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陈金保：解决产能过剩功夫在市场外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了“压缩钢铁产能总量8000万吨以上”的定量目标，这预示着自2010年以来施加于过剩产业头上的行政管制措施再次“加码”。如此决心，是不是意味着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顽疾有望得到破解呢？
    去产能怪圈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有一定的产能过剩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产能过剩”既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压力，也是产业升级的动力。放眼世界，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发达国家也照样有，换句话说，产能过剩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关键是“产能过剩”要有一个“度”，只是这个“度”这些年在我国膨胀得有点过。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总是陷入一个怪圈：政策收紧就见点效果，政策稍松动，又死灰复燃。2003年，国务院开始第一波调控时，列入淘汰产能的行业只有3个，而今年7-9月，工信部连续公布了3批19个行业淘汰产能企业名单，经历了10年调整淘汰，过剩产能的行业反而增加了5倍多。
    钢铁行业去产能更是典型例子。过去几年，我们先是制定了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目录，接着干脆把80%的现有钢铁产能纳入考核“黑白名单”，企图以强化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划分“谁是好孩子，谁是坏孩子”的更严格筛查方式来决定已有钢铁企业的“去留”。但效果又如何呢？一份中钢协公布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2006-2012年，7年累计减少的粗钢产能为7600万吨，但这期间国内累计新增的粗钢产能达到4.4亿吨。相比已经淘汰掉的产能，近年新增的粗钢产能是已淘汰产能的近六倍，这颇具有讽刺意味。
    越亏损，越生产，越治理，产能越增加，为何中国去产能之路会陷入如此的怪圈呢？
    行政调控的短板
    过去这些年，我们习惯用行政手段调控产能：一是严格限制新项目上马，二是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目录。这样的做法有明显的不足。首先，限制新项目上马，是不是也同时限制了新技术的进入呢？没有新技术进入，产业如何升级呢？其次，列入淘汰目录的标准有两个：一是高能耗或高污染，二是规模小。基于节能减排的第一条标准尚能理解，而第二条标准就值得商榷了。规模小就不好吗？规模小就该淘汰吗？不管你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而只以规模大小论英雄是不是太简单化了呢？
    在“做大GDP、做大政绩”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对付过剩产能治理的法宝就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管辖下的企业规模扩大，以免被淘汰。一是做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人让企业获得低成本的金融贷款，或者干脆给予这些企业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帮助企业做大；二是强行拉郎配或者直接“国进民退”，强行让辖区内的企业兼并重组，先把这些企业做到“大而不能倒”再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过剩行业的企业不去琢磨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而是花更多的精力去琢磨如何把规模做大，即使把自己做成了“僵尸企业”也在所不辞，因为只有规模做大了才不会被淘汰。
    因此，中国产能过剩之所以成为顽疾，病根在体制和政府身上，产能过剩是政府行为和政府竞争的结果，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不合理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产能过剩的主要推手，这也是很多学者呼吁去产能要回归市场机制的原因。因为只有在真正的市场中，有竞争力的新企业才能“进得来”，同时落后的缺乏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才能“出得去”。
    未来的去产能之路
    既然去产能的根本之路是市场化，为什么国务院还一再对行政管制措施“加码”呢？难道他们不明白上述道理？当然不是。真正原因是中国的市场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远水解不了近渴”，加码行政管制措施实属当前无奈之举。如同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明知行政调控不如市场调控，但在市场化长效机制建立之前，我们不得不“十年九调”。
    而且，火已经烧到了眉毛。其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过三次产能过剩，2009年至今是第三次，前两次过剩产能靠加入WTO后的经济全球化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安全消化，那么这一次呢？能不能靠需求再上新台阶来消化？从目前的情况看，希望不大，因为中国经济下台阶是必然的趋势。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仍想着这次产能过剩可能也会很快过去，所以想提前“占位”，这种想法会非常危险。其二，“僵尸企业”正在给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埋雷”。2008年，我国金融机构的债务/GDP为102%，2013年第三季度这一比例上升到194%，这还不包括影子银行的债务，信贷规模的大幅增长说明“僵尸企业”在吞噬中国的货币信用。与此同时，当前债务的融资利率高于GDP增速的现实，意味着债务主体的投资回报不能覆盖债务成本，“借新债还旧债”的“僵尸企业”事实上已经破产，如果继续允许“僵尸企业”的存在，则中国经济升级难有希望。
    因此，在当前，政府应对产能过剩的政策重点应是让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和“调结构”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自己冲到前面去当裁判，去自告奋勇地决定淘汰谁或不淘汰谁。因为在产能过剩时，任何企业都希望淘汰别人而让自己留下以便“熬过”暂时的苦日子，这时候如果政府冲出来阻止新进入者并淘汰小规模经营者，就会坚定大企业继续扩大规模占领市场的决心，如此一来，只会是越治理产能越过剩。而作为企业一方，应该要充分认识到此轮的产能过剩不同于以往的两次，要想度过“寒冬”，经历较长时间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要有“潜心修炼内功”的打算。
    但这肯定不容易做到，因为企业不甘心自己遭淘汰，而地方政府更不愿意放着自己的“亲儿子”不管。要解决这个问题，推进财税改革、建设有限政府，以及简政放权等行政领域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这点看，要彻底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功夫自然要在市场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