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雄：深挖五大潜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门槛，是一道坎。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经济台阶式下行和未来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症结在于人口危机叠加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目前中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节点，要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必须标本兼治，牢固树立五大新发展理念,深挖创新、市场化、服务业化、城镇化和人口潜力,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
    人口危机叠加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导致经济下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廉价劳动力优势，紧紧抓住全球化机遇，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经过三十多年艰辛努力，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达8000多美元，实现了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了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
    然而， 自2010年,伴随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中国经济就告别两位数增长，一直处于下行之中。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症结在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叠加人口危机。从短期看，是由于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中国发展遇到出口导向难以持续、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人口红利衰减、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过大、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增多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所导致的。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一)严重少子老龄化是导致经济下行的根本因素。
    人口少子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21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近年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弥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症结在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根源在于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在加深。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
    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等，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2016年达１６.6％ ，2016年比1982年下降了17 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6%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比美国的20%还低。预计2030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跌破15％；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6年只有２.3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1亿人。
    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10年中国就已经下降到16.6%，已经低于日本1990年18.3%的水平，而1990年日本人均GDP为2.47万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0.46万美元。
    中国少子化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中国只有8000多美元。中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中国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
    此外，老龄化快速推进。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高，人类的寿命得到进一步延长，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主要是由于控制生育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青少儿人口比重急剧下降造成的。
    2016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3亿人、比1982年增加了1.53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16.7%、比1982年提高了9.1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5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10.8%、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达23%左右，比1982年上升了5.9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 .5个百分点，已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的12.5%左右仅相差1.7个百分点。据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达17%，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已拉开序幕。少子化造成新生劳动力供给减少，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16年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减少了1900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3.1个百分点。2015年流动人口30多年来首次减少,2016年流动人口继续减少171万人。同时，劳动力老化日益加剧，45～59岁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2010年为28.4%，2015年上升为33.3%,2025年将达38.2%。
    近年来，就业市场呈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格局，症结在于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脱节，教育实行精英教育，而经济发展却长期停留在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整个社会对熟练技工需求量大，对高端人才需求量小；以及服务业发展滞后，提供就业岗位能力弱。
    人类发展历史表明，每一次的科技进步会节约传统产业、行业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新行业对劳动力的新需求。202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将爆发劳动力危机。
    固然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会节约一部分制造业劳动力，但是，由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庞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的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会动摇，导致未来对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以及中国发展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变，大力发展研发、信息、文化、医疗等服务业也需要大批劳动力。此外，老龄化提速，养老也需要相当多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中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青年劳动力。
    如果仅用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观察，到2025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基本与现在相当，还有9.9亿人左右，似乎看不到劳动力危机现象。但在中国，15 ～19岁人口基本在学，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退休，60 ～64岁人口，除了农业外，几乎都退出劳动领域。因此，对中国而言，有效劳动力应是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
    此外，用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国际比较时，不仅要与发达国家比，更要与同等收入国家比以及与发达国家同等收入水平阶段时比。显然，目前中国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同等收入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同等收入水平时占比都低得多。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这是活跃经济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到2030年只有4.49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下降幅度达21%；其中20 ～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2020年后将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减少将扩大到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减少，将遇到极其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达6000万人之上。
    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困难，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劳动力供给不足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商品或生产要素供需平衡时，其价格保持稳定，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下跌，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上涨。近年来中国劳动成本的刚性上涨，原因固然有多种因素，关键因素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不争事实。
    与此同时,社会养老面临巨大压力。养老问题本质是社会再生产问题，养老某种程度上就是年轻人口供养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分享年轻人口所创造的社会财富。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完全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
    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现在的不到3个在职工作人员供养一个退休人员，2030年不到2个在职工作人员将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到2050年不到1.5个在职工作人员需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空前挑战,特别是农村养老更是十分薄弱。目前，每月80元的农村养老金对农民养老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另外，人口危机也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 。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青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由于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
    青壮年人口减少降低消费能力与影响内需。青壮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导致内需不足进一步加剧，很多产业就会萎缩，极大影响社会经济转型。当前，产能过剩除了与投资失衡外，也与20～44岁的青壮年见顶下降减少密切相关。另外，青壮年人口减少及养老负担增加，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弱化经济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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