完全独自封闭，即是说，只要有贸易的存在，市场的大小就应由国家规模和贸易开放度共同决定。
事实上，很多探讨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章就是从贸易的角度入手的。库兹涅茨(21)的研究表明，以人口总数衡量的一国规模与贸易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呈反比。阿里西纳、斯波劳雷(Spolaore)和瓦克齐亚格(22)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检验了贸易在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国际贸易的便捷化，大国的市场优势将减小。相反，若一国能从贸易中获益，小国所面临的市场约束也会减弱。也就是说，小国更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而大国就相对地容易实施贸易壁垒。
3.国家治理
国家规模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这一议题不仅在经济学领域被广泛研究，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很兴盛。
我们首先从民族多样性导致的民族团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开始讨论。很多学者指出，高度的民族多样性阻碍了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实施。克劳德·阿克(Claude Ake)(23)从非洲的实际出发，指出很多非洲国家独立后，不同国籍、民族团体间的矛盾爆发，对政权的争夺使他们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情，那么发展经济、国泰民安和长治久安就更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了。
经济理论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民族极化的社会更不容易选择对社会发展最优的政策。阿里西纳和德拉任(Drazen)(24)描述了利益集团间的斗争如何能够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在他们设计的模型中，两个利益集团对峙，最先妥协的集团承受更大的损失。在两个集团对峙期间社会经济不稳定，两者都要遭受损失。在此博弈的过程中，双方都在比较自己的得失和对手的得失，这样，他们就需要时间来搜集对手的情况并分析对方妥协的概率。就是在这样的对峙中，经济发展受到损害，社会福利减少。
其次，也有学者研究了民族多样性和腐败之间的关系。施莱菲尔和维什尼(25)指出，民族越多样化，依民族而分的地域及行政区划就越多，这样就越可能产生独立的受贿者。莫罗(Mauro)(26)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验证了高度的民族多样性和高度腐败程度是正相关的。
再次，还有一部分研究是从个体偏好的异质性对公共产品的提供的影响入手。个体的异质性包括不同的语言、制度、风俗、种族、宗教及其引起的不同的偏好等。阿里西纳、斯波劳雷和瓦克齐亚格(27)指出，每个个体的偏好不会完全一样，随着国家的增大，行政与协调成本也在增加。一国的公共产品和政策不可能让每一个公民都满意。世界上各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组成方式不同，地方政府的权力大小也不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策都是由地方政府来决定的，总有某些政策必须由中央政府在照顾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来决定。那么，由于个体的异质性带来的治理成本就会更大。
4.发展战略
平衡发展战略是指在工业部门的各个行业或者在所有地区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求在短期内启动停滞经济，迅速推进工业化，又称为“大推进”理论。这种战略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在《东欧与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投资的规模效应，资本、储蓄和需求的不可分性是这一战略的制定基础。
实施平衡发展战略对一国的资本和资源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大国来说，短期内集聚实施平衡发展战略所需的资本极其困难，平衡发展战略对大国来说是不可行的。各国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国总是先发展一部分地区，等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再发展其他落后地区，这即是不平衡发展战略。
发展经济学对不平衡发展战略有很多论述。就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来说，有米尔达尔的地区二元不平衡发展战略，还有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等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应该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部分地区或部分产业，并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地区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地区或产业的发展。
若大国根据其实际情况实施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则容易出现区域发展差距过大、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容易引起国家再分配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摩擦，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不愿白白让渡其收益，而且矛盾摩擦的出现及升级对社会治安和稳定也会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结束语：研究大国经济对中国的意义
用人口数量衡量，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从国土面积来说，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三大国家。如果从GDP总量上衡量，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也是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对国家规模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除了改革开放之外，与国家规模是否有关？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越来越不平衡，除了政策因素之外，是否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有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冷静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问题。
关于中国特色，我们认为有4个方面：发展中经济、转型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大国经济。大国经济就是其中一个特色。大国与小国相比，有利也有弊。我们要结合中国实际，对大国经济的优势和劣势进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见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orld Bank。
②同上。
③数据来自http://www.un.org。
④数据引自美国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census.gov/ipc/www/popclockworld.html。
⑤数据引自“The World at Six Billion”, United Nations, 2004。
⑥S.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of Small Nations, in E. A. G. Robinson(ed.),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Size of Nations,
⑦H. B. Chenery & M. Syrqu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
⑧D. H. Perkins & M. Syrquin, Large Countries: The Influence of Size, in H. Chenery & T. N. Srinivasa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2,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1989, p. 1694.
⑨按照5000万这一标准，在2008年，人口大国为23个。依次分别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日利亚、俄罗斯、日本、墨西哥、菲律宾、越南、德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土耳其、伊朗、泰国、刚果(金)、法国、英国和意大利。
⑩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缩写，指国内生产总值。
(11)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缩写，指购买力平价。
(12)A. Alesina & R. Wacziarg, Openness, Country Size and the Govern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9(3), 1998, pp. 305～321.
(13)Hollis B. Chenery & M. Syrqu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
(14)Hollis B. Chenery,
(15)Kevin M. Murphy, 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 Vishn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 No. 5, 1989, pp. 1003～1025.
(16)P.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1986, pp. 1002～1037.
(17)R. E.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2, 1988, pp. 3～42.
(18)G. Grossman & E.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19)P. Aghion & P. Howitt,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Growth Proces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 1998, pp. 276～305.
(20)P. Aghion, N. Bloom, R. Blundell, R. Griffith & P. Howitt,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Working Paper, 9, 2002, Harvard University.
(21)S.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of Small Nations, in E. A. G. Robinson(e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60.
(22)A. Alesina, E. Spolaore & R. Wacziarg, Trade, Growth and the Size of Countries, in P. Aghion, Steven N. Durlauf,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B, Else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2005.
(23)Claude Ak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24)A. Alesina & A. Drazen, Why Are Stabilizations Delay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pp. 1170～1188.
(25)Andrei Shleifer & Robert Vishny, Corrup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pp. 599～617.
(26)Paolo Mauro, Corruption and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pp. 681～712.
(27)A. Alesina, E. Spolaore & R. Wacziarg, Trade, Growth and the Size of Countries, in P. Aghion & Steven N. Durlauf,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B, Else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2005.
【参考文献】
[1]A. Alesina & R. Wacziarg, Openness, Country Size and the Govern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9(3), 1998.
[2]A. Alesina, E. Spolaore & R. Wacziarg, Trade, Growth and the Size of Countries, in P. Aghion, Steven N. Durlauf,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 B, Else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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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H. Perkins & M. Syrquin, Large Countries: The Influence of Size, in H. Chenery & T. N. Srinivasa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2,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 1989.
[7]Hollis B. Chenery & M. Syrqu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
[8]Hollis B. Chenery, Sherman Robinson and M. Syrqu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9]Kevin M. Murphy, 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 Vishn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 No. 5, 1989.
[10]P. Aghion & P. Howitt,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Growth Proces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Vol. 1, 1998.
[11]R.
[12]S.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of Small Nations, in E. A. G. Robinson(e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60.
[13]W. Easterly & R. Levine,
[1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京)2010年4期第115～123页
【作者简介】郭熙保，男，1954年生，博士，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430072；马媛媛，女，1985年生，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