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潜在经济增长率

汪海波

【作者简介】汪海波，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学顾问，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北京100089
    

    乍一看来，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早已解决的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问题。但就我国当前学术界和宏观经济管理实践来看，还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但又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似有讨论的必要。这里讲点粗浅想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同仁。

    一、潜在经济增长率范畴的提出
    就作者涉及的文献看，马克思并未提出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经济范畴。当然，在那个时代条件下，也不可能提出这个范畴。但马克思提出的认识论和生产力论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方法和理论。
    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范畴的提出，是与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向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个时代相联系的。这个时代呼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产生。按照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是国民经济均衡运行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哈罗德提出了相互联系的，但有相互区别的三种经济增长率。一是自然增长率。即由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长期的最大增长率。二是实际增长率。即本期产量或收入的增长量与上期的产量或收入之比。三是均衡增长率(又称有保证的增长率)。即总需求和总供给相等条件下的增长率。后来，萨缪尔森对自然增长率做了更为明确地概括，将其称之为“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并将其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投入(资本、劳动、土地)的增长和技术或效率的改进”。斯蒂格利茨对此又做了更精炼地说明，把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定义为“经济中所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的数值”。显然，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理论，具有科学内容，值得依据我国具体情况加以运用。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即未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详见后述)。
    二、对流行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定义的商榷意见
    我国学术界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观点：在一定时期内，在不引发或加剧通胀或失业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所能达到的生产率。需要说明，笔者也曾经引用过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不妥。
    这个定义包括了西方经济学者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科学内容，即各种生产要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所能达到的生产率。但这个定义比西方经济学者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定义存在更为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它偏离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确内涵。其表现有二：一是加入了不引发通胀为前提的内容。在西方经济学那里，只是以生产要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前提的。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作为总供给范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题中应有之意。实际上，潜在经济增长率就是潜在的总供给的增长率。而在这个概念中，不仅是以生产要素潜能的充分发挥为前提，而且是以不引发通货膨胀为前提。这就越出了总供给范围，包括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因为从本质的和根本的意义上说，通货膨胀都是由于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引起的。要不引发通货膨胀则必须实现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但这样一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原意就被改变了，变成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的混合物。二是加入了以不加剧失业为前提。这是多余的。实际上，各项生产要素潜能的充分发挥就包含了这项内容。另一方面，它又沿袭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定义的缺陷。即忽略了资源和环境因素。如果说，在资源和环境问题还不严重的条件下，这种观点的缺陷还不明显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在当前世界范畴内变得很严重的情况下，这个缺陷就显得很突出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方面已经迈出了决定性步伐，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赢得了世人的青睐。但在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方面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历了两次大的破坏。一次是在改革前30年发生的。其中尤以1958年-1960年“大跃进”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最为突出。二是改革后30年发生的。其中，尤以80年代乡镇工业的遍地开花和新世纪以来重化工业超高速增长最为明显。这样，当前我国已经成为资源和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就面临着双重任务：在今后的经济增长中，不仅要严格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恪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原则，而且要补偿过去长时期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的欠债。还需指出，这个定义忽略资源和环境，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一般的理论。马克思提出“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这里说的土地可以理解为整个自然资源，工人可以理解为全部劳动力。恩格斯还以希腊等地居民因砍完森林造成的严重后果为例，深刻地说明了人类生存和社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密切依存关系。
    据此，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似乎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的社会生产技术条件下，在适度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改善环境前提下，各种生产要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所能达到的生产率。
    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经济计量模型就要做相应的调整。按照前述的西方经济学者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定义，其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经济计量模型为：潜在经济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的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按照笔者修正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定义，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经济计量模型则应为：潜在经济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适度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改善环境对经济增长缩减率。当然，这个调整对测算现实经济增长率也是适用的。
    三、对流行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商榷意见
    近来有多位学者发表这样的观点：中国在今后10年、20年甚至30年仍然能够实现经济高增长。而他们所说的高增长，其量的界定就是年均增长9％以上，甚至接近10％。在我国“十二五”规划正在制定之际，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理论动向。无论从理论意义或者实践意义上说，这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这些学者讲的是中国今后长时期经济增长率。所以，把它理解为中国今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符合原意的。我们就从这个视角讨论这种观点。
    显然，可以想象，这些学者并不是随意拍脑袋提出这个观点的，而是经过多方面论证的。其依据可能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历史经验
    因为1979年-2009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就达到9.9％。但能否由这个历史经验做出结论说，中国在今后10年乃至30年仍然可以实现9％以上乃至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看来，在这方面仍有众多问题需要研究。应该肯定，以长期的历史经验数据为依据来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从方法论上说是无可置疑的。现实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增长中的现象形态，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增长中的本质(或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本质(或规律)特征的分析，它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特征。而潜在经济增长率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但就建国后历史经验数据来看，也面临着三种选择。1953年-1978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1％，1979年-2009年为9.9％，1953年-2009年为8.1％。这三个时限都是比较长的时期。但相对说来，以1953年-2009年年均经济增长率8.1％为依据，把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定为8％左右，更符合作为经济本质(或规律)所具有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不仅如此，这样确定还更符合作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质的规定。在我国当前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的情况下，不以1979年-2009年年均经济增速9.9％，而以1953年-2009年的8.1％，无疑是更为相宜的。
    (二)理论依据
    就作者看到的有关文章，持有今后几十年经济增速仍可达到9％以上乃至10％的观点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曾经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等)在未来30年仍然存在。再有，就是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和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等。
    从一般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这些理论依据都是正确的。而且用它来说明今后30年年均经济增速仍能达到1953年-2009年年均增速8％也是可以的。但要用它来说明今后仍能维持过去30年的10％的增速，就很难说服人了。问题在于：这些作者片面强调了加速今后30年经济增长的因素，完全忽略了降低今后30年经济增速因素，而且忽略了后一类因素的作用会超过前一类因素的作用。这样，今后30年年均增速由过去30年的10％下降到8％就是难以避免的了。具体说来就是：今后确实存在加速经济增长的因素。诸如城镇化和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等。但同时也存在众多降低今后30年经济增速因素。举其要者有：
    1.当前我国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几乎接近极限。在既定的社会生产技术条件下，降低资源消耗和减轻环境污染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降低经济增速。因为在这种条件下，二者呈现一种很强的正相关的关系。当然，在这方面科技进步等因素也能起很大的作用。但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因素的作用远不如降低经济增速的作用。在这个限度内，可以说降低经济增速是改变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的最重要办法。
    2.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严重失衡，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值得提及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投资和消费关系的严重失衡。在1952年、1978年和2009年这3个时点上，我国投资率由22.2％上升到38.2％，再上升到47.5％。2010年上半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有回落，但仍达到25.0％，比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还要高出6.8个百分点。而前者和后者分别是投资和消费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据此可以判断：2010年，我国投资率仍然保持上升态势。这样，投资率就在我国历史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在今后我国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投资率的逐步下降必将成为一种客观趋势。但问题还在于：投资效益下降局面在短期内也还难有大的改变。据计算，我国投资效益系数，1953年-1957年为0.55，1958年-1978年为0.24，1979年-1984年为0.47，1985年-1992年为0.53，1993年-2000年为0.43，2001年-2008年为0.28。可见，无论从建国后60年看，或改革后30年看，我国投资效益系数都经历了一个先扬后抑的过程。这个下降过程在短期内还难望有大的改变。二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严重失衡。本来，改革前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状况，在改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逐步得到了缓解。但在新世纪初以来，由于重化工业的超高速增长，这种失衡状况又趋于加剧了。但这种失衡状况本身就表明重化工业超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更何况这些年重化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正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的主要根源。这更说明是不可持续的。现在需要进一步指出：高投资和重化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正是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这两方面情况的改变，必将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速。
    3.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体制在动员社会资源，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方面具有特殊巨大的作用。但也极易导致经济的过快增长。当前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的作用上。但是伴随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化，政资政企政事分开，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的进展，以及民主政治监督的增强，这种投资膨胀机制的作用，有望得到逐步削弱。这样，政府虽然仍是推动经济增长不可代替的重要力量，但当前追求经济过高增长的倾向，预期可以得到遏制。
    4.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这两方面的现有基数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今后的经济增速。一般说来，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两个基数愈大，制约经济增速提高的作用愈大，经济增速下降的机率也愈大；反之亦然。如果在论到基数对经济增速的制约作用时，只提前一方面，而不提后一方面，那就不能认为是全面的。而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方面又恰恰遇到了这两方面的制约。按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18.6倍，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9％。如果将这一点与前述三个因素联系起来看，那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就是很明显的。此外，在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经济增速趋于下降，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据麦迪森计算，在1913年-1950年、1950年-1973年和1973年-1998年这三个时期，欧美日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速分别依次为1.19％、4.81％和2.11％，2.84％、3.93％和2.99％，2.21％、9.29％和2.97％。显然，这些国家各个时期经济增速的变化，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基数并不是主要因素。但从中可以看到，基数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很清楚，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速变化，也会受到基数的影响。
    (三)经济计量模型的依据
    在对历史经验数据和理论依据做了分析以后，对经济计量模型方面的依据的分析，就比较容易了。这个经济计量模型包括的经济变量有四个：1.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科技进步等因素导致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下面分别就这四个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做具体分析。1.如前所述，在正常情况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投资率是趋于下降的，投资效率下降趋势也难以有大的改变。这样，大致可以确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与过去30年相比较，将是下降的趋势。2.劳动投入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呈现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如果要说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那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但是，改革初期那种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并正在继续加快发生改变。而且，劳动力价格逐步上升也已成了客观趋势。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制的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也有很大发展，甚至高等教育也已经达到了大众化阶段。这样，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会逐步上升。这样，前一方面因素对经济增长率提升将发生负面作用，后一方面因素则会发生正面作用；正负相抵以后，仍然可以认为劳动力投入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率提升将会发生积极作用。3.科技进步等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这一点，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无疑仍然是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积极因素。当前我国科技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率仍然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也要考虑到：以往30年，我国科技因素在贡献率方面的增速是很快的。如前所述，作为基数之一的速度对其之后的增速是有制约的。所以，对科技进步对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率的作用也不宜估计过高。4.为了补偿以往几十年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也为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资源和环境对今后经济增长肯定会起负面作用。它不仅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还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据有的学者估算，资源和环境因素会降低今后经济增长率1-2个百分点。综合以上对四个经济变量的分析，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结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年均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8％；如果以经济计量模型来证明仍然可以达到10％，似乎也是缺乏根据的。
    事实上，我国不仅已有学者明确提出我国今后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下降的，而且把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了经济计量模型进行了测算。其结论是：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由以往30年的10.5％，下降到2010年-2015年的9.5％、2016年-2020年的7.3％和2020年-2030年的5.8％。这个计算结果是否完全准确还可以研究。当然，任何经济计量模型都是抽象的，它只能涵盖若干个主要经济变量，不可能包括实际经济中的全部因素；各个变量所依据的样本数据也很难做到全部掌握；特别是其中某些权重的设置更是难免带有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因此，我们对这个测算结果也不能提出完全准确的要求。但是这个测算结果所揭示的我国今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却是可以认同的。
    需要提到，笔者也曾指出：中国在21世纪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面临着千载难逢的经济可以得到快速平稳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把它归结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改革开放效应，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其中包括城镇化加速效应)，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宏观经济调控效应，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的效应，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和国际和平环境。现在需要进一步指出：以往30年经济增速9.9％是高速增长；今后30年经济增长8％，仍然是高速增长。这无论是同中国的历史比较，还是与当代各国比较，都是可以这样说的。
    还要说明：以上都说的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即总供给的潜在增长率，并未涉及到总需求因素。但如果把总需求因素也列入考察的视线，如果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得不到有效抑制，甚至进一步强化，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也显得无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意无意地适应或推动这种膨胀，那么，在今后若干年内经济增速达到10％甚至10％以上，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资源和环境就要进入第三个30年的大破坏。这就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是给中华民族子孙后代造成巨大灾难。这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
    四、这个讨论的意义
    但如前所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潜在的总供给增长率。而现实经济增长率就其直接的意义上说，是现实的总供给增长率。但它是总需求拉动的结果。从这种相互关系的意义上，也可以把现实经济增长率看做是总需求的增长率。关于这一点萨缪尔森有过这样的说明：“经济周期主要是由总需求变动引起的。”但在上述相互联系意义上，他又说“经济周期的产生是因为潜在的与实际的GNP之间的缺口扩大或收缩。”诚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但就经济周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来说，萨缪尔森的上述说法，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从一般意义上，对我国现阶段也是适用的。依据这些分析，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说，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的差距是衡量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总体指标。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就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总量调控的主要依据。
    现在需要进一步指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增长中的本质(或规律)，而现实经济增长率是现象形态。如前所述，象一切规律和现象一样，前者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特点，而后者则是经常变化的，不稳定的。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前者是决定后者的，后者在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是围绕前者这个中心波动的。正因为这样，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仅应该成为制定中长期规划在确定经济总量增长方面的主要依据，而且应该成为制定年度计划在这方面的主要依据，还应该成为调整中长期规划、计划年度乃至季度计划的主要依据。
    但就我国当前现实情况来看，似乎并没有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把它放到应有的地位。比如，当前观察宏观经济总量增长是否冷热的通行做法，就是依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现实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诚然，这样做，是有其根据的，而且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但也有值得斟酌之处。如前所述，衡量经济冷热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总体指标是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距。这样，如果孤立地就现实经济增长率增速本身来观察，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到经济的冷热，但远不是准确的。比如，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其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有高低差别的。这样，一定的现实经济增长率在一个时期可以表示经济过热，而在另一个时期则可以表示经济过冷。甚至在一个经济周期不同发展阶段，也存在某种类似的情况。即一定的现实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可以表示经济过热；而在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则可以表示经济增速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正常回归。
    至于以居民消费价格来考察经济冷热，其值得斟酌之处就更多。在这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还是有区别的。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单纯由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引起的条件下，这个指数也可代替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成为衡量冷热的总体指标。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尽管也是最重要的价格指数，但不像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那样，涵盖了经济总量价格的变化，并不具有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那样的功能。更何况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除了受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决定以外，也要受到社会劳动生产率升降的影响。
    可见，以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依据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以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的差距来观察经济冷热，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重要条件，即比较准确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这方面，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的确定方法是不同的。如前所述，现实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现象，因而只要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相关统计资料是真实的，现实经济增长率是容易观察到的。而潜在经济增长率中是经济增长中的本质，需要经过对长期的统计资料的分析或经济计量模型才能大体测算得到。
    当然，要有效地实现宏观经济管理，仅仅依据正确确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远远不够的。在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尽管规划居于龙头的地位，但就规划的执行来说，或者抑制经济过冷或过热来说，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则具有更大的作用。所以，要有效地实现宏观经济管理，就必须实现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协调得好，就是事半功倍；协调得不好，就是事倍功半。这一点，已为改革后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这是第一。第二，要有效地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还必须有它赖以实行的微观基础。这个微观基础就是独立自主、自负盈亏并能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但在我国政资、政企、政事还没有完全分开和国有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垄断企业)占的比重过大的条件下，并不完全具备这种微观基础。这样，就存在着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就各级政府来说)和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主的(就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说来)投资膨胀机制。这样，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就存在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规划与这些投资膨胀机制的博弈关系。实践已经表明：在这个博弈中，实际的赢家往往不是中央政府的规划，而是这个投资膨胀机制。这一点在近六年来(2005年-2010年)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要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同深化经济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要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国有垄断经济的调整和改革。第三，近来有多位学者提出，我国在今后10年、20年乃至30年仍能实现9％以上甚至10％的增长，彰显了一个事实。即要实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还需要有正确的舆论引导。诚然，作为自由学术讨论，对此无可非议。但同时又必须清醒看到：这种观点对人们是有影响的。那么，哪些人最喜欢这种观点呢？要了解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在经济过热环境中哪些特殊人群获得了特殊利益，就可以看得清楚。显然，经济的过快增长，必然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环境的严重污染，似乎难以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但有三类人群却可以从经济过快增长中获得巨大利益。即追求政绩的某些政府官员，垄断企业的某些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既不主张经济倒退、又不主张继续推进改革以维持改革现状的人群。因为借助经济过热环境，第一类人可以大肆推进政绩工程，第二类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和与之相联系的高薪，第三类人则可以巩固和扩大寻租和贪污腐败的机遇和空间。而这三类人群对政府决策的执行，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当前按照学术民主的原则，通过自由学术讨论，以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很有必要。因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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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京)2010年5期第3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