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对于张维迎教授的若干回应

    （1）转型经验。
    中国改革转型成功的原因确实是往市场方向走，中国的产权确实越来越清晰，经济越来越自由，跟国际经济接轨越来紧密。但是，不能像张维迎教授那样，把中国转型取得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简单归结为推行了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不少前社会主义国家跟我们同样处于转型阶段，他们在这四化方面推行的比我们彻底，但是他们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我国的成功是因为推行了务实的渐进双轨的改革，在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主流学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应该采用休克疗法，同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认为休克疗法会给转型中国家带来“J”型的增长，也就是在初始阶段经济稍微下滑后会迅速的反弹并高速增长。他们同时认为渐进双轨的转型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对这种转型绩效的差异我在《中国的奇迹》、《经济发展与转型》、《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以及最近写的“华盛顿共识的再审视”、“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文章中进行了分析。
    另外，我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经常把目标当手段，忽视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转型中国家政府对市场有各种干预和扭曲，以为把这种扭曲取消掉，经济就会发展好。其实，许多干预和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生存的需要，在自生能力的问题未解决前，取消保护补贴，不仅会造成大量破产、失业、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而且，这些大型企业许多和国防产业有关，这些企业倒闭了会影响国防安全。于是，在取消原来的保护补贴后，为了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而需要给予更为隐蔽的、更没有效率的保护补贴，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和东欧在转型中发生的问题；二是， 新自由主义只重视市场的作用，而忽视了政府的作用，实际经济转型要成功和要发展好，市场和政府两者不能偏废，这也就是为何我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原因。
    最后，我同意维迎所所说的“历史不是一块白板”不可能一个模式可以适用于所国家。但是，他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行了70年我国的计划经济实行了20多年，所以，苏联只能使用休克疗法的看法是说不通的。计划经济推行的历史越长，扭曲越深，越需要的是一种渐进的改革，而非休克疗法的改革。就像病人病得越沉，身体越虚弱，越需要温和渐进的方法来治疗，而不是休克疗法。
    （2）新古典。
    张维迎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新古典理论的运用，这是他混淆了新古典的理论和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是假定所有的决策者，包括政府、企业家等，在需要做选择的时候会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给定的资源下可能有的选择方案来选择该决策者所认为的最好的方案的一种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新古典的理论，包括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都是经济学家使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所得到的结果。但是，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只有在给定条件下才成立的。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教科书上的理论，绝大多数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和条件为暗含的前提，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的条件与此不同，而且，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结构”的概念，或更准确地说，是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结构。因此，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局限性。所以，我反对直接搬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而主张根据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条件，自己来观察现象，了解其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现象，新结构经济学是这种努力的初步成果。
    （3）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张维迎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根据比较优势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是逻辑不自洽的。他认为：“根据比较优势是个人的事情，企业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个人之间的贸易、企业之间的贸易，因为国家不会做交易，除非是计划经济国家。因此，分析比较优势的好处完全没有必要涉及国家”。这是张维迎教授对理论的片面理解，企业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只能使其要素生产成本在在国内国际市场中具有优势，但是，市场的竞争不是要素生产成本的竞争，而是，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总成本的竞争。交易费用决定于企业组织生产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是否合适，后者的完善超乎企业自己的能力范围，需要政府来帮助解决，否则比较优势只能成为潜在的比较优势，不能使该产业成为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例如，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中最重要的要素生产成本是工人的工资，非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低的只有我国的十分之一，高的也只有我国的五分之一，但是，非洲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上无法和我国竞争，就是因为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不能因为提倡比较优势的李嘉图在其理论模型中没有提到交易费用就认为在现实经济中不存在交易费用，政府就无需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费用，使其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显然，张维迎教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倡的按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的战略“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经验上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是他生搬硬套理论的结果。
    张维迎教授还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于因势利导的六步法的错误在于，“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看成是一个完全线性的演化，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只能沿着同样的轨迹行进，不可能超越”。显然这也是张维迎教授没有完全理解六步法的结果，在上面介绍的六步法中第四步是企业发现了新技术新产业所带来的机会，这种产业是作为参照系的国家中不存在的，所以，不是只能沿着作为参照系国家的产业发展轨迹行进不能超越。
    （4）人的无知。
    张维迎教授强调，未来是看不清楚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和产业已经是在世界最前沿的，下一个新的产业和技术会是什么，我同意确实是难于预先料定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例如前面五种产业划分中的追赶产业，是有许多信息可以参考的，并非是无知的。最近华为的老总任正非说过，过去华为的发展相对容易，因为是在追赶，有参照系；现在华为的手机和电信设备已经是世界最好的，下一步怎么走就不清楚。但是，对于世界最前沿的产业和技术下一步如何发展，也不能因为充满不确定性，政府就撒手不对R&D中的R提供支持，如果不支持R，也就不会有企业的D。这样的经济就不会有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以，即使95%以上的基础科研投入是没有任何成果的，政府也不能停止对基础科研的支持。
    （5）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教授认为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家精神，其实熊彼特讨论的企业家精神指的是发现各种新机会的能力并以创新的方式来掌握这种新机会的精神，不仅是企业家可以有，学者、官员也可以有。如果我们没有企业家精神，就不会到北大来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如果我们没有企业家精神，也不会设法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当然，政府官员也可以发挥企业家精神给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因势利导的支持。
    （6）政府选择产业和补贴。
    维迎老是说我主张政府选择产业，不让企业家选择。我再次强调，在我的两轨六步法以及五种产业的划分当中只有一种产业是政府选择的，那就是涉及国防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其它产业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进入的，然后政府帮着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他批评的那种靠补贴来发展产业的产业政策，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反对的产业政策，把新结构经济学所反对的产业政策加在新结构经济学上，然后来批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没有好好读新结构经济学，就是故意栽赃。他认为我的产业政策涵义太广了，我倒觉得是非常窄的，因为除了国防安全产业外，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政府因势利导措施这在给先行者提供激励补偿和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问题，既不需要财政补贴，也不需要高关税保护或限制市场准入。
    （7）政府失灵。
    在谈为什么要有产业政策的时候，我确实谈到市场失灵，但是我同意也会有政府失灵，因此才会研究根据什么样的原则，可以减少政府失灵。尽管存在市场失灵，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不要市场。同样的，也不能因为会有政府失灵，就说不需要政府。张维迎教授说新结构经济学假设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实际上新结构经济学没有这样的假设。
    （8）官员的激励。
    有为政府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政府是不是一定有为是没有保障的，不排除政府的作为变成乱为。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追求自己的目标， 而不是无私的仁爱型政府（ benevolent state）。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官员基本上追求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继续执政或是能够得到升迁。第二个目标是希望青史留名，让人家记住他是个好官。新结构经济学也进一步论证用什么方式能够让政府官员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那就是给他所管的地区带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倘若如此， 老百姓 会支持他，继续执政或升官没问题，也能青史留名。这种状况下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一致的。遗憾的是，尽管从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以来两百多年，许多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研究，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尚未有能够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提供可以遵循就能给他管辖的地区或国家带来经济繁荣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让政府官员在追求自己目标的时候，能够给国家、给社会带来进步、繁荣。当然现在还只是初步的框架，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实用。
    （9）专利保护。
    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是为了垄断利润，但是垄断利润能存在是因为有专利保护。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就不会有垄断利润，企业家就普遍缺乏创新的动力。强调企业家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也要把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制度条件研究清楚。张维迎教授认为我把专利保护定义为产业政策，其实我没有这样定义，因为专利制度不是针对特定产业。但是，企业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拿到专利之前所依据的基础科研需要政府支持，我认为那种政府支持是针对特定产业的，是产业政策。
    （10）税收优惠。
    我主张发展中国家针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及招商引资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因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处于追赶阶段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新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成熟的技术和产业，没办法给予专利。税收优惠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可以用，中国的企业如果到美国或其他国家投资，当地的政府也同样会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力度不会比中国差。
    （11）基础设施。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国际上有一股思潮，认为企业家和市场能解决一切事情，
    包括基础设施也完全可以由企业来做，不需要政府插手。世界银行在1947年成立以后最大的部门是基础设施部，到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当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时这一部门已经被裁消了。但是基础设施的初始投入非常大，回收周期非常长，很多因素是企业家控制不了的。在这样一个思潮的推动下，结果发现企业家只对一种基础设施有兴趣，那就是移动通信，因为移动通信收费很容易，并且有自然垄断的利润。对于其它的基础设施，像道路、电力、港口，企业家普遍不愿意投，导致整个八十年代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直到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到处面临基础设施的瓶颈，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普遍老旧。张维迎教授认为市场失灵的理论是新古典范式的失灵，在他秉持的重视企业家作用的米塞斯-哈耶克范式中是没有市场失灵的。显然，张维迎教授是以理论来看世界，而不是以真实世界的现象来构建理论。
    （12）产业集群。
    张维迎教授认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反对中国政府采用任何产业政策。中国政府有很多的产业政策，照此推论，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失败。但是怎么解释中国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稳定和高速发展？如果抛开书本到各个地方去走走看，会发现各地都有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我院张晓波教授研究了我国各个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发现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当中有很多企业家解决不了的协调问题是靠当地政府来解决，产业集群才能够发展和壮大的。所以，虽然有很多失败的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并不必然失败。
    （13）汽车产业。
    张维迎教授想用日本汽车产业来证明产业政策的无效。我想张维迎教授可能对日本经济历史不够了解。日本从二战以后对汽车产业一直是采用高关税保护的，而且有很严格的根据日本特殊国情而制定的各种技术标准。一个消费者即使愿意支付高关税来进口汽车，也难于拿到行车执照，这些都是产业政策。韩国也是这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韩国也很难看到外国车，也是因为有关税保护和准入限制。
    张维迎教授指出我在2001年的文章中认为日本的汽车产业是成功的，而韩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现在韩国的现代汽车却风行全世界。其实，他没有仔细了解我那篇文章的分析，在那篇文章中我指出日本进入汽车的时候，日本的人均GDP已经差不多是美国的一半；韩国进入汽车产业政策的时候，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日本的30%。这种情况下韩国所需要的保护和支持措施就比日本多很多。这是，为何日本的汽车产业有10多家都很成功，而韩国的汽车产业本来有三家公司，后来倒闭了两家，只剩下现代汽车一家。我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为什么中国跟印度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汽车产业政策但最终失败呢？因为当时中国和印度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
    就像张维迎教授指出的美国的汽车产业的成功亨利•福特的贡献居功甚伟，但是美国的汽车产业也受到关税的高度保护。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税率高达50%。在这样的产业政策之下，企业家克服了早期的困难，从而发展起来。美国汽车产业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英国的85%，实际上跟英国是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美国学习英国发展汽车产业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上述这些国家汽车产业成功和失败背后的原因都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道理。
    （14）要素流动。
    张维迎教授认为要素可以流动之后，要素禀赋就不重要了。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外资在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最多的时候也就在10%到15%之间，中国的绝大多数投资来自国内的资本。此外，发达国家虽然资本相对丰富，但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到发展中国家来是要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来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不会把资本流动到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达到发达国家一样高的水平。所以资本流动并不改变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
    （15）地区差异。
    张维迎教授提到，中国有些地区实际上已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有些还是中低收入经济体。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全国一刀切的产业政策，而是应该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形制定产业政策。我讲的五种产业的划分实际上就能满足这样的需要。
    （16）对标国家。
    张维迎教授列出了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高一倍或两倍的国家名单，但他忘了因势利导框架中选择参照系国家的另一个条件，那就是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他列出的那些国家很多都是失败的国家。为什么要选择维持二、三十年快速发展的国家作为参照系？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能够快速发展二、三十年，那么，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产业必然是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二是如果能维持长时间的快速发展，资本积累一定非常快，有一些原来有比较优势的可贸易产业就会失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就会成为后来者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17）辩论的方式。
    我跟张夏准教授的辩论进行了四轮，每一轮都是写出来在杂志上发表。我很希望我跟张维迎教授的辩论不是口头的，因为，口头辩论不容易聚焦于逻辑和经验事实。写出来最好，通过文章，大家可以刀对刀、枪对枪、逻辑对逻辑、事实对事实，这样才能使真理越辩越清楚。
    来源: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