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过度看空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

    中国经济调整或呈现“需求底”和“效益底”双重底
    文汇报：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速在2011年进入个位数增长，从2011年的9.5%，逐渐放缓到2015年的6.3%。同时，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6.5%—7%，这也是1995年以来中国首次将GDP目标设在一个区间。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为6.7%。这一系列统计数据描述了怎样的中国经济前景？
    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中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高投资触底；第二，去产能到位；第三，新动力形成。
    以上三个条件逐步形成后，中国经济这一轮大调整将可能呈现双重底部。一是“需求底”，随着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全部投资增速趋稳，这一底部有可能在今后一两年内出现。另一个则是“效益底”,是从供给侧适应于需求侧来看的，主要指标是PPI止跌回升，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在适当水平。
    这个底何时出现，将直接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明显滞后于“需求底”，不难想象，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特殊困难期：增长速度相当低，PPI依然低迷，企业大面积亏损，部分地区的金融财政风险加大，甚至酿成某种形式的危机，从而落入一种可称之为“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短期内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上有实质性进展，促使PPI和工业企业利润止跌回升，“效益底”与“需求底”的时滞缩短。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性。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触底的过程不大可能一帆风顺，抑或将经历一个复杂、很可能波动较大的过程。受某些短期因素影响，相关指标可能转好，但需要观察其可持续性。底部形成将是一个过程，需要多次验证确认。触底成功后，增长态势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的出现V型或U型反转，而很有可能是大的L型加上若干个小的W型。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触底关键期，预期问题再次突出而敏感。近期股市、汇市的大幅波动，很大程度源于预期变动，而预期变动又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规律和现实理解有关。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
    2010年，在人们把高增长看成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要下一个较大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而在目前，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大的政策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特别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看，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增长轨道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过度看空、看衰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政策选择有更高的要求，正确而有效地推进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稳定预期的关键变量。
    警惕把供给侧改革泛化的倾向
    文汇报：今天，不论在北、上、广、深，还是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8月25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5—2016)》认为，当前楼市的突出问题是住房市场严重失衡，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波动风险较大，分化趋势严重。房价的波动是否是“高投资触底”一项重要表征？
    刘世锦：从需求角度看，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正是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来源。
    高投资触底，有一个通俗说法，即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高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作为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2015年的负增长，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2014年触到历史需求峰值后开始快速回落，2015年下半年出现月度同比负增长，当回落趋稳时，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房地产投资增长触底，也意味着全部投资乃至从需求侧看的整个经济增速探明底部。
    文汇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产能严重过剩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去产能难在何处？
    刘世锦：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初步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以上。尽管对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在起作用。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时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时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
    产能严重过剩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PPI迄今（2016年5月数据）40多个月的负增长，最大降幅达5.9%；二是工业企业利润自2014年下半年以后一年多的负增长。分析表明，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对工业利润负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重点是在上述五大行业实质性去产能。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然而，严重过剩产能“退出难”也超出预期。其原因，首先是有关地区大都希望别人减自己不减，等减产能到位后坐收渔利，从而陷入“囚徒困境”。其次，去产能后的职工安置、债务处理、资产重组等都是难啃的骨头，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地区采取了等、熬、拖的办法。但这种局面显然不可持续。企业长期亏损，财政减收、债务违约、就业困难等问题不可避免，相关地区可能守不住底线，经济全局也可能出现更为困难的局面。
    事实上，近些年供给侧大调整，除了重化工业外，还有出口行业。增速由20%-30%降到负增长，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并不亚于重化工业。出口行业也经历着艰苦调整，企业订单减少、负担加重，部分企业关闭破产，有些移至外地，还有的企业老板“跑路”，如此等等。但与重化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体上似乎“声音”不大，也没有获得多少政策资源支持，堪称“静悄悄的变革”。重要的区别在于，出口行业主要以非国有的民营和外资企业为主，重化工业则聚集了众多国有企业，其中的大企业以国有为主。民营和外资企业调整较快，方式多样，不会久拖不决，因为它们拖不起。有的人实在经营不下去，解不开困局，可以“一跑了之”，而不会在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下继续经营。用工制度灵活，调整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较易解决。而人、债、资产重组等问题，对国有企业均为难题。政府“大而不能倒”、“国企出问题，政府总要管”的明显或隐形承诺，使国企调整难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国企去产能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企、国资深化改革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被逼出来的难得改革契机。出口行业和重化工业在调整中的表现对比，提供了不同体制机制在结构调整差异的典型案例。
    文汇报：在供给侧改革中的财政政策讨论上，减税是个热点话题。如何用改革的办法推进减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刘世锦：无疑，有些方面企业税收负担偏重，减税是“降成本”的着力点之一。但客观地说，在经济和财税收入减速、财政支出刚性很大的情况下，减税力度不可能很大。而且，减税仍然属于宏观政策，只是间接作用于微观基础。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要而紧迫，不能拖，也拖不起。但对“为什么要改”、“改什么”、“如何改”，仍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把供给侧改革泛化的倾向尤其需要警惕。
    比如，有人以中国游客到日本抢购马桶盖为例，提出中国产品质量低，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提高中国企业产品的档次。产品质量与供给侧当然有关，但影响产品档次和质量的因素相当复杂，既有体制政策问题，也有发展阶段问题。即使与体制政策相关，产品档次和质量也是体制政策改革后的结果。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改革举措，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于供给侧改革。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应当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为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激励产业升级、营造创新环境，创造必需的制度和政策条件。
    “老经济”加新机制是新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文汇报：美国研究竞争战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等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一书中，认为日本高速增长期后存在着“二元经济”，一个是高度对外开放、竞争力很强的领域，另一个则是面对国内市场、封闭性强、竞争力差的领域。他提出，日本经济要提高竞争力，必须解决后一个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您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同样的问题吗？
    刘世锦：事实上，中国经济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纠正资源错配、提升效率大有文章可做。“老经济”加新机制作为新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却往往被忽视。而新旧动力的不对称性尤其需要关注。忽视这种非对称性，容易对新动力的规模扩张产生过高期望。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新产业在规模上远不能对冲老产业减少的规模。例如，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的比重，2015年尚不足10%，其中有的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如光伏发电行业。新经济的替代性增长，呈现出“降成本、提效率，但对GDP增长贡献不大”的特点。加上新机制的老经济，也属于“后历史需求峰值期”的增长范围。概括地说，新动力能够提升增长水平，但远不足以抵消原有动力的下降，更重要的体现于发展模式、效率和质量的转换。
    通常意义上的新动力，是指那些新成长起来的增长领域，亦可称之为“新经济”。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物流、研发、金融等；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如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等；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如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等互联网+所带动的相关行业。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关融合。
    这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替代性增长，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增长空间，或者说，在原有的增长空间内换了一种增长方式。这种增长具有重分蛋糕的性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冲突和重组。例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以至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场关闭；打车软件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等。如果“新经济”确实拥有并有效运用了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率，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但同时必须重视并妥善应对利益冲突引发的挑战。
    文汇报：日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宣布，今年7月后，中国移动已不再新增含长途漫游资费套餐，并计划于2016年底前将在全国范围停止销售“非长市漫一口价”套餐。自此，三大运营商都已相继宣布逐步取消漫游费举措，我国长途漫游费终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降低通信资费之路为何如此漫长？
    刘世锦：的确，近来降低电信资费的呼声甚高，但如果缺少足够竞争，社会对真正降低成本、改进服务依然信心不足。放一两个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进去冲一冲，局面就会大不一样。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世界上电信资费最低的地方。前瞻地看，如果基础电信缺少竞争活力，互联网创新也难以走远。这些领域，看起来投资已经不少了，但有活力的新投资进去，可以提高整体效率。这种能够提高行业效率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所以，切实放宽准入，深化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改革，是当务之急。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更有待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
    此外，要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将资源导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活动。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极易形成经济泡沫，吸引大量资源脱实向虚，直接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同时导致金融和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必须高度警惕、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危害，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导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政府应当更加“聪明”地发挥作用
    文汇报：近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向全社会公示，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40年，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
    刘世锦：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文汇报：《大停滞?》一书作者泰勒·考恩教授曾讲到：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在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世锦：由于创新与模仿的实质性差异，政府必须由以往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搞规划，转向遵循创新规律，营造创新环境，让市场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在这方面，政府应当更加“聪明”地发挥作用，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使他们能够有长远打算；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吸引创新要素的聚集和优化配置；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相应改革教育和研发体制；深化金融改革，为创新提供全链条的金融支持等。地方竞争是以往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此外，要切实调动人的积极性，完善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现有国情下，政府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至为重要。十八大以来提出和贯彻八项规定，大力度反对和惩治腐败，成效显然，深得人心，开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把当前出现的懒政现象归结于反腐败不符合实际，颠倒了是非关系。
    从实际情况看，部分干部的不作为原因复杂，既有“不想为”、“不敢为”的问题，也有新常态下老办法行不通而出现的“不会为”，指标脱离实际、风险过大而“不愿为”等问题。政治生态的变化，要求因势利导，乘势前进，在“关后门”、“堵歪门”的同时要“开前门”，积极探索符合国情和现代治理结构要求的长效机制，重要元素包括选人用人机制的透明度和稳定预期、“政务官”与“事务官”适当分离、职责与监督有机结合、稳定的薪酬增长机制、福利待遇与廉政状况挂钩机制等。同时，要给地方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项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地方基层试验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有利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这种试验也是一种试错纠错的过程，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成本。
    本报记者 刘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