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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生产业结构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Ramsey问题模型，研究政府发展战略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且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而升级。政府偏离要素禀赋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济发展的低效。所以，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产业结构升级，而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适当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其有效性也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制约，且应尽可能是整体性、宏观性和跨行业的。
一、引言
当今世界各国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图1给出了1960年、1980年和200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各国人均GDP分布图。该图不仅直观地描述了世界各国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且证实这种差异在不断扩大。
然而现有的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根据主流增长理论，长期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而国际收入差距则由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解释。不过，既然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决定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够成功地积累起这些要素呢？因此，正如Acemoglu指出的那样，把一个国家的贫穷归结为资本稀缺以及技术落后，就如同把一个人的贫穷归结为他缺钱。①显然，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只是经济增长和国际收入差距的表面原因，在它们背后，一定存在着更本质的原因妨碍着落后国家的生产要素积累，从而阻碍他们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
图1世界各国人均GDP分布图
注：该分布是用核密度估计法(Kernet Estimation)做成的。
资料来源：Daron Acemoglu,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 4; A. Heston, 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 Penn World Tables Version 6. 1,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4.
Acemoglu将可能的本质原因分为四类，包括运气、地理条件、文化和制度。②进一步，Acemoglu及其合作者认为，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并解释国际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③Acemoglu等人的观点，虽然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如果关于制度重要性的假设成立，那么就很难解释东亚经济为什么能够摆脱制度上的限制，创造举世闻名的“东亚经济奇迹”。事实上，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政府基于当时流行的发展战略主动引入和建立起来的。因此，要理解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关键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把拥有独立、完整和强大的重工业部门视作一个强国的标志。④与此同时，一些主张采用政府干预去发展重工业部门的理论，如“大推动”、“联系效用”、“中心—外围”以及“二元经济”等，也一度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被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视为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灵丹妙药。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将重工业列为优先发展目标，我们称之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本文使用Ramsey问题框架，研究该发展战略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绩效。本文模型包含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个产业部门，两部门产业结构主要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并且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会逐步上升，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内生的过程。⑤然而，如果政府把资本密集型产业看作强国的标志，那么它就有动力超越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发展阶段，去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超前发展。为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不得不引入一系列的扭曲性政策，将资源从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通过这些扭曲性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资本密集型产业当然有可能得到超前发展，但由于资源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无法得到有效利用，经济剩余减少，资本积累速度进而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长远发展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最终阻碍该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向发达国家收敛。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时，宜把重点放在产业发展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上，而不宜超越发展阶段过早进入某些行业。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更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发展这些产业，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剩余，促进生产要素的更快积累，并带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在这种发展战略下，不仅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更快，从长远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也更快，水平会更高。因此，本文关于发展战略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收入差距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同时还可以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国内外一些文献经常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或者外部性等角度，强调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因素，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扶持某些“先进”行业。⑥但根据一些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很少有显著规模报酬递增特性的行业存在；而不完全竞争行业的存在，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结果，不是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⑦所以，主张政府优先发展某些行业的观点，或许源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因素强调过度。本文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理论探讨，恰好可以为这类争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建立在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基础之上，但我们引入了Ramsey问题框架，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最优税收和补贴政策去扭曲产业结构。Ramsey问题框架的实质，是将Stackelberg博弈融合进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政府政策当作内生变量处理，而且还能体现政府与市场的博弈过程，是宏观和增长理论中研究政府政策的理想框架。不过，Ramsey问题模型往往很难处理，应用范围十分有限，多用于研究最优税收结构问题。⑧本文首次尝试使用该框架研究产业结构问题。
另外，在传统的Ramsey问题研究文献中，一般都假设政府是一个仁慈的管理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显然，这并不符合现实，最近一些研究开始放弃这种假设，⑨本文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考虑了一个政府偏好不同于消费者的模型。另外，在传统的Ramsey问题模型中，如果涉及税收问题，税收一般是线性的，而在本文模型中，税收或者补贴进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具有非线性特征。应该说，本文模型在技术处理方面更具一般意义，可以为Ramsey问题的应用研究提供范例。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本文Ramsey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模型，求解模型的稳态解，并分析其经济含义；第三部分，构筑一个计划经济模型，并将其与Ramsey问题的结论进行比较；第四部分，用一个数值例子验证模型的主要结论；第五部分，总结全文，给出政策含义，并讨论未来扩展研究的方向。
二、基本理论模型
(一)理论框架
这里，我们将构建一个两部门的动态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一个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用来代表除重工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第二个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用来代表重工业。这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都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
前文已经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将重工业视作国家强大的标志，因此重工业可以给它们带来一种额外的效用。正是这种额外效用，才支撑着发展中国家政府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追求。⑩
下面，我们对政府效用函数U(u，v)做一些技术假设。首先，U(u，v)是凹的，并且连续可微；此外，它还满足如下性质：
其中，ρ＞0，是折现率，这里假设政府和代表性消费者拥有相同的折现率。(12)0≤ω≤1，是本文的关键参数，它衡量消费者效用和重工业发展在政府效用中的相对重要性，或者政府对重工业的偏好程度。ω越大，表示政府能够从重工业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效用，更加偏好重工业，从而更倾向于支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ω越小，则政府能够从消费者效用的增加中获得更多的效用，从而更倾向于支持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如果ω等于1，则政府只关心重工业的发展，不考虑消费者效用的问题；相反，如果ω等于0，则政府只考虑消费者的福利。显然，ω直接决定着政府是否采取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ω究竟如何决定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绩效的。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经济影响
前文已经说明，重工业产品是以外部效应的方式进入政府效用函数的，政府并不需要直接购买重工业产品。既然重工业品对政府效用具有外部效应，政府当然希望它的产量越高越好，因此有动力支持重工业的发展。在现实经济中，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支持某个产业的发展。但为简化起见，
在传统的Ramsey问题中，税收一般都是以线性形式进入预算约束式。而式(15)表明，在我们的模型中，税收率或者补贴率直接进入了生产函数，不再是线性的。考虑到传统的Ramsey问题模型中，即使是线性税收，也很难处理，高度依赖模型设定，(14)本文研究一个非线性税收的Ramsey问题，并且完整刻画该问题的均衡解以及稳定性特征。
根据式(15)和式(17)，我们能够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1：在给定社会人均资本存量k的情况下，政府的补贴率τ(或者税率ε)越高，社会总产品的产量就越低，即有
根据式(17)，容易验证f(τ)是补贴率τ的减函数，因而命题1是很容易证明的。命题1背后的机制相当直观，即税率和补贴率越高，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资本就越多，资源配置的扭曲就越严重，整个社会的产出效率下降得就越多。这一点可以从税后(补贴后)的资本回报率得到：
式(18)直接来自式(15)。f(τ)是τ的减函数，说明税率和补贴率越高，整个社会的资本回报率就越低。
命题1清晰地说明了政府通过税收和补贴干预产业结构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政府提高税收和补贴，将导致社会总产品产量下降，从而消费者总收入会减少，最终消费和积累都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该命题刻画了政府在重工业优先发展和消费者福利之间的两难选择。政府提高税收和补贴，可以引导资本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政府偏好的资本密集型部门，但会导致消费者福利的下降。而两者都是政府关心的，因此它会根据权重的考虑，制定一个最优的税收(补贴)政策，尽可能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直观上理解，如果政府更加偏好重工业，即本文第二部分定义的ω越大，则政府会以损失更多的消费者福利为代价来换取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如果政府更加关注消费者的福利，即ω越小，则政府会制定相对较小的税率和补贴率，以减少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下面，我们将给出正式的分析。
(三)Ramsey问题与政府最优化
上文的分析表明，不论是资本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方程，还是最终品的产出水平从而消费者的消费增长和资本积累方程，都是政府补贴率的函数。这说明政府可以自由地去调整税收和补贴政策去影响市场均衡，达到扶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并实现政府效用最大化的目的。该问题在文献中被归结为Ramsey问题。采用类似于Ljungqvist和Sargent已有研究的方式，我们将本文的Ramsey问题分两步定义如下。
定义1：竞争均衡定义为资本和消费组成的可行配置序列(k，c)、产品和要素价格序列
第一，给定价格序列(
第二，给定可行配置序列(k，c)和价格序列(
定义2：给定
满足上述竞争均衡定义的价格序列(
为了让我们的问题容易求解，在不违背式(9)中关于政府效用函数基本假定的前提下，我们进一步假设政府的效用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写出最优性条件：
再根据式(17)，可以得到：
推论2：在稳态情况下，消费水平和资本存量都是补贴率τ*的减函数。
上述两个推论很容易从式(25)推导出来，就不再证明。
命题2和推论1以及推论2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它们证明了ω在补贴率τ以及消费、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等主要经济变量中的决定性作用。前文已经说明，ω衡量了政府对重工业产品的偏好程度。因此，命题2以及推论1和推论2意味着，当政府更加偏爱重工业品，即ω更大时，政府就会制定扭曲程度更高的补贴率(或者税收)。结果，稳态的消费、资本存量以及产出水平都会下降，经济绩效变差。
命题2具有条件收敛的经济含义。根据式(25)，不同国家的政府对于重工业的偏好程度，也是影响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对重工业偏好程度较低的国家，将收敛到较高的消费和产出水平；相反，对重工业偏好程度较高的国家，将会收敛到较低的消费和产出水平；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对重工业偏好程度相同的国家将收敛到相同的消费和产出水平。
三、计划经济模型
前文基于一个Ramsey问题模型讨论政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模型的实质，是赋予政府一定的政策工具，通过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决策，去实现政府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在现实经济中，实施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干预去扶持重工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发展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工业的拉美国家就是典型。因而，该模型是符合大部分国家的情形的。
不过，实施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还包括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个别非社会主义但也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模型有必要涵盖这部分国家的情形。
在计划经济模型中，政府可以直接调配所有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产品价格也在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而在前文的Ramsey问题模型中，我们只给予政府一种政策工具——税收或补贴。由于政策工具有限，Ramsey问题均衡解对政府而言很可能只是一个次优解。下面我们将刻画计划经济模型的最优配置，并将其与Ramsey问题的解做一个比较分析。
在计划经济模型下，政府的效用函数依然由式(19)给出。我们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函数代进去，可以得到政府的目标函数：
与式(20)相比，这里政府不再选择补贴率τ，而是直接决定消费水平以及资本和劳动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这反映了计划经济的特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有权力决定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有权力决定积累多少资本从而决定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因而，政府的最优化决策，只需要满足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出清条件就可以了，即需要满足式(2)、式(3)以及式(6)即可。这样，我们可以将计划经济模型的汉密尔顿方程写为：
写出式(31)的一阶条件：
在这两个公式基础上，我们得出命题3。
命题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稳态的重工业部门资本和劳动力比重均高于Ramsey问题；没有达到稳态时，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高于Ramsey问题，但资本比重并不一定。
从该命题的证明过程中，(16)我们可以发现，在计划经济模型中，配置给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比重会比Ramsey问题中的高，不过，资本的比重却不一定，在动态路径上有可能比Ramsey 问题中要低。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结论：为什么在Ramsey问题中，政府有可能配置更高比重的资本给重工业部门呢？这和前文Ramsey问题模型的设定有关，在该模型中我们只赋予政府干预资本配置一种政策工具，政府无法干预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只好过度地提高对重工业部门的资本补贴，让相对更多的资本进入该部门，以尽可能地提高重工业的产量。而在计划经济模型下，政府拥有对任何要素的绝对支配权力，可以选择任何资源配置方式，所以会配置更多的劳动力到重工业部门，自然也就可以相对减少资本在重工业部门的配置。
不过，命题3告诉我们，当经济达到稳态的时候，计划经济中的资本比重还是会高于Ramsey问题。这反映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希望生产更多的重工业产品，不仅要配置更多的劳动力，还要配置更多的资本。同时，该命题也说明，前文我们讨论的Ramsey问题中，由于政府的政策工具手段有限，需要考虑消费者和市场的反应，因而不能把重工业产品产量提高到政府最希望达到的水平。
根据命题3以及计划经济模型的设定，我们还可以得到两个重要推论。
推论3：相对于Ramsey问题，计划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福利会减少，但政府的效用水平会提高。
该推论比较直观，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调配所有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要比Ramsey 问题中宽松得多。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目标函数和Ramsey问题一样，但预算集要更大，因此最优化的结果一定是政府的效用得到改善。政府预算集变大，对应的就是消费者的预算集变小，因而政府效用改善的同时，一定是消费者效用即社会福利变差。
推论4；在ω=0的情况下，计划经济、Ramsey问题和没有政府干预的标准Ramsey模型完全等价。
证明：当ω=0时，根据式(25)容易证明必有τ=0恒成立，本文所描述的经济的动态和稳态特征可以完全由k和c刻画，而在τ=0的情况下，k和c的动态及稳态特征同标准的Ramsey模型完全相同。
将ω=0或者τ=0代入到式(13)、式(14)、式(38)和式(39)中，不难发现，此时计划经济和Ramsey问题中配置给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完全相同，都等于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均衡配置。所以，在ω=0的情况下，计划经济、Ramsey问题和标准Ramsey模型完全等价。
推论4说明我们的模型，包括前面的Ramsey问题模型以及本部分讨论的计划经济模型，都可以视作对标准Ramsey模型的一个扩展和推广。
四、数值例子
我们给出一个数值模拟的例子验证前文中的主要结论。由于计划经济模型中的结论比较直观，因此这里我们只提供Ramsey问题的数值模拟例子。为了简化数值模拟，让我们的例证更具有示范性，我们考虑一个θ=β的特殊情形。需要注意的是，前文的结论并不依赖θ=β的参数设定，这里只是在这个参数条件下验证模型结论而已。之所以采用这个参数，主要是因为在该参数下，前文的动力系统具有一些良好的性质，便于计算机模拟。
为了说明这点，首先我们定义一个新变量z，令z=λβc/θ+ηk。容易将z写成λ、η、k和c的方程：
显然，在θ=β的条件下，新变量z可以表示为c、k和z的函数，从而λ、η、k和c组成的四维动力系统可以降成c、k和z组成的三维系统，以便于模型处理。
在θ=β的条件下，我们有两个重要命题。(17)
命题4：当θ=β成立时，在动态转型过程中，政府补贴率τ是单调增加的，直至其稳态值τ*。
命题5：当θ=β成立时，c，k和z组成的非线性系统是鞍点稳定的，即在c*、k*和z*的邻域附近存在唯一一条收敛到c*、k*和z*的路径。
因为本文模型是连续型的，数值模拟需要进行离散化处理，最后模拟的结果只能是近似值。这两个命题是数值模拟的基础，只有模拟的结果符合这两个定理，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设定α[，1]=0.35，α[，2]=0.65，γ=0.7，因此有β=0.44；ρ=0.08，此外θ=β。数值模拟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不同的赶超程度下，经济的扭曲程度、资本存量、消费水平以及重工业品的产量是否与前文模型的预测一致。因此，我们令ω取从小到大的七个值，然后用计算机算出对应的稳态消费、资本、重工业品产量以及补贴率，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模拟的结果与模型的预测完全一致：当ω变大时，稳态的补贴率相应不断增大，而稳态的消费水平和资本存量则不断变小，完全符合推论1和推论2的预测。
图2消费水平的动态变化路径(θ=β)
图3补贴率的动态变化路径(θ=β)
下面我们将模拟主要变量的动态变化路径。参考相关文献，(18)数值模拟的第一步，首先利用四阶Runge-Kutta方法将常微分系统离散化，步长取值为足够小的0.0005，保证离散处理后的系统足够接近原系统。然后利用逆向打靶法(reverse shooting)，从稳态值(c*，k*，z*)附近出发求解初值问题，逐步求出(c，k，z)的数值解。最后用式(22)求出补贴率τ的数值解。这里的初值问题，关键是起点要离稳态值足够接近，越接近稳态值，模拟值就离真实解越接近。本文模拟的起点值是(
图2和图3分别给出了θ=β情况下消费水平c和补贴率τ的动态变化路径。为了便于比较，我们给出了ω=0.25和ω=0.75两个赶超程度下的动态路径。图2说明，消费水平c会递增收敛到其稳态水平。其中，我们可以看出，赶超程度低的时候，收敛的速度要快，最后稳态值也要高。图3说明，补贴率τ也是递增收敛到稳态水平，完全符合命题4的预测。
五、结束语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现实经济中，发达国家往往具有比较发达的产业结构，而落后国家产业结构一般也比较落后，于是学术界有论者误以为经济发展就等同于产业结构升级，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本身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前提。所以，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产业结构升级，而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政府的任何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立足点都必须放在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上面。
第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要建立在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前提上。本文建立在两部门产业结构模型基础之上，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个内生的过程，表面上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预。但这主要是出于简化模型求解、突出本文重点的考虑，并不代表我们认为产业升级没有任何障碍。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在模型中设置一些产业升级障碍的，此时政府就需要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到一定阶段以后，适时地采用一些恰当的扶持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不过，在我们的框架下，这些政策不能违背要素禀赋结构的要求，否则产业政策不仅无效，反而有害。(19)
第三，有效的产业政策最好是针对某些具有显著正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本文模型说明，直接扶持某些特定行业，有可能会损害其他产业的发展，并妨碍总体的发展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当尽可能采取一些整体性、宏观性和跨行业的政策，不宜过度微观化，应当把重点放在鼓励科研、人力资本创造和环保投资，以及FDI等具有明显正外部效应的活动上面；如果某些行业的确需要政府直接扶持，那政府出台的政策也必须适度，要留有余地，举全国之力或者全省之力去发展个别产业不是明智之举。有效的产业政策在不同行业之间应当尽可能不偏不倚，否则有可能出现“压错宝”式的选择性错误，导致严重后果，这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产业政策研究的共识。(20)
第四，政府最优的发展战略以及产业政策的制定，应当及时体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我们的研究虽然说明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绝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当永远停留在这些产业上面。相反，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发展中国家应当逐步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的行业。正如我们过去无法逾越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一样，目前我们也很难逾越重化工业而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发展阶段。(21)
本文对发展战略的研究，使用了一些简化假设。作为基础性的研究，这些假设具有一定合理性，也是必要的，它为未来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提供了较大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建立在一个封闭经济框架下，基于内生产业结构理论，这主要是为了突出本文与自由贸易或者比较优势理论等现有文献的差别。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将本文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下，这样就可以研究贸易、国际分工等更广泛的问题，以深化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认识。
第二，本文分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政策和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打算放弃该发展战略，那么它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去改革并消除以前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扭曲？是一步到位改变所有扭曲，还是渐进式逐步改变？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样的改革方案才是最优的？这实际上涉及经济转型的研究，是发展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三，本文关于政府政策的研究，只考虑了税收和补贴一种政策手段。作为初始的基础性研究，这是有必要的，但毫无疑问有些过度简化。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必要考虑价格管制、市场准入等更多的政策手段，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各种扭曲性政策的认识，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四，本文采用了同质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如果引入异质性消费者，例如他们在初始资本存量上有差别，就可以讨论发展战略以及政府产业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目前，关于该课题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实证研究，(22)但缺乏严谨的理论模型，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
第五，本文模型是一个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如果考虑一个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同时引入专利保护，就可以用本文的Ramsey问题框架讨论政府内生和动态的专利保护政策。目前增长文献中关于专利保护的研究，多是基于比较静态的分析，专利保护都被当作外生变量处理，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专利保护政策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这也是未来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23)
此文是在
注释：
①Daron Acemoglu,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p.155.
②Daron Acemoglu,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 157.
③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5, 2001, pp. 1369-1401;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7, no. 4, 2002, pp. 1231-1294;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in P. Aghion and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 North Holland，2005, pp. 384-473.
④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8—29页；Justin Yifu Lin,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1, no. 2, 2003, pp. 277-308; Justin Yifu Lin,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Idea, Strategy and Viability,"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E2007007,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2007, pp 18-25.
⑤要素禀赋结构，指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研究劳动和资本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就是资本相对劳动越来越丰富、或者说资本深化的过程。
⑥姚洋、郑东雅：《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杨汝岱、姚洋：《有限赶超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Robert Baldwin, "The Case against Infantindustry Tariff Prote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7, no. 3, 1969, pp. 295-305; Barbara Spencer and James Brander, "International R&D Rivalr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0, no. 4, 1983, pp. 707-722; James Brander and Barbara Spencer,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8, 1985, pp. 83-100.
⑦M. Daniel Westbrook and James Tybout, "Estimating Returns to Scale with Large Imperfect Panels: An Application to Chil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7, no. 1, 1993, pp. 85-112; Richard Beason and David Weistein, "Growth,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argeting in Japan(1955-1990),"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78, no. 2, 1996, pp. 286-295.
⑧Kenneth Judd,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in a Simple Perfect Foresight Mode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28, 1985, pp. 59-83; Christophe Chamley, "Optimal Taxation of Capital Income in General Equilibrium with Infinite Lives," Econometrica, vol. 54, no. 3, 1986, pp. 607-622; Isabel Correia, "Should Capital Income Be Taxed in the Steady Stat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60, 1996, pp. 147-151.
⑨Daron Acemoglu, Michael Golosov and Aleh Tsyvinski, "Dynamic Mirrlees Taxation under Political Economy Constrain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forthcoming; Daron Acemoglu, Michael Golosov and Aleh Tsyvinski, Political Economy of Ramsey Taxation, mimeo, 2009.
⑩现实经济中，政府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既可能是出于国际地缘政治、军事竞争等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也可能是对何种发展战略更能促进经济发展认识不足造成的。这两种情况，本文采用的政府效用函数大致都可以涵盖。
(11)这里我们把资本密集型产品直接放进政府效用函数中，这只是一个比较简化的假设。理论上，我们可以将政府效用定义在军事品或者其他某种由政府消费的产品上面，但只要这些产品都由资本密集型部门提供，最后的效果跟资本密集型产品直接放进效用函数没有本质区别，但模型处理过程更复杂。
(12)如果政府和消费者的折现率不同，模型也能处理，但并不能提供更多的经济学含义，因此，出于简化模型的考虑，我们假设它们相同。
(13)税前或者补贴前的资本回报率由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给出。
(14)例如，根据Ljungqvist和Sargent所著Recursive Macroeconomic Theory一书第18章，处理此类问题，经常需要把目标函数设定为二次型的形式。Lars Ljungqvist and Thomas Sargent, Recursive Macroeconomic Theory, Second Edition,
(15)这里的工资序列w并未明确给出，但可以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求出。
(16)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未列出命题3的证明。
(17)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未列出这两个命题的证明。
(18)Kenneth Judd, Numerical Methods in Economics,
(19)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产业政策有效，另一派则完全否定之。我们的分析可以对该问题给出较为合理的回答。具体争论可参见The World Bank,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20)Dani Rodrik, "Industrial Polic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SG Working Paper, No. RWP04-047，2004; The World Bank,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p. 49.
(21)关于该问题，国内存在广泛争论，具体参见吴敬琏、厉以宁等学者的讨论。吴敬琏：《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经济管理文摘》2004年第21期；厉以宁：《重型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经济日报》
(22)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2003年；Justin Yifu Lin,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Idea, Strategy and Viability," pp. 61-65.
(23)更深入的讨论请参见徐朝阳：《技术扩散模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最优专利保护政策》，《经济学(季刊)》第9卷第2期，2010年。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10年3期第94～108页
【作者简介】徐朝阳，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北京100029；林毅夫，世界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