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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结构失衡现象。一个最主要表现是消费率逐年下降，已显著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并已过高（本文中消费率、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分别指消费、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大规模投资使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而消费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投入和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因此出现了持续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如果不改变这种结构失衡状况，经济增长将因为需求不足而逐渐失去动力，可能陷入衰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均9.3%；90年代进一步提高到10.4%；2001-2007年期间达到10.8%。但此后一直减缓，2008-2011年平均降到9.6%，2012和2013年只有7.7%，2014年降至7.4%。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出口放缓，而深层原因则是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是收入分配失衡的结果。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平衡是其主要原因。而收入分配失衡又与一系列体制问题紧密相关。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了多方面的体制改革任务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那么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中结构失衡能够得到调整，增长率下滑趋势将逐渐被制止，未来10—20年中，中国经济将仍然有足够潜力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这将取决于改革的进展。
本文第一节分析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及其原因，特别是收入分配对该趋势的影响；第二节讨论结构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三节讨论适度降低储蓄、提高消费以实现“黄金储蓄率”的可能性，以及怎样调整收入分配来实现这一结构优化。
1. 收入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支出法GDP核算数据，中国在从1952年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储蓄率逐渐提高，消费率从79%下降到62%。改革开放初期，消费率有所回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65%—66%，但随后再次回落，2000年为62%。
特别突出的是此后的10年间（2000-2010），消费率大幅度下降到48％，降低了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46％以上降到35％以下。两者都达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低点。储蓄率升到接近52%，也是世界罕见的情况（据世界银行数据）。只在最近两三年，消费率才出现了轻微回升。
数据显示，资本形成率基本上随储蓄率上升而同步上升，两者大部分时间大体重合。但在储蓄率攀升到40%以上后，两者开始发生分离，资本形成率赶不上储蓄率的上升。两者之间的差额，是由净出口来弥补的。而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说明，中国过去一个时期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除了国际市场情况的变化，也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增加了企业出口压力有关。而继续依赖刺激投资扩大总需求，不能根本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反而导致了产能过剩。
不错，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国的高储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用于投资，高储蓄和高投资无疑是这期间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并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也不是越低越好。2000年以后，消费率加速下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超常增长，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从过去的10%左右上升到17%以上，但这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相反在过去5-6年间出现了增长连续减速。这说明在超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条件下，内需不足在加剧，使得经济效率明显下降了。
中国消费率的长期下降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特别在过去十几年间与政府支出结构关系密切。
第一，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使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下降，进而导致最终消费占GDP的份额下降。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状态。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进入城市就业，使城市劳动力市场长时期处于饱和状态，在一个时期压制了工资水平上升，也使居民消费增长慢于经济增长。从1985年到2010年的25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8.4倍，而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只增长6.3倍和3.6倍，全国人均消费仅增长4.4倍（均按不变价格计算）。近年来，工资增长加速，才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是导致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富人的储蓄率远高于穷人。以2012年为例，据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储蓄率只有11%，而10%最高收入家庭储蓄率高达41%。
从1985年到2010年这25年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0.31上升到0.48，进入世界上少数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之列。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富人收入增长快于穷人，国民收入的分配向少数人倾斜。因此收入差距扩大会自发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统计显示，仅在2000-2010年间，全国居民储蓄率（城乡居民加权平均）就从23%上升到29%。
实际上，收入不平等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情况比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更严重。这是因为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灰色收入（来源不明、不能确认其合法性的收入），并没有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这主要与腐败和体制缺陷有关，包括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管理存在漏洞，透明度低、缺乏监督，税收体系不健全，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不善，垄断性收入的分配不合理等等，导致公共资金流失，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也间接对消费率产生影响。
第三，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的改革开放中迅速下降，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收入快于GDP增长，其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在政府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在2003-2012年期间，国家预算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以年均22%的速度（不变价格）增长，其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从9.6%上升到15.1%。此外，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也大量用于投资，而且地方政府近年来借债投资大量增加。而同期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消费的政府支出增长则相对较慢。这加剧了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之间的分配不平衡，因此也加剧了居民消费占GDP和国民收入份额相对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数据，全国1.66亿外出农民工纳入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只有16%-17%，纳入失业保险的只有9%。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些劳动者为了应对未来的失业、养老、疾病、子女教育等风险，只能压缩当前消费，尽量提高储蓄。
第四，处于垄断地位和占有资源优势的企业收入及储蓄迅速上升，也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一个原因。这些行业在定价和资源占有等方面享有特殊地位或受到政府保护，获得了数倍于竞争性行业的利润率。土地出让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资本市场监管不善导致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也是重要因素。
第五，各级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强烈冲动，常常为大型投资项目和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而拥有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经营环境较差，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也因此扩大了收入差距，加速了消费率下降。据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推算，在1995到2008年期间，全部小型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56.4%下降到44.2%，占工业就业的比重从67.0%下降到59.4%。小企业的萎缩，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利的。
最近几年，最终消费率出现了小幅度的回升，说明收入分配开始有了改善的迹象。这与近年来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劳动力供求形势变化和政府的惠农政策有关。但根据目前情况，还很难认为消费率回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有待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继续推进。
2. 消费需求不足与结构失衡
2000-2010年期间，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使总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国外市场的需求拉动，导致了结构失衡。特别是自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使出口增长显著放慢。这又促使政府采用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靠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使投资率越来越高。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高度的出口依赖
随着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2000年以后的多数年份中贡献率都在40%上下。而在2000-2008年期间，出口超高速增长，按美元计价年均增长率高达24.4%，贸易顺差也一度不断攀升。一个原因是我国竞争力上升和加入WTO以后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但另一个原因则是内需相对不足，而国内生产能力扩张过快，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找不到出路，迫使企业转向国际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结构失衡的反映。近年来出口增长放缓，内需不足的矛盾就立刻凸显出来。
2）过度的投资依赖
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份额提高了13个百分点，从35.3%升至48.3%。尤其在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元的扩张性投资计划，同时地方政府纷纷建立融资平台进行大规模融资投资，涉及资金十几万亿元。2009年银行贷款大幅度放松，一年间增发贷款1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三分之一。这导致了一个时期货币供应极度宽松和投资规模急速扩张，资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
投资高速增长，在短期内的确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问题在于，居民消费并没有与投资同步增长。增加投资引起生产能力迅速扩张，但在国内找不到相对应的市场，因此很快就造成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为了避开产能扩张的难题，近些年来各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鼓励房地产开发投入了越来越高的热情。这些领域的投资虽然不直接扩大产能，但短期内扩大了对钢铁、水泥等投入品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这些部门的产能扩张。在扩张政策结束后，产能过剩就凸显出来。
2013年，《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
很明显，在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已经非常高的情况下，不断地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扩张政策来拉动需求，只能有非常短暂的效果，随后供过于求的状况将更加严重。这样的扩张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同时，与高投入相伴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以及资源和环境破坏，也正在成为制约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
3）增长放缓和资本回报率下降
扩大投资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投资成为无效投资。表1对2001-201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固定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进行了计算和比较。从表中可见，在这10年中，由于急剧的投资扩张，全国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已经从10%上升到17%左右。而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提高，却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说明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
表1也计算了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GDP）和增量资本产出比（Δ资本存量/ΔGDP）的变化。这两个指标是平均资本生产率和边际资本生产率的倒数。
它们的数值越大，表示资本生产率越低。在此期间，资本产出比从2.25上升到3.73，而增量资本产出比则从2.45上升到7.06，说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成倍下降。
资本产出比的急剧上升趋势，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相比差别很大。作者计算了中国过去60年来的资本产出比，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2个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1960年以来的平均资本产出比进行比较。
数据对比显示，中国和OECD国家的资本产出比长期走势有显著区别。OECD国家的平均资本产出比在长达近半个世纪间大体保持在2.9—3.3的范围内，相对稳定，只在三次石油危机之间（1973-1993）资本产出比较高，峰值达到了3.3，但之后已逐渐回落到3.0，说明它们在最近20年来资本生产率呈上升趋势。而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则大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经历了近20年的持续上升，显示资本生产率持续下降。
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关；因为作为一个早期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随资本密集度的提高而在一定程度上下降，这在工业化阶段是合理的。但中国仍然没有走完工业化过程，资本产出比已经达到3.7，已显著高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的OECD国家目前水平。这反映出我国的资本生产率已经降得过低了。这一情况主要是在过去十几年间发生的，说明这一期间的发展路径尤其值得反思。
上述情况，除了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过度有关，更与各级政府过份热衷于追求GDP增长有关。各级政府过份积极地参与和主导投资活动，往往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而通过减免税、廉价转让土地等方式压低投资项目成本，或者不计成本大量借债进行政府投资，这些都会导致过度投资。如果这些情况不能改变，目前的结构失衡和内需不足都很难改变，甚至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有可能进入持续下行、长期乏力的状态，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目前城市化率只有55%，城市化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未来还可以有20年的城市化迅速发展阶段。产业升级换代的进程方兴未艾，服务业发展仍然不足，两者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人力资源素质有待继续提高，技术进步还远未达到理想速度，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技术后发优势”。如果能进一步改善教育体制和技术创新体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有巨大潜力。
但要使这些潜力转变为发展的推动力，需要跨越结构失衡的障碍，完成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关键要使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降到合理水平，通过改善收入分配使居民消费回升到一个合理的比例，使内需成为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强有力引擎。
3．有没有一个“黄金储蓄率”？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构成一国经济总需求的，是三个可以互相替代的部分：消费、投资、净出口。当出现总需求不足（投资<储蓄），导致经济萎缩时，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或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私人投资，都能够提升总需求。但由于居民储蓄率不能由政府决定，因此凯恩斯所强调的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着眼点在于刺激投资。
中国在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击，面临出口下降、需求减少的时候，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投资，当时也都起了明显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后一次大幅度扩张之后出现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不良债务急剧上升和经济增长率节节下滑，促使我们不得不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中国的远期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反思。
1）投资扩张政策的适用条件
尽管凯恩斯的理论有很多成功应用的先例，但他没有进一步探讨，投资小于储蓄的情况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各国的经验数据说明，投资和储蓄并非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变量。如果金融市场有充分弹性，那么当社会储蓄率高，资金供给充分时，利率会自动保持在低水平，从而使投资规模扩大。但如果投资仍然持续低于储蓄，那么这很可能是由于市场饱和，产能过剩，投资者没有盈利空间。对我国这样一个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而言，这种情况特别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进行干预，通过财政政策直接扩大政府投资，或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能否创造新的需求？答案是，短期可以。新投资项目必然扩大对投入品的需求，创造更多购买力，带动短期经济增长。不过，在新投资项目完成后，生产能力就会扩大。因此在经过一轮短期的需求扩张之后，供给也会进一步扩张。如果此时消费需求仍然不变，或消费增长滞后于产出增长，那么意味着总储蓄率不降反升，而新创造的储蓄又需要有更大规模的投资才能与之平衡。于是又需要启动更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
不需要更复杂的经济学分析就可以看出，在消费需求增长慢于投资需求增长的情况下，这种以投资拉动投资的自我循环方式，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因为政府创造的投资需求只有以几何级数不断膨胀，才能维持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而这种爆炸式扩张很快就会面临巨额政府赤字和债务危机的限制，使总投资无法继续与总储蓄同步增长。于是新的需求不足又会产生，而且规模更大，情况更严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常常能够在短期收到效果，而在中、长期却往往效果不断递减，导致滞胀并存的困难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答案是有的。如果政府只推动基础设施投资，而不进行生产性投资，情况会好得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直接创造新生产能力，不会直接产能扩张。在这个意义上，应对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因为财政政策可以选择投资方向，主要针对基础设施领域，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不分对象地刺激全社会投资，因而导致供求进一步失衡。
但即使是单纯的财政扩张，并只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一个合理的限度。首先，超过实际需要的投资会导致资源长期闲置和浪费，实际上也是一种产能过剩。这样的投资带动的是虚假的GDP增长，并不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其次，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必然扩大对投入品的需求，并沿着产业链将需求扩展向上游传递。如果超过一定限度，也会引发相关行业的投资扩张和产能增加。等到扩张期结束，这些新形成的生产能力就会变为过剩产能。
在中国，过去20年间由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近些年来，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尤以钢铁、水泥等投资品的产能过剩更为严重，显然是前一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扩张的结果。在扩张期，投入品需求旺盛，价格上升，给相关产业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促使他们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给这类投资提供了充分条件。一旦扩张性政策告一段落，这些新增生产能力就会立即转为过剩。
2）有没有一个储蓄和投资的“黄金律”？
上述这种情况，说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替代是有条件的，并非完全替代的关系。储蓄率越高，维持供求平衡所需要的投资率也就越高，生产能力扩张也越快。而同时消费率低，不足以吸收产出的扩张，就会不断形成新的供求失衡。此时投资需求不能替代消费需求。
因此一个社会要维持结构平衡和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储蓄率。如果储蓄率过低、消费率过高，就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经济增长缓慢。而如果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生产能力增长就会快于消费增长，不断导致供过于求，经济增长也会掉下来。
储蓄率和投资率过低，是低收入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他们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投资资金，经济不能发展。但今天中国遇到的是另一类问题，即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带来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总水平受损。
研究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和萨拉-伊-马丁（R. Barro,and X. Sala-i-Martin, 1995）证明，在稳态增长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能够保证长期居民消费水平的最大化。他们称之为“黄金律储蓄率”和“资本积累黄金律”。但该储蓄率和积累率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它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等若干外界条件。
这里不必复述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数学推导过程。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更直观的方法，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来考察储蓄率、投资率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假设一国经济由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组成。A部门为全社会生产消费品，B部门为A部门和B部门自己提供所需的资本品。每年整个社会将社会总产出的70%用于消费，并储蓄30%用于投资。因此社会总产品由70%的消费品和30%的资本品构成。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同并等于它们的平均生产率；它们的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也相同；在初始点上经济处于供求均衡状态。因此，A部门拥有全社会70%的资本和劳动力，B部门拥有其余的30%。
现假定由于某种外部原因，全社会储蓄率从30%上升到50%。消费需求相应下降（降幅为50%/70%-1=-28.6%）。这时消费需求下降首先造成A部门产能过剩，资本和劳动力会根据市场信号，从A部门向B部门转移，使A部门产能收缩，B部门产能扩大。同时，储蓄率上升带来了多余的资金，可以用于向B部门（而不是A部门）进行投资。
不过，如果实际的结构调整过程如此发生，那么B部门将会出现比A部门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是因为随着A部门的产出下降，A部门对资本品的需求在经过一段时间延迟后也会按同比例下降，使全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下降20%（=-28.6%x70%）。这会迫使B部门缩减生产，并且进一步减少B部门自身对资本品的需求，使全社会对资本品需求的降幅达到26%。因此实际上A部门资本和劳动力向B部门的转移，和对B部门的新增投资，都很难完成。两个部门都会出现产能过剩和生产下降，导致失业和收入下降。在第一轮下降中，总需求萎缩了27.8%（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降幅的加权平均），而由此带来的失业和收入下降，又将导致对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萎缩。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预，这种恶性循环将使整个经济陷入螺旋形下降，进入危机状态。
现在假定政府在第一轮下降后立即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需求。为了补偿此前27.8%的总需求下降，使总需求恢复到下降前的水平，需要把对资本品的需求提高92.7%（以下降前的资本品需求为100%）。假设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则总产出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这只是短期效应。大规模投资会带来两个部门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在经济刺激引发的投资周期完成后，总需求不再扩大，而新增生产能力将使总供给大幅度上升，导致新一轮产能过剩，经济再次面临总需求不足的危机。除非全社会的储蓄率能够降低到原来的水平，或者社会能够把一部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并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中长期无效而且有害。
现在我们考虑另一种情景，在上述模型中增加一个公共部门，并假设政府不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而只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由公共部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扩大会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引起产能扩大；经济能够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情况好于前一种情况。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后，消费需求仍然只占总产出的50%，另50%的产出还要靠投资需求来实现。但扩大内需的公共投资已经完成，社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会回落到危机前的水平。此时如果社会不能对储蓄率和消费率进行调整，一旦扩张性公共投资停下脚步，经济会再次陷入总需求不足的困境。这会迫使政府继续进行投资扩张，最终走向滞涨。
上述分析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一个最优消费率和最优储蓄率。当消费率高于最优水平时，储蓄和投资不足，也使资本化的技术进步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而消费率低于最优水平时，
会出现总需求不足，同样制约经济增长，并导致效率损失。就中长期而言，过低的消费不可能持续地由投资扩张来替代。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当存在消费需求不足时，无论是放松货币供应的刺激措施还是扩大政府投资，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关键的是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来改变过低的消费率。在我国，改革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使政府支出合理化，改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体系，缩小收入差距，都是调整消费率的必要手段。
二战前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基本完成了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变革，也改善了政府管理。它们在保持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同时，建立了全社会覆盖的社保、公共服务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系，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每个公民受教育、就业、获得公平收入、享受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权利。这改变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传统机制。
今天在某些西方国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即过高的社会福利、以高负债维持的超前消费，酿成了像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拖累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这说明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都是有害的。美国也是一个超前消费的国家，其政府、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债务合计已达GDP的3倍以上。这是引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特殊地位，可以将货币扩张的后果分散给全世界分担，使其避免类似希腊等国的尴尬局面。
当今，关于公平和效率哪个更重要、公共福利和市场自由哪个更重要，在世界范围内仍是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但纵览历史，多数人都会同意，正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二十世纪在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的变革，才使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避免了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不断重演。由此也可以看到，公平和效率之间并非只有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收入差距过大和大众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失衡时，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社会公平度，不但不会损失效率，反而会改善资源配置，促进效率提高。
3）储蓄率和消费率多高更合理？
尽管从理论上能够证明存在一个“黄金储蓄率”，但各国的现实条件不同，没有一个固定的最优储蓄率。根据其他国家和我国的历史经验，可以判断对我国当前而言的消费率最优区间，大致在60%—70%之间。
设想如果我国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把最终消费率从目前的不到50%提高到60%左右或以上，资本形成率从目前的48%降至38%，那么可以肯定经济增长率能够高于目前的水平，并且更可长期持续。
这样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将在较少投资、更少的资源和能源投入、较高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条件下实现。与目前的情况相比，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消耗可以大幅度下降，而全民福利总水平可以比目前的增长轨迹提高25%以上。显然，这是一个更可持续、更有效率、给全民带来更高福利的增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