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盛华：如何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作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发挥港澳独特优势，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在此背景下，由我院和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深港合作圆桌会议第三次会议于日前在我院成功举行。本次圆桌会议以“粤港澳大湾区：深港合作新机遇”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嘉宾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时代深港合作的新机遇、新思路，以及湾区内重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等议题发表了见解和看法。
    一、从习主席批示要求看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定位
    习近平主席上任后第一站就来到深圳，体现出他对深圳有特殊的期待。习主席近期对广东“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批示，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他对深圳的期待和要求。（这个各种报章很多报道，不用说）。“四个坚持”是前提，“三个支撑、两个前列”是努力的方向。我们认为，深圳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作用，能否发挥出来，如何发挥，可以从“三个支撑、两个前列”的角度上来理解。“有为才有位”，深圳能否服务国家战略，承担国家使命，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支撑，决定了她自身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一）以抓创新为突破口，在城市竞争中提升位势。
    国家的战略需求是，要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是说，创新已进入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成为立国、兴国和强国的核心。深圳要强大自己，就要为国分忧，要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为抓手，努力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支撑。
    我们最近在起草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方案。在研究国内外城市发展路径和产业转型升级经验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目前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广东省在全国的地位有待提高、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特别是在中国发展三大引擎中，随着长三角规划和雄安新区的出现，珠三角的风头不足，有落后的风险。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竞争格局中，深圳下一步要抓什么，靠什么脱颖而出，是一个值得决策者和思考者高度重视的问题。
    只有从抓创新入手，才能使深圳保持现有地位，并跻身于全球城市行列。只有抓创新，而不是别的任何一条路子，才能保证深圳不掉队。从深圳三十年的发展来看，确实顺应了习主席的那句话“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深圳作为一个行政级别不是很高的城市，没有直辖市的各种政治地位和要素布局的优势，要想获得各种高端资源并不容易，参与国家存量资源的争夺存在着巨大的体制障碍。这就意味着深圳要走高端路线，就必须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的路子，也就是抓创新。只有抓创新才能把最高端的国际国内资源引进来，并在创造增量资源中做大“蛋糕”，减轻受制于行政级别低的局限。
    深圳的创新要有自己的特色，具体是三个关键词：“应用导向”、“企业主体地位”、“产业创新”。首先，我们的科技创新，方向跟北京、上海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一样。他们发展的是大科学、高精尖、国际一流，我们没有实力和必要去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我们要的是能有生产力的创新，要走应用导向的路子，“功利一些”没有错。其次，我们已经为国家在坚持创新中的企业主体地位这条路子上做出了榜样，还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此外，我们要着力于产业创新。产业创新在我国过去注意得不够，挖掘得不深，经验很少。目前国内创新的发展方向、发展重点以及创新与产业的对接都做得不太够。深圳可以说是国内最有潜力、最有条件走出一条产业创新路子的城市。美国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拓展了企业和政府合作的模式，打通了先进制造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商品化、规模化生产的创新链条，为突破科研和生产“两张皮”找到了有效的路径，深圳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索。
    （二）打造新经济策源地，助力在全国成“燎原”之势
    国家要搞供给侧结构改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不改不转，不寻找新动能，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就被旧结构、旧供给所拖累，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深圳要服务国家战略，就要助力国家转型和结构改革，建设新经济发展策源地，努力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撑。
    新经济是经济中的“新”的部分，它“蚕食”旧的部分，萌生出新的增长动能，使经济获得新生。新经济可以简单地定义为经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由新科技所驱动，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但是，从全国格局看，新经济的发展需求有“策源地”，由小到大，从萌芽到兴盛，最终实现对旧有模式的改造。深圳要做的就是成为中国新经济发展的策源地。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现在旧的供给过剩，新的供给需要有基层的实践来提供。深圳不存在旧的问题，新的问题是要为国家提供新的增量、新的需求、新的动力。
    深圳具有成为全国新经济发展策源地的潜力和可能性。深圳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既有市场机制规律的诱导，也有创业创新法则，亦即“高于短期理性的动力”。深圳应该探索发展“IT+BT+N”的新型产业体系，这里，IT是信息经济，BT是生命经济，N是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群。深圳要用优质供给替换旧的供给，推动新需求，形成新动能，把我们的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进一步做大做优。这是我们为全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的贡献，也是国家所希望看到示范模块。深圳的新经济成分提升了有地位了，也是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的价值和地位的重要方式。
    （三）实现高度开放，进一步掌握整合利用全球资源能力
    国家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战略，其目标是在全球重塑格局，提升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利用能力，打造国家屹立于民族之林的百年基业。深圳要服务国家战略，就是在对外开放中变得更“高”更“强”，打造高度开放的国际化城市和湾区枢纽城市，为全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
    目前，深圳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拥有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大陆第四大航空港。有条件形成功能完备、及时可靠、通关便利、流转顺畅、经济高效、海陆空并进的联通“一带一路”的全球门户和枢纽。可以说，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深圳是全国内地城市当中最可能建成国际化城市的一个代表。
    从这个角度需要思考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与国际一流的顶尖城市建立关系，就是将优质的国际资源引进来。以创新为例，深圳要以更具前瞻性的战略、更加有力的举措，引导走出去，到海外创新密集区域设立创新中心和研发机构，构建海外支撑体系，提高自主创新的起点和水平；还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引进吸聚全球创新资源。通过一“进”一“出”，打造深圳在全球的创新版图。二是如何在全球少有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格局下，处理好复杂的中间关系，避免弊端，把优势发挥出来。深圳如果把这两个问题处理得好，就可以为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我们以后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实现大国复兴强国梦提供一些有价值经验探索。
    （四）实现“精明增长”，建设高品质城市
    “小康”这个概念，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国家要实现小康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强民富，还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城市来说，就是要绿色低碳、宜居宜业。深圳要响应国家战略，就是要建设“美丽深圳”，打造高品质城市，努力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前列。
    首先，深圳在滨海城区的建设方面，要走在全球前列，成为典范。湾区特别是滨海岸线，具有很明显的脆弱性，需求精心规划，科学建设。现在，整个珠三角湾区特别是海岸线的建设比较杂乱，发展水平不是很高。要参考发达的湾区经验，把深圳建设好。目前，我市在前海、后海等地区滨海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值得推广。为用好宝贵的岸线资源，为后人负责，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打造千年大业，为整个环湾区的建设提供支撑和借鉴。
    其次，我们要坚持“精明增长”的路子，全力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城市的生长有其规律，更需要合适的历史周期。目前，在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的前提下，在土地价值处于上行阶段，房价没有下行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在一定周期内，充分运用现有的市场化的手段，尽快推动城市向高品质发展，力争把整个城市“重新建一遍”。这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土地低效应用的问题。从物理空间看，如果能解决若干瓶颈问题，特别是交通问题，现在深圳的土地完全足够2800万人居住和生活。从产业看，除了大工业制造，一般的现代工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布局在深圳不存在问题。相对香港和其他的一些发达的城市，我们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产值还很低，只有香港和新加坡的六分之一。如果是按建设区来计算，我们的单位土地产值甚至低于天津和厦门这样的内地型城市。所以，深圳土地的效率还不够高，未来开发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五）建设新型“创新特区”，为国家新时期改革探路
    努力走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前列。
    国家在改革中，进行了项层设计，但是需要大量的基层实践来进行探索和支撑。深圳要为全国在创新制度供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就是要建设新型“创新特区”，努力走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前列。
    深圳要打造新型的创新特区，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索。一是国家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围绕创新的综合试验区，现在生物、医疗等领域的创新碰到大量的体制问题，深圳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借鉴经验。二是深圳应继续发挥经济特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体制机制优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在与港澳的合作过程中有一些具体的探索，为我们国家实现“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武器。
    以创新为例。深圳要向中央政府争取综合授权“政策沙盒”，要提高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快速响应能力。法规不明确或按照现行规定需要审批准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要争取允许深圳率先制定相关标准规则，建立风险可防可控的管理机制，在市域范围内开展应用示范；需要进入内地其他市场时，国家相关部门应及时总结经验，加强事中事后的协同监管和动态监管，形成规则制度在全国复制推广。在对创新成果的总结、推广方面，深圳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特区立法权优势，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率先制定实施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新经济的法规。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要转变为尽职“守护者”和有效“施肥者”，率先探索创新领域的治理。
    二、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作用的几个影响因素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视角中，深圳是其中的重要城市之一，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但对相关因素的处理如果不当，则可能与其他城市产生内耗，或使自身走向“路径依赖”式错误方向。
        
    深圳要充当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生力军，要为粤港澳大湾区增值，就要慎重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深圳为全国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创新之路”示范？
    深圳路子要对全国有用，就要有独特性，有示范价值，国家缺什么，我们要提供什么。深圳要在创新方面为全国提供支撑，一定要做到“3+N”。
    “3”是指3个主要的长处：（1）市场驱动型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研发机构、研发人员、发明专利、研发投入等6个90%在企业）。要让这种体系“席卷”全国，让市场发挥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2）配套成熟的硬件产业链（深圳已成为全球硬件制造产业链配套最成熟的城市，“硬件硅谷”的名号逐步得到全球认可）；要打造全球最强大的珠江东岸高端制造业产业带，为全球提供最好的硬件配套，取得绝对地位。（3）双向开放的竞争优势（对国际市场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率制造的优势，同时背靠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与国际技术创新之间形成互补与连接，扮演“双向连接者”角色）。要成为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海外资源的“转换器”。
    “N”是指深圳具有的N个值得称道的优点：比如“最小的政府”、政府对创新的强大支持、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宜居生态、年轻化的人口结构、移民城市的冒险精神、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等。
    从长远前景来看，全球范围内具备这些条件的城市并不多。深圳能否将创新这条路越走宽、越走越远，直至在全球形成卓越的领导地位？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做好了，自身也强大了，粤港澳地位也上升了，国家也是高兴的。
    （二）深圳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战略？
    深圳地小人多，产值大。但从长远看，土地紧缺、资源不足的约束不会减轻，只会增强。因此，深圳如何“螺丝壳里做道场”，就会决定自己的命运。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空间战略对于深圳的重要性。粤港澳湾区目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铁路和高速公路布局的广州中心主义、珠江口西岸低效发展，珠江口的倒V形布局（A型尚缺横向联系）等等，都有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深圳要怎么做？
    （1）打造湾区的脊梁。20年内港深莞穗这条线还是最主要的，有势能，可做实，需更新，产业进一步高端化，对全球的引领作用，经济能量进一步释放，放大效应。深圳在产业上要领引。
    （2）向粤东拓展腹地。在短期内“东进”很难推进，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努力，要立足长远，立志于把南中国打造成中国最具价值的国土这样一个远大目标，把粤东带动起来。深圳的价值要让粤东的兄弟姐妹城市所看到、分享到。所谓“要想富，先修路”，我们还是要先考虑做好交通布局，为未来的发展打好基础。同时，未来的发展需要依靠市场来增强，而不是靠政府投多少产业项目。
    （3）向珠江西岸的发展。在深中通道建成后，未来还可以考虑建设一条海底磁悬浮高铁隧道。据中国工程院某位院士讲，这项工作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从环海岸线的角度来说，珠江西岸土地空间多、基础设施好，形成承接带，可以发挥深圳的产业优势，结合中山、江门的需求，增加湾区的势能。
    （三）深圳中长期内面临的变数
    从中长期发展来看，深圳的未来发展还面临着“两大两小”的问题。
    两大就是两个大的问题，一是深圳可否重走“重庆之路”，实现直辖，这对于优化全国行政资源配置、提升国土开发质量，提高深圳对于国家的支撑能力，带动粤东地区的发展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我们看一看四川和重庆的发展经验，思考到底珠三角是做一个唯一的广东一股独大好，还是形成粤深互相竞争的格局好？二是深圳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广州、香港之后的城市竞争格局。出现这个局面，其实是必然的。但是深圳成为“第一大”之后，城市作用力是出现“马太效应”还是实现错位共荣？需要研究。城市发展有其规律，需要因势利导，搞城市之间的敌对和人为打压，终究是没用的。建议大家可以大胆研究。
    两个“小”的问题其实不是小问题，对深圳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一是前海未来搞点什么？是否会掏空香港？是否形成非行政主导的城区发展新模式？搞得这么慢，是否错过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高速期？等等，都需要从战略上去思考分析。二是关于核电站用什么方式转型的问题。在全球最大的都市区，有着这么一个定时炸弹，是不是应让它永续存在？核电站搬走，周边可建设用地超过50平方公里，潜在的土地增值在两万亿以上，是否可以用赎买政策的方式，让其在生产设备2035年到期之后迁到其他的地方，使深港人民放下心来？即便这块土地让核电公司去开发，让他们赚个大红包，也是值得的。站在城市战略的高度，我们必须思考在中长期内的隐性的损失和潜在的危险，要打开思路想一想“赎买制”，想一想土地增值分享，要淡化政治色彩。因为话题较为敏感，这里就不深入分析了。
    总之，我今天谈的是深圳的问题，但是我希望是站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视角上来看这些事。深圳好，湾区也就好，深圳的路子走得不对的话，湾区也就不容易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