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上网来·辉煌十九大】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与战略目标

     摘要：中国在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采取的是以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特征的追赶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十九大以后，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至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发展的主体，因而要把创新制度的供给，当作政府调结构的“抓手”，政府要通过增加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给市场运行主体创造优良的环境。“扬长补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潜在的增长空间得到有效扩展，同时会对中国经济的中短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是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 转变发展方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采取的是以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特征的追赶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十九大以后，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一是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即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比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提前了15年；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显然目标上了一个新的层级。
    二是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指人民群众对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环境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需求；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民的上述需要，在数量、质量、结构、空间等方面，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供给的情况。
    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将面临怎样的发展环境？这个环境对我国的中长期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根据发展条件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改革体制机制，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提出定量的经济增长指标，但坚持“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提法。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至少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仍将是中国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逻辑基石。GDP增长率仍是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量化指标之一。因为，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按现在的币值要达到2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从2020年开始接下来的15年中，或者在2016年8260美元的基础上，年均得保持4%—5%的增长速度，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全球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持续保持了30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高速增长了40年，如果年均把4%—5%左右的增长速度持续到2035年，意味着中国要保持近60年的中高速增长。这是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要高度重视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远景上，这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得深入，这个“陷阱”会顺利地迈过。这意味着十九大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到增长的数量目标，但中国经济不能进入低速增长轨道。速度问题仍然是追赶战略中必须高度重视的、有一定约束力的硬性政策目标。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说明未来的追赶战略是追求增长速度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混合体。速度很重要，但提高收入、增加福利、改善公共设施等转型发展问题更加重要。为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过去，我们的非均衡发展采取的是“扬长避短”战略，倾斜发展某些重点部门和领域，目的是为了高速度发展。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到了“补短板”、“扬长补短”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实现追赶目标之前，我们的发展工作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据此来看，由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特征所界定的追赶战略，在战略目标、政策取向等许多实质性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变化表现在很多方面，以经济发展的质量发生变革为例，进行一些阐述。
    过去落后生产力条件下，我国商品和资本双短缺，导致经济发展中偏重于数量的满足，发展质量、产品性能和服务重视得不够。现在进入新时代，出现了商品和资本双过剩现象，商品供给数量充足，竞争充分，开放度高。如果实体经济仍然维系低质量的供给体系，必然导致老百姓把货币投票转向国外高质量商品；如果不能供给足够收益的优质资产以满足理财需求，民众必然会把储蓄转向对房地产的投资活动。前者会导致国内经济循环不畅，商品进一步过剩；后者会导致出现严重的“资产荒”，从而推动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扬，推动虚拟经济泡沫化。这两个问题叠加，最终会表现为效率低下，甚至发生经济金融危机。这就是说，要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提升商品的供给质量，提供更多优质金融资产，以平衡经济发展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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