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红驹：中国“新常态”经济的特征解析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传导最高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认识。
    应该说，“新常态”这种提法并非新词。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中国“新常态”经济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告别过去两位数高增长模式，进入次高增长阶段，官方文件对此的表述是经济增长进入换档期。2001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10.4%;从2012年初至2014年初，各个季度的GDP增长率都在7%至8%之间，2014年一季度GDP增长7.4%。根据“十二五”规划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李克强总理做公开经济报告时也指出，如果中国每年要维持新增1000万的就业，中国经济增速只需要7.2%就可以了。
    2.“保增长”和“控风险”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常态。宏观政策需要告别过去刺激依赖症。保增长是保增长底线，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控风险仍是当前宏观政策的焦点之一。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周期性原因主要来自债务扩张和随后的政策紧缩效应。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强力刺激措施通过债务扩张实现经济的超常反弹，杠杆率上升之后，产能过剩和局部的房地产价格泡沫无以为继，只能通过痛苦的债务紧缩过程实现去产能、去杠杆的目标。去产能的典型表现是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同比长期负增长。为控制局部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国采纳了缓慢缩减货币供应增速、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等结构性紧缩货币政策;同时加大反腐力度，财政支出增幅也时有放缓。很显然，真正地去杠杆目标未实现之前，时断时续的结构性金融紧缩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将是常态。
    3.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中国正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以第三产业衡量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在2013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另外，中国区域结构将趋向均衡发展的新常态。如京津冀经济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超大城市群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
    4.要素供给的新常态约束。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资本形成的增速将随储蓄率有所下降;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大。经济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低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扭曲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一是短时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二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出现下降趋势。这些要素供给的新常态决定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下移趋势。
    5.改革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的新常态。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存在两个不平衡。一是内部不平衡，具体表现为：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第二，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第三，区域发展不平衡。二是外部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凭借低成本优势扩张贸易和经济增长上升红利吸引海外投资，形成多年国际收支双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积累余额上升到让人眼红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资源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受技术和能源结构限制，碳排放量大以及环境污染影响世界气候环境;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位于中低端制造业，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严重依赖国际进口等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不断以这些外部不平衡问题对中国发难，比如汇率操纵指控、贸易争端、气候谈判、高技术转让限制等等。这两个内外不平衡是影响中国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源。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规划了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和路线图。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因此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促进内部和外部结构优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将是中国式“新常态”的重要内容。
    6.中国式“新常态”的三种前景展望：一是定力不够，重新出台强力的刺激政策，势必使债务杠杆率更加恶化，对局部区域的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未来经济出现断崖式坠落的可能性加大;二是政策预判失误，微刺激的政策着力点不够保持经济的底线，或者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能源供应中断，经济增长的底线守不住;三是保持定力，通过适当的微刺激，坚守保增长的底线，促进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释放创新和改革红利，到2020年顺利实现改革目标和“十八大”双倍增计划。
    中美两种“新常态”经济出现周期错配的可能性加大，但在确认美国前景趋好的情景假设下，美国经济预期好转对中国经济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1)有利的一面是美国经济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好转，通过贸易、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优化配置等渠道，中国经济增速也会有所恢复;(2)不利的一面是受美国经济预期向好，中国经济出现趋势性下滑的预期影响，美元进入强势周期，中国资金外流，资产重估，中国资本收益率低于美国资本收益率，预期自我实现，将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出现更大幅度的周期性下滑。
    很显然，第一种影响正是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化过度繁荣机制的翻版。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重新调整国际政治和经济战略布局，通过重返亚太、主导TPP和TTIP贸易谈判、成功实施能源战略，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中国过去的出口导向型高增长机制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存在，加上中国内部房租和工资成本上升，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对外竞争力也有所下降。内外两方面因素相结合，决定了21世纪初中国凭借全球化机遇加速发展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因此当前必须高度警惕美国经济预期向好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中国具备强有力的政策工具防止两大经济体一升一降出现短期的周期错配而引发的短期资本流动以及更深一层的二次下滑。中国当前迫切需要保持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抓住当前宏观经济稳定的有利时机，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在去杠杆的同时，通过微刺激实现底线增长率以上的增长目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尽量避免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以实现可持续的高效增长。2014年4月以来，中央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比如增加水利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建设、加快保障房建设、定点降低存款准备金比率、调整人民币汇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利用中国自身地缘政治优势、加快自贸区建设、试点TPP类似条款等等，都是符合中国式“新常态”经济底线思维的。固然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也受短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只要没有大的政策失误和地缘政治冲突，只要中国始终坚持推进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释放改革红利，中国“十二五”期间还会保持稳定增长，中国“新常态”经济的第三种前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