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的悖论、争议与共识

        内容提要：中国当前普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与民工短缺和工资上涨并存的现象，这与经典二元经济理论的推论相悖，从而引发了关于我国目前是否已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的广泛争议。由于使用的判断标准和数据来源不同，学界对此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是，在这些争议的背后，在劳动市场的发展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应对政策等方面，学者们有着广泛的共识。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民工短缺，工资上涨，剩余劳动
        作者简介：郭金兴(1976—)，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王庆芳(1987-)，硕士研究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发展。
        一、引言
    2003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并且逐渐蔓延至中西部地区，起初学界认为这不过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劳动市场局部的、周期性的、结构性的现象。[1]但是，此后数年，即使遭遇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民工荒”也未消失或者缓解，而是愈演愈烈，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涨薪潮”，似乎预示劳动市场已经出现了全面的、总体性的、趋势性的变化。2007年左右，蔡昉率先提出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的“民工荒”并不是短期的或周期性的现象，而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已经接近或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2]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多数学者以我国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为依据，对此持否定态度。研究刘易斯转折问题的学术论文数量激增，甚至一些国外学者也加入讨论，China Economic Journal和China Economic Review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出版了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争论的专辑，提供学术舞台，使论辩双方有机会“同场竞技”，推动相关讨论不断深入。
    关于刘易斯转折的争论主要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对民工短缺、工资上涨和剩余劳动并存这一“悖论”的解释，二是与之相应的有关刘易斯转折的判断标准、判断方法和经验证据的研究。由于判断标准、使用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差异，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而且，对农村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就业特征尚未形成权威的、全面的、持续的统计数据，剩余劳动准确估算也存在现实的困难，这加剧了学者之间的分歧。但是，透过有关争论，对于刘易斯转折背景下中国劳动市场的发展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学界存在着较为广泛的共识。下文将详述有关的悖论、争议与共识。
        二、悖论及其解释
    刘易斯转折的判断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论，从经验来看，是由于存在剩余劳动与民工短缺和工资上涨并存的“悖论”。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推论，在传统部门[3]剩余劳动尚未全部转移至现代经济部门之前，传统部门的工资水平由生存工资决定，并长期保持稳定。现代部门只需支付略高于传统部门生存工资的工资水平，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4]在实现刘易斯转折之后，边际产值为零或为负的剩余劳动已经消失，为吸引劳动者继续由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中国自2003年以来开始出现民工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但是，农业部门仍存在数量可观的剩余劳动也是不争的事实。[5][6][7][8]正是这一理论上相互冲突的悖论，引发学界对刘易斯转折问题的广泛争论，有学者甚至将此称为中国经济之“谜”。[9]
    正如Garnaut所指出的，与其他经济模型一样，二元经济模型也是对经济现实的理论抽象，现实经济中由于存在地区差异、劳动者的个体差异以及制度约束等因素，自然而然会出现现实与理论相悖的现象。[10]解释民工短缺、工资上涨和剩余劳动共存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剩余劳动只是潜在的劳动供给，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劳动供给，在其转移的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11][4]当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不能弥补这一成本时，即使仍然存在尚未转移的剩余劳动，也会出现民工短缺或工资上涨的现象。由此出发，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悖论做出解释，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地区差异说。中国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从而相对价格以及发展水平等存在巨大差异。[12]东部地区经济水平比较高，已经出现劳动者工资的普遍上涨、劳动供给不足以及农业劳动比重下降等明显的刘易斯转折现象，而中西部或局部偏远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工资水平和增长速度都低于东部发达地区，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有待转移，距离刘易斯转折点还有一段距离。[13]劳动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和转移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因此出现部分发达地区劳动短缺，而其他落后地区仍然存在剩余劳动的现象，这也意味着刘易斯转折不是一个具体的点，而是一段区间。
    第二，劳动者个体差异说。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假设剩余劳动是同质的，但在现实经济中，剩余劳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不同劳动力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差异会直接影响其转移决策[14]，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出高度的选择性。[15]章峥以不同年龄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表征劳动力的异质性，证明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农村劳动力在相同的工资率水平下的收入不同。年龄较大、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资水平低于保留工资，因此只能留在乡村。随着高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转移殆尽，现代部门只能提高工资率，才能吸引低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力继续转移。由此出现农民工工资上涨，高劳动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而农村仍存在着大量低劳动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的悖论。[16]
    第三，转移决策说。农村剩余劳动的转移决策主要取决于预期收益和转移成本的比较，转移成本不仅包括为实现转移所支付的经济成本，而且还包括相应的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17]近些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业收入水平提高，农业减税和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农民工保留工资上升。而住房费用上升等因素使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净收益降低。农民工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之下，更多选择返乡或就地、就近转移，这加剧了剩余劳动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18]
    第四，劳动市场分割说。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形成了分割的劳动市场，阻碍了劳动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和转移，这也是造成“民工荒”和剩余劳动并存悖论的重要原因。[9]由于户籍等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农民工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权益，大部分农民工不能与家庭一起进城，只能选择在未婚和年轻的时候外出打工[19]，而一些要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农村劳动力根本无法外出打工，这直接降低了可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Golley的研究指出，如果现有农民工的平均转移年限增加四年，农民工存量将增加一倍以上，如果消除所有的制度障碍，2020年的农民工数量也将增加一倍以上。[20]因此，消除制度障碍，加快劳动市场整合是解决“民工荒”和农村剩余劳动共存悖论的关键。
        三、判断及其争论
    随着劳动者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传统部门中边际产值为零或为负的剩余劳动最终消失，生存工资条件下存在无限劳动供给的古典模型不再适用，由此进入工资由劳动边际产值决定的新古典模型。[4]因此，边际为零或为负的剩余劳动的消失是经济转折的标志，拉尼斯和费将其称为刘易斯转折。[21][22][23]刘易斯转折之后，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值为正，并且随着劳动者的不断流出而上升，这意味着现代部门不能再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劳动供求的总量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开始上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上涨，将会缩小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并通过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的总体状况。因此，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可以从剩余劳动的数量和比例、劳动市场的供求结构、工资水平的上涨趋势、工资收敛和收入分配改善等方面作实证研究。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这些不同的结论之间并非完全的互斥关系，有时候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判断。[24]
    （一）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
    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的基本假设在于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因此，考察和估算农业中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最直接的指标。但是，由于剩余劳动不能直接观察到，必须通过估计农业生产必需的劳动数量而间接得到，而中国农村劳动人口统计上的不完善，更加加剧了这一困难。而且，不同学者对剩余劳动的定义不同，进而采取的估算方法不同，这也必然导致估计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从目前的估算结果来看，剩余劳动数量从2000万到1.5亿不等。[8]
    蔡昉对农业剩余劳动和结构作了新的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是23.5%，其中50%以上是40岁及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至多只有5800万，剩余比例只有11.7%。考虑到40岁以上的劳动力转移意愿较弱，而40岁以下的劳动力数量在逐年下降等因素，因此认为农村能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的剩余劳动已经很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5]蔡昉对剩余劳动估计的贡献在于，不仅估算了剩余劳动的数量，而且估算剩余劳动的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从而将剩余劳动与可以转移的劳动供给联系起来，这一方面可以解释剩余劳动和工资上涨的悖论，另一方面也启发了其他学者从劳动供给的角度去研究刘易斯转折问题。
    蔡昉的研究引起很大的争议。依据已经转移的劳动力并未脱离农业生产、农业从业劳动力年龄偏低等经验事实，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孙自铎指出，包括乡镇企业和农民工在内的已经转移的2亿劳动力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放弃承包地，是兼业生产者，这部分劳动力折算成农业从业者，将降低所需农业劳动力数量。而且，4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即使说不适合转移到非农部门，但是，作为农业劳动者也可以置换出更多的外出打工者，直接从转移者中扣除是毫无道理的。[25]贾先文的研究也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年龄轻很多，我国40岁以下、40-50岁以及50岁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分别为44.4%、23.1%和32.5%，而日本和韩国60岁以上农业产业人员比例为50%以上，50岁以上的比例则在75%以上。农业技术进步会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上涨和劳动要素相对价格的提高，会促进其他要素投入的增加，对劳动产生替代作用，我国农村将有更多的可转移剩余劳动出现。[26]Knight对比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工作日和可提供的工作日，发现农业劳动力每年的平均劳动时间为183天，49%的农业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少于200天，而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的平均劳动时间为226天，其中少于200天的比例高达32%。如果将劳动者每年可提供的工作日定为300天，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拥有农村户籍的非农劳动力的剩余比例分别为39%和25%。[9]因此，农村剩余劳动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正如刘易斯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剩余劳动不仅在农业生产中或农村地区存在，同样存在于城市的传统部门中。我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很多在非正规行业就业，其中的剩余劳动和非充分就业现象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关注，[27][28]这为进一步挖掘剩余劳动潜力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劳动市场供求
    就业率和失业率是衡量劳动市场供求的最重要的指标，但是，我国就业统计和失业统计存在着诸多问题，无法使用官方的统计数据对劳动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准确的判断。因此，大多数学者根据人口结构变化和其他数据资料来把握我国劳动市场的供求变化。但是，由于数据来源和考察角度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
    蔡昉从劳动市场的供求变化得出我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结论。首先，从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的变化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开始下降，2004-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29]。此后，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供给数量将开始少于城市新增就业的数量，城乡总劳动人口将呈现负增长。其次，从劳动力需求来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劳动力与农业雇工需求都不断增长。2003-2009年期间，城镇新增就业比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更快，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及城镇失业和冗员正在迅速减少，劳动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劳动供求的结构性变化使中国在2003-2009年之间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蔡昉还估算了城市化对城镇就业的带动作用，发现按照不同的城市化速度，“十二五”期末与2009年相比，城镇新增就业在5859万与9836万之间，而在此期间，劳动人口的增量仅为2400万左右。因此，劳动人口的增长，将不能满足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就业迅速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市场供求将发生重大变化。[28]
    蔡昉等从增量的角度来说明新增劳动供给无法满足新增劳动需求，但更多地学者从我国庞大的人口存量的角度否定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一命题。翟振武和杨凡提出，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和未来新增劳动人口逐渐减少是我国劳动市场发展的长期趋势，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仍是增加的，至少在未来十几年中，劳动供给是稳定和充裕的。而且，2009年中国劳动力总量为9.3亿，比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数量的总和（7.7亿）还要多，而发达国家GDP总量是中国GDP的近5倍。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是劳动力数量不够，而是劳动生产率太低。[30]孙国锋指出，我国劳动供给将于2017年才进入负增长，而且，即使如此，21世纪中叶我国还将有9亿劳动力。因此，目前人口红利还未消失，刘易斯转折已经到来的论断言之尚早。[31]
    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口结构的角度解释了当前“民工荒”出现的原因，并以此否定刘易斯转折点到来。Golley分析了农村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现44-46岁和19-29岁年龄段出现缺口，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和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19-29岁年龄段的缺口说明当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暂时性短缺，而不是剩余劳动的枯竭。[20]Green利用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预测，也认为2005年中国20-39岁的劳动数量的下降是暂时的，未来将持续增加，2010年将达到1.9亿，2015年达到2.15亿。因此，至少在未来几年内，中国依然能为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供给。[32]
    （三）工资上涨
    工资上涨的趋势性变化是刘易斯转折的判断依据，即在刘易斯转折之后，工资涨幅会明显提高，而考察对象应是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如农民工工资或农业雇工工资。但是，除了劳动供求的结构性变化会导致工资上涨以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或保留工资的上升也会引起城市部门工资的上涨。简单地把农民工工资上涨作为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依据，缺乏逻辑的一致性。[33][34]因此，争论双方不仅要考察工资是否上涨，还要分析工资上涨的原因。
    蔡昉认为2003年以后，普通劳动者（农民工、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出现明显上涨，并且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为了证明工资上涨是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蔡昉等还考察了农业雇工的工资水平，发现农业雇工日工资呈现更快的增长速度，这是刘易斯转折到来的重要证据。[28]张晓波分析了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88个村庄的跟踪调查数据，发现近年来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内部已经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实际雇工工资无论是农忙时期还是农闲时期都已开始大幅上涨，这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提供了微观证据。[35]
    Golley利用中国和印尼农民工研究数据库（RUMICI）中2000-2009年数据，以城市工人工资水平作为控制组，并且控制劳动者年龄、教育水平、工作年限等变量，发现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上升。现阶段的农民工工资上升是因为农业补贴和城市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以及处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特殊时期，而不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枯竭，中国刘易斯转折尚未到来。[20]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农民工工资上涨速度低于GDP增速，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农民工工资并没有出现相对于城镇职工工资的快速上涨，当前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是对此前长期维持低工资的调整，是工资水平普遍上涨的结果。[36][37][38]因此，中国经济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四）工资收敛和收入分配的改善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随着劳动市场由分割趋向统一和整合，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随着劳动要素更为稀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得到提高，这都将带来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这也由其他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的经验所证实。[39][13][40][41]
    蔡昉利用中国城乡劳动调查数据（CULS）分析我国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发现不同技能的农民工之间、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确实出现趋同现象，[42]为我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提供了新的证据。[28]李稻葵等研究发现，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符合库茨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我国目前还处于劳动份额的下降期，但未来两年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会进入上升通道，收入分配有望得到改善。[43]
    但是，大部分学者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44]和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45]的角度，认为我国经济仍然处于库茨涅茨倒U曲线的左端，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并未好转，并以此否定我国已经达到刘易斯转折点。[37][46]由于样本数量较少以及观察时期较短等原因，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国劳动市场出现显著的工资收敛，收入分配状况也尚未得到显著改善。因此，以工资收敛和收入分配改善判断我国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还有待新的证据。
    （五）其他标准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和劳动转移的经验，农村剩余劳动先由农村地区转到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再逐步转到正规部门。刘易斯转折到来之后，劳动力稀缺性增强，城市正规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断增强，非正规部门就业数量将会减少，劳动者就业质量将会提高。根据吴要武的研究，我国新增非正规就业在2001年开始减少，至2005年绝对量出现减少。正规就业增量则从2002年开始增长，至2005年每年新增正规就业已经达到1000万人。而且，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其就业的非正规化程度也在降低。作者由此推断我国劳动市场的转折点在2002-2004年之间到来。[47]
    一些学者通过比较农业劳动成本和劳动边际生产率，对我国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验证。王美艳利用中国历年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发现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成本稳步较快增长，而农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投入比自1990年以来就一直在稳步上升。她还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1980-2000年和2001-2008年两个阶段对粳稻和小麦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发现与1980-2000年间相比，粳稻和小麦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都在迅速提高，这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48]卿涛根据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弹性出现递增的特征，以及农业部门实际工资和生存工资相关关系增强等经验事实，佐证了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49]
    还有一些学者从国际经验比较的角度对我国刘易斯转折进行研究。黎煦归纳了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时的经济特征，发现人均GDP达到300-500美元（1964年不变美元价格），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0%-50%时会出现转折点，由此认为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49]耿元和林玳玳从我国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和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的角度，认为断言刘易斯转折点和劳动短缺时代到来为时过早。[50]袁志刚（2010）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10%，而就业比重为39%，对比日韩的国际经验，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以前，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51]Minami认为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城市失业率会出现显著下降，而中国城市失业率从1985年的2.8%上升到2005年的12%，一直呈上升趋势，以此作为否定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的证据。[34]
        四、若干共识
    虽然学界对于我国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以及何时跨越尚存诸多争论，但是，在这些争论中背后，对刘易斯转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并在中国劳动市场的发展、困难和政策等方面取得了若干共识。
    第一，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刘易斯转折点不应是一个点，而应是一个区间。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由于地区差异或劳动者的个体差异，不同地区可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劳动者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需要具备的条件也有所区别，因此，刘易斯转折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呈现渐进的特征。[12][40][50][52]随着经济发展与劳动市场的整合，刘易斯转折的更多特征性的现象会逐渐积累，愈发显著，而在刘易斯转折的初始阶段，可能会有更多相互冲突的证据，这可能也是目前对于刘易斯转折争论颇多的主要原因。
    第二，劳动人口及剩余劳动的数量和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三十多年的转移和吸收，剩余劳动的数量正趋于减少，剩余劳动的人口特征使进一步的转移越来越困难。[6]劳动人口的数量增速放缓以至减少，比重也逐渐由增加转为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市场的供求结构将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劳动力的稀缺性正在增强。必须通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措施，挖掘劳动资源潜力，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第三，劳动市场由分割趋向统一和整合。城市中熟练工人和农民工的工资差异收敛、工资决定机制更具市场化特征、农民工工资占农村家庭收入比重持续上升，表明我国劳动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和城乡劳动市场一体化水平都有显著提高。[20][30][53]虽然由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我国劳动市场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的状态尚未完全消失，但是，市场的统一和整合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不断向最终的目标迈进。
    第四，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制度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进一步转移。在完善劳动市场制度，减少劳动流动障碍方面，学术界存在相当一致的认识。政府应努力消除制度障碍，放宽和消除户籍制度的限制，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将更多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民工“潮汐式”的转移方式，使其更易于在城市定居，深入挖掘劳动供给的潜力。[9][20][28]
    第五，刘易斯转折对于中国经济既是机遇也是挑战。[54]一方面，刘易斯转折意味着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有利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升级；也意味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会提高的更快，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这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使得我国总需求结构更加均衡。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刘易斯转折，工资水平的上涨意味着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相比，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会缩小；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又将会处于劣势，从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刘易斯转折为经济社会制度的完善和革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2]随着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增加，对社会不公的容忍度下降，通过社会舆论等形式，形成社会变革的压力。如果社会变革不能及时满足这些需求，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劳动要素相对价格的提升也促使政府改变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使其有更多激励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劳动者提供更优质、更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五、结论
    刘易斯转折是经济发展必须要经历的重要阶段。虽然对具体时点有所争论，但是，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接近或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学者们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实证方法和数据来源，得出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结论，可能是由于理论模型难以穷尽经济现实的所有细节，而中国地域辽阔、劳动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特征意味着刘易斯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在接近刘易斯转折或者处于刘易斯转折的初始阶段时，就有可能出现诸多相互矛盾的证据。但是，透过这些证据，却能发现劳动市场在持续而坚定的向前发展，对于劳动市场发展的前景、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方法，存在的共识要比分歧多很多，而这些共识共同构成了进一步改革的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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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刘易斯转折并不意味着二元经济已经消失，此时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值和工资水平仍有较大差异，促使劳动继续从前者向后者转移，使两者之间的劳动边际产品差异逐渐缩小以致消失，拉尼斯和费将两者差异消失的时刻称为成为商品化点，此后二元经济转型为一元经济。蔡昉明确的指出，自己所研究的是刘易斯转折，而不是商品化点，判断的标准是现代部门新增的劳动需求超过了新增的劳动供给，并且工资水平开始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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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1)：117-119.
    [26]贾先文，黄正泉，黄蔡芬.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拐点”[J].改革与战略，2010，(1)：76-78.
    [27]对农民工的调研发现，外出农民工四分之一处于打零工状态，劳动时间明显少于充分就业水平。
    [28]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9]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以前不断上升，2010年达到71.9%，此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则呈下降态势，2030年下降到67.2%，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9.98亿，此后会逐步下降，2030年约为9.83亿。
    [30]翟振武，杨凡.民工荒：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8)：5-13.
    [31]孙国锋.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刘易斯拐点和结构性通货膨胀[J].金融发展评论，2011，(4)：15-18.
    [32]Green, S.On the World’s Factory Floor: How China’s Workers Are Changing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R].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33]Minami和Ma指出，工资上升可能是源于政府实施的最低工资制度，也可能是经济景气的结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它们都不是劳动力供求变化的反应，因此，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应该是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工资上涨。
    [34]Minami, Ryoshin and Ma Xinxin.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y: Compared with Japanese Experience[J].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0, 3(2): 163-179.
    [35]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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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袁志刚.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三个疑问[J].当代经济，2010，(19)：6-8.
    [38]张丽宾.“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对我国现阶段就业形势的认识问题（中）[J].中国发展观察，2011，(2)：39-42.
    [39]日本在二战之前的工资差距和收入分配都呈恶化的趋势，而在20世纪60年代刘易斯转折以后，工资差距缩小，收入分配改善。台湾的基尼系数于1968年达到顶点（0.362），此后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40]Minami, Ryoshin.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968, 82(3): 380-402.
    [41]Minami, Ryoshin and Akira Ono.Behavior of Income Share in a Surplus Labor Economy[J].Japan’s Experi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1, 29(2): 309-324.
    [42]将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作为总体，工资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37下降到2010年的0.33；农民工内部的工资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0.396下降到2010年的0.319；区域因素对工资差距的解释从2001年的56%下降到2010年的51%。
    [43]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70-82.
    [4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从1982年的1.82:1扩大到2009年的3.33。
    [45]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从1997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4%，企业盈余从23%上升到31%，政府收入增长近30%。
    [46]肖卫，向国成，朱有志.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1)：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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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耿元，林玳玳.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J].经济问题探索，2008，(9):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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