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现阶段城市群是推动区域协调的一个重要途径

    2017年6月6日，北京国际饭店，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 年会举行，会议主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型城市群的构想与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副组长邬贺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等参会。
    以下为王一鸣演讲全文：
    刚才李扬老师说，钱在中央、势在地方。如果钱和势匹配，钱都在地方有个什么问题？中国区域差异是很大的，中央把一定的财力提上来是为了再平衡的需要。我要说的就是，中国的区域差异从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说是很大的，以前有一条胡焕庸线，这条线基本还没有改变，没有大的变化，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区域差距大是好事还是坏事？长期来说我们都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总认为中国区域差异大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从辩证的视角来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差异才有了回旋的空间。现在有些地区增速下来了，有些地区又上去了，现在增长率排在前面的基本上都是西部地区了。回旋空间使得增长周期能够拉长，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原来日本人有个雁阵模型，在中国这个验证模型也是成立的。
    新常态背景下区域发展有什么变化呢？2015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有10个省，这个图里用橘黄色标出来的，大概有5亿人已经超过1万美元了。内蒙怎么也超过了？内蒙不是西部地区吗？内蒙人口少，才2000多万人，它前些年煤炭收入增长高峰的时候人均GDP是不低的。这是我们进入新常态以后一个基本格局。
    昨天晚上也在思考新常态背景下有些什么新的变化呢？过去一两年我们用变异系数统计，本世纪初变异系数差距是缩小了，最近两年又在扩大，势头还在缓和，这个需要观察，从变异系数来看是在上升的。
    我们原来说区域差异是倒U曲线，基本的态势就是先扩大、后缩小，缩小了以后还会不会再扩大呢？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还会，他们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变化，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高端要素的高度聚集，它会带来这种变化，经验来看应该是成立的。
    南北的分化，传统上都说东中西，我们观察了好几年，这个是2016年的。可以看到增速最慢的几乎都在北方，快速相对都在南方，红的板块是最快的。2016年北方是天津，因为天津滨海新区投资量很大，像北方一些省份，东北、华北、西北，包括甘肃，还有内蒙，内蒙前几年很猛，现在都不行，包括新疆、陕西。2017年基本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原因就是，北方相对来说是资源型的省份，是重化工产业，现在资源型的都面临价格下跌，全球资源型产品都都下跌，重化工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面临的困难比较多。
    我去煤炭城市辽宁阜新看，转型非常困难，当地财政收入很低、负债率很高。东北养老金缺口也很大，年轻人外流，负债率很高，辽宁大概是400亿的缺口。按照这个趋势走，他们也说了到2020年怎么样，再往后怎么样。
    “一带一路”改变内陆区位条件。有些很死角的地方，现在变成一个前沿地带了，特别是随着亚欧班列的开通一下变成了前沿的地方。我观察的地方是云南，云南有一个中老铁路，接上中泰铁路，中铁铁路再跟新马铁路接上，整个都打通了，新马还没启动，我们在积极参与。还有从瑞丽出去到缅甸皎漂，皎漂这个管道是有了，长远来说如果用一个重载铁路打通的话，它对我们地理格局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是从阿拉山口这里，如果西南方向也打通，内陆格局会有很大的变化。
    这几年来看内陆的开放度迅速提高，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有个城市的数据很惊人，香港到俄罗斯出口的货物价值量高的有40%通过重庆转口，为什么通过重庆转口而不走海洋呢？走海洋时间太长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现在中欧班列累计量已经到3000列了，开通城市在增加，最远到伦敦，到欧洲还有到马德里的，就是义乌的小商品到马德里。
    空间的集中度还是提高的。我们这个体制有一个特点，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往高等级城市集聚的。以前河北的省会是保定，后来到了石家庄。我没有考证过石家庄早期是不是个庄，至少它不是一个大规模的城市，但是它一旦确立为省会城市以后，现在保定和石家庄的落差就非常大了。我们的资源是按等级来配置的，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文化设施、最好的公共服务设施一定在最高等级的城市。哪怕你是石家庄，只要你是最高行政等级了，慢慢的这些配置就过去了。这个跟我们现在也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可以观察到，牛津、剑桥不在伦敦，哈佛不在华盛顿，它们怎么不到最高等级的城市去呢？医院同样如此，更不包括跨国公司总部了，美国跨国公司总部在华盛顿的很少，我们为什么大公司总部都在北京呢？我一直在思考，这背后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要素流动以后，它向高等级城市的集中，这就带来了城市群的步伐加快，要素配置的集聚度越来越高。这种提高有没有好处呢？刚才李扬老师说无增长的城市化，为什么要集中？为什么要城市群？经济学的解释上说，它一定比不是城市群更有效。总体上，特别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
    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是什么？背后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刚才出现了这些变化，中国要素流动市场化，真正市场化流动程度最高的是劳动力，尽管我们资本现在也是市场化了。但是应该说流动性最强的还是劳动力，劳动力一旦出现自由的流动以后，有些地区就成为净流入的地区，只要是经济有活力的地方就是净流入的。有些就是净流出的，比如我们到东北去，省会城市和大连还是净流入的，但是省会城市以下基本上是净流出的。我们也做城市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年净流入的基本是大城市，500万人以上的。现在从现实当中发现，比如武汉占湖北1/3的GDP，成都占四川1/3的GDP，还在不断的大，现在新区建设，成都天府新区，新区建设之后要素密集度还在提高，是净流入的。大城市净流入，中小城市、低等级的就是净流出的。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房子供不应求，三四线城市就是库存呢？跟这个也有关联性。
    高速铁路网，它会改变我们城市相对区位条件。有些原来很不重要的城市，但是一旦在这个路网的结点上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换中心。
    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商品的比价关系的调整，能源资源品、工业品、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型产品比价关系在发生变化，这个对我们区域的调整相对关系的变化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变化。
    外需和内需市场相对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外需是强劲的拉动作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外需增长放缓，国内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市场成长性的增强相对关系变化，中国是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内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在国内市场能不能站住脚，这个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因素。只要是人口大省，对外部要素吸引力都比较强。
    比较优势跨区域梯度转移，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变化。
    最后还得关联到城市群。
    总体上我的看法是，现阶段城市群是推动区域协调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是我们现代工业的载体、市场的载体、信息平台的载体，在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下，它是有利于适度规模经济的，规划的好也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但是我们过去的视角，城市群主要是着眼于竞争，城市群这种形态有利于国际市场的竞争。我们经常举的国际上的一些城市群，比如像纽约、伦敦、日本东京湾等地区，我们谈论这些城市群基本视角是有国际竞争力，能够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够提高效率、信息能够共享、外部成本、范围成本都可以变低，有利于提升竞争力。所以我们从这个视角去看，现在中国可以说真正能够排到第一方阵的是长三角，它是可以进这个方阵的，有这么大的规模和影响。
    但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识的长三角无论是“1+14”也好还是“1+15”也好，我们再用现代的工具分析它，我们用手机百度定位再分析以后，可以分析它相互间的关系，因为手机跟着人走的，人的流动、相互之间往来的关系，比你原来想象中的用行政边界去定义的这个城市群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它包含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现在可以用一些更好的工具去定义它。按照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研究、观察，用大数据，用现代的这种定位方式去观察，可以看到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因为手机能够观察的，不知道是不是跟经济吻合，城市群的分布形态用大数据的分析跟规划不完全的吻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按流动总量来看，流动量最大的是珠三角，其次是长三角，然后是成渝地区，然后是京津冀，这跟我们传统观念的想法似乎是不吻合的。
    按照百度大数据，可以看到人的分布形态，这个跟我们第一张图基本也是吻合的，现在手机都有定位了，所以这个分布形态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各城市群的人口密度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来，京津冀也不是在前面，长三角密度是最高的。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中心城市，中心度有多大？这个也可以用大数据来观察，也得出来一些我们原来很难想象的结论，比如成都是一个很中心的城市，它跟各方的关联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要逻辑上推是推不出来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里是重叠的，然后成都，从人交换的次数以及各种要素来看又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把京津冀放入，这个是用灯光数据看北京、天津和其他城市的关联关系，可以看得出来，大致的格局，引力和发射能力到底有多大。过去几年重心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致也可以通过数据做一些推导和分析，我说这些要表达的意思归纳起来就三点。
    一、因为我们要素越来越集聚，这个阶段可能还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特别是现在服务业和高端产业，大部分是以大城市群和城市群作为平台、载体的，所以要高度重视大都市圈城市群，还要重新认识这里面的规律，要用一些新的手段去认识它的成长规律、内在的空间规律，我自己也没认识清楚，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去认识的。
    二、怎么去矫正这种优质资源按行政等级配置的体制呢？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管理的权限能不能适当的往中小城市，有利于城市群的发展，而不是一个城市独大，这样不是一个生态链。
    三、由于高铁网络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员的流动方式，正在改变我们传统的以行政为单位的规划理念，所以我们需要突破行政的框框，能不能以城市群和大都市群为空间单元来做规划、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生态环境，比如京津冀要生态环境改善一定是要以这个尺度，要整合起来考虑，要不你说光北京采取措施了而河北没采取，这个没有用。
    以上是我肤浅的判断。谢谢各位。
    来源：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