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溯源

    宏观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中，对坚守新古典范式的宏观经济学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新古典范式以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为代表。单从数学视角看，这两类模型复杂而精美。但倘若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两类模型似乎和现实世界毫无瓜葛。科斯曾把新古典范式形象地比喻为“黑板经济学”，大意是这类模型只适合在黑板上推导，却无法解释现实世界。
    罗默虽然指出了宏观经济学丑陋的现状，但还没来得及溯源。一般以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起始于卢卡斯领导的理性预期革命。单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看，卢卡斯的理论贡献可能被夸大了。预期这一因素在凯恩斯那里就已经得到体现，理性预期的雏形凯恩斯也曾提及，只不过其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概念，所以放弃了。而跨期选择的理性选择模型也并非卢卡斯创立的，在费雪的《利息理论》中，就已经有了该模型，且相当完善。如果说卢卡斯给出了一个有关信息和决策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跨期决策模型方法，那么该方法也不是卢卡斯本人所创，穆斯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比卢卡斯还早。
    简单地把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革命归结为卢卡斯的贡献，同样不符合思想史的原有路径。读过《利息理论》就会发现，费雪才是真正开启宏观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第一人。严格地说，《利息理论》第二篇就是一个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的系统理论，尽管费雪在其中进行了不少偏离新古典范式的分析。费雪在这一篇中的核心思想是，当人们面临跨期选择时，存在一个时间偏好，即“人性不耐”，他写道，“所有各种时间偏好，最后都可归结为较早的收入优于较晚的或延迟的收入的偏好。并且较早的或即刻的收入优于较晚的或延迟的收入的偏好，又可归结为较早的享用收入优于延迟的享用收入的偏好”。也即是说，理性经济人更偏好当前的收入和当前的消费，任何试图延迟当事人收入或消费的举动，都会给其带来不舒服，因而就需要正的利息给予补偿。当事人在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权衡，就形成了时间偏好。这是经济学思想史中第一次完整地用新古典范式来定义时间偏好，从而跨期理性选择模型得以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费雪称作开启宏观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第一人，并不过分。
    接下来，费雪从两个方面解释了影响时间偏好的因素。第一个方面是客观因素，费雪将之归纳为三大类：收入数量、收入的跨期分布和未来收入的风险。费雪认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收入越小，人们就越偏好当期收入；如果未来收入随时间而递增，即当期收入相对未来收入来说更稀缺，那么人们同样更偏好当期收入；如果未来收入风险更小，相对更确定，那么人们就越偏好当期收入。除了这三个客观因素外，费雪又提出了第二个方面的因素，即个人因素，这方面的因素带有主观成分，包括远见、自制力、习惯、预期寿命、对他人生活的关怀和时尚等。而习惯和时尚则相对客观点，影响时间偏好的机理也相对复杂。当然，除了这两大方面的因素外，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到时间偏好，比如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社会环境因素、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等。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费雪有可能创立一种真正直面现实且又扎根于过去的经济学思想海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但很可惜，费雪把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淡化了，转而强调第一个方面的因素。他写道，“然而基本的事实是，就任何特定的个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来讲，他的不耐是确切地决定于其收入川流的数量大小、时间形态和或然性的。”可能读者会困惑，为何费雪这么突兀地转向第一方面的因素？从《利息理论》后面的章节可以看出，原来费雪的目标是构造一个宏观经济均衡模型，从而找到一个均衡的时间偏好，而如果其纠缠于第二个方面的因素，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也就是说，费雪为了其后续的理论模型精致完美，并和马歇尔传统实现无缝链接，于是抛弃了第二个方面的因素，转而突出第一个方面的因素。所以，费雪在《利息理论》第三篇才得以通过数学模型来刻画出个体时间偏好和市场均衡利率水平的形成机制和结果，也正因为费雪的这种理论研究心态，导致了后来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新古典范式在偏离现实的轨道上越行越远，最终走向了“黑板经济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