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动力的转换

    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中速”增长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常态”。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从1978年以来的30年间，中国经济以9.9%的高速度持续增长，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财产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但过去高速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粗放增长模式基础上的，靠的是资源要素的大量投入、技术的模仿和生产要素的低成本。这种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它已经对土地、空气和水等环境因素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对自然资源供给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像GDP增速那样快地得以提高，反而由于快速增长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而打了折扣。
    基于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增长基数日益庞大，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16-2020 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7.0% ，2021-2025 年为5.9%，2026-2030 年为5.0%，而1995-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为9.9%。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决定中国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近10%的速度增长，而是换挡到7%左右，甚至6%左右的速度增长。我们要适应这种“中速”经济增长，不要因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惊慌失措，甚至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丧失信心，而应该认识到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我们之所以把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视为“中速”经济增长，是相对于过去近10%的高速增长而言的，而以国际标准来看，7%左右，甚至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很高的。保持中速增长，可以为调结构、惠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留下较大政策选择和行动空间，同时，高质量的中速增长，完全可以保证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发生根本性转换，居民消费、创新、民营部门和中西部地区将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GDP中，投资所占的比例一直很高，并且呈现上升的趋势，2010年以后，将近50%的GDP被用于投资，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投资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新生产能力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长期高水平投资也带来了诸多负效应，如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导致宝贵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的高水平投资压制了居民收入提高，损害了居民福利，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最终造成经济的总体失衡。
    出口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中国快速形成的生产能力找到了出路，并积累了巨额外汇。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会把外部风险迅速引入到国内。同时，过高的外汇储备也会演变成经济的拖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最终要由本国居民所享受，如果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出口，本国居民的福利将因此而打折扣。投资、出口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仍将发挥积极作用，但其重要性会下降。从投资来看，仍存在一些重要的投资领域，如公共品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如信息基础设施、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改善等方面的投资）、养老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房建设投资，等等，这些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这些投资与以往的政府投资性质不一样，它主要是消费性的，直接关乎居民的福利，不会形成产能过剩。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讲，政府投资占GDP的比例会下降，更多的资源将会直接用于老百姓的消费和提高他们的福利。
    二、“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实现转换
    第一，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上升。我国居民消费在GDP用途中所占的比例偏低，改革开放以来呈下降的趋势，2006年以后下降到不足50%，远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是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如果居民长期不能同步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增长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从经验数据来看，只有把居民消费提升到GDP的60%左右，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基本驱动力的地位才能确立。
    提高居民消费比例的前提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从宏观上讲，首先要调整政府、企业（特别是大型垄断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让大部分收入留在老百姓手中，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收入去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商品和服务。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基础条件。居民有了较多收入，他们就有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他们的偏好就会诱导资源的流向，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和产业结构，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就会从根源上得到较好的缓解。
    第二，经济增长将转向创新驱动的轨道。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依靠生产要素和环境的低成本、生产技术的简单模仿等传统方法来获得，要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也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央有关会议已经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大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将开拓新的产业领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奠定增长的稳定基础，从总体上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从而把生产力推向新的水平。近年来，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开始增强，在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等新兴技术领域，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大量出现，原始创新初露端倪；在通信设备和装备制造等产业出现了一批有国际技术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向服务业和制造业加速渗透，促进了传统产业的组织和商业模式创新。但这还只是开始，创新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国际竞争和国内的资源环境压力也会把我们逼向创新驱动的轨道。
    创新驱动发展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通过推动新一轮改革，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高等教育制度等，建立开放、合作、活跃、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三，民营经济部门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民营经济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岗位创造和居民收入增加等做出了重要贡献。2012年，我国私营企业注册资本达31.1万亿元，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1.98万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1.3%，税收占全部税收的73.1%，非公有制经济在多项指标上已经占有优势。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民营部门将在创新驱动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创新的能量不断得到释放，它们将新技术转化为能带来商业利益的新产品的积极性更高，这将有力推动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将消除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诸多门槛，为它们开辟新的发展空间；要素市场改革，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将使民营经济能够平等地获得生产要素；产权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使民营经济的产权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只有构建一系列的体制制度条件，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才能得以充分释放。
    第四，中西部经济发展将成为总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从区域发展看，改革开放的前30多年，东部沿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资本、劳动力、技术向沿海地区大规模流动，沿海地区的资本积累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生产能力、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等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地区发展的差异非常明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制约着总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构成新阶段的发展机遇和动力。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具有成本优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潜藏大量的投资机会；中西部地区有大量特色资源，可以发展特色产业；中西部地区有广袤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这些都是后发优势，把这些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中西部地区就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编稿：李彦伟 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