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拥军 何亚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刍议

    中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与此相应，需要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需要的满足使潜在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因为生产的发展已经能够满足“物质”需要，而使“文化”需要问题凸显。“两个文明”语境中的“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了“五位一体”中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它是一种“人文化成”意义上的“文化”需要。需要结构的这种转变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转型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中，文化的产业化不仅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为社会结构的转型、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背景与“文化需要”的外延
    从中共八大初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有一个背景的变化，这就是新时期的“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谓“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方面。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提出后，两个文明的背景变成了“三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时候的“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种需要；如果“物质需要”对应物质文明，那么“文化需要”就包容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同样，在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提出以后，“文化需要”又把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包容进来。换言之，所谓“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是一个统称，如果把“物质需要”与物质文明对应起来，那么“文化需要”就包括物质文明之外的其他内容，既包括“精神文明”即狭义的“文化”需要，也包括“政治文明”、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性状的改变：从实践到理论
    研究者们注意到，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变得越来越不对称，有人甚至据此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的论断，从而把政治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等在“社会主要矛盾”中被归入“文化需要”的范畴，都纳入了“对公共品的需求”范围。相比之下，本应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率先发声的哲学界却未能在实践中找到从需要结构转变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突破口，从而错失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要义。[1]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产生”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真理并不单纯是“客体性”(Objective，客观性)或“直观性”的，并不单纯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是“对象性”(Gegenstndliche)的，是与人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列宁翻译成‘对象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P55)恩格斯指出，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恰是由于人类能够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之满足人类的需要。[3](PP225－226)因此，要研究真理问题，就必须研究人类实践的发展所导致的需要层次和需要结构的变化。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但没有深入研究价值与需要的关系问题。韦伯曾经提出人类的理性行为可分为价值理性行为和目的—工具理性行为，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目的—工具理性的发展。按照这种划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价值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科学”[2](P66注②)，研究人的依靠劳动的诞生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一类是工具科学意义上的“现实的实证科学”[2](PP73－74)，研究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经验现象。[4]近代科学实际上属于第二类“科学”的狭隘化，其基础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狭隘的经验论”；科学发展观意义上的“科学”则属于第一类“科学”[5]。近代科学只是为既定的人类需要提供满足的手段，而科学发展观则对各种人类需要本身进行价值排序。
    一旦把科学发展观放到价值科学层面，就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哲学问题，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综合性问题、价值科学问题。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P32)这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需要。要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入手，去考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
    既然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与不同需要的满足联系在一起，这种研究就必须把目光聚焦到需要层次和结构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人忧心忡忡地提出了“经济爬坡，道德滑坡”的问题，然而这种呼吁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在肚腹尚且填不饱的情况下，精神的空虚并不是当务之急。现在情况不同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再也不必为“实其心”而“虚其腹”的时候，人们才会提出经济爬坡、道德也要爬坡的要求。“经济”满足的是人的自然需要，“道德”满足的是人的社会需要、精神需要。只有自然需要满足了，社会需要、精神需要才会显露出来，并要求获得满足的权利。
    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情感。”[2](P2)如果说，“作为哲学的哲学”满足的是人的求知需要，那么宗教满足的就是人的情感需要。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的满足是一种虚幻的满足，只是因为现实世界是一个“无情世界”，不能满足人的情感需要，人们才需要宗教。一旦在物质生产得到一定发展之后，精神生产也随着得到发展，从而能够为人们提供足够的精神食粮，宗教必然会为“有情世界的情感”即无神论所代替。①按照这一理论，在肠胃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心和脑的需要必然凸显出来，从而导致需要结构的转变。进入小康社会之后，需要结构的转变已经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形成冲击。各种宗教、迷信的盛行，说明包括无神论在内的文化需要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动力。
    仔细分析一下，所谓“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是指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矛盾包括物质生活的矛盾和精神生活的矛盾两个方面。但是，一旦由短缺经济时代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以后，物质生活的矛盾就主要不再表现为物质需要同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与人民群众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精神生活的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提上了日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东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人们意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意义，率先提出了“富口袋，更要富脑袋”的口号。但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文化需要”不仅是“脑袋”的问题，而且是包括社会需要、政治需要、生态需要在内的广义的“文化”需要问题。认真研究新时期需要结构的变化，把需要结构转变的自发性上升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自觉性，对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进而对于“全面小康”的社会建设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
    三、需要层次论与人的发展理论
    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P242)。马克思认为，随着物质需要的满足，精神需要、社会需要必然产生出来，人们不再单纯追求物质财富，而是同时追求精神财富和社会(关系)财富。这时，“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7](P308)。
    马克思的这句话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是与生活的物质方面、与人的物质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它同“人的”富有和贫困不同。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涉及的是财物、货币、资本的多少；人的富有和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富有和贫困，而且是精神上的富有和贫困，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富有和贫困。“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最大的需要是对其他人的需要，“最大的财富”是“别人”，“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别人”。[7](PP308－309、310)
    第二，“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真正富有的人是能够自我实现的人。而自我实现并不是只涉及人的某一方面的需要，如物质的需要或精神的需要等等，它涉及“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可以视为这种观点的具体化。他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形成一个从低到高的系列。一方面，低层次需要满足了，高层次需要才会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只有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已经满足了的需要不再产生激励作用。有的学者分别把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与经济发展的“温饱阶段”、把情感需要和尊重需要与“小康阶段”、把自我实现需要与“富裕阶段”联系在一起。
    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小康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有些城市已经进入“富裕阶段”，按照人的发展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物质需要已经很难再像原来那样持续地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激励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长三角地区最先提出不仅要“富口袋”，而且要“富脑袋”，表现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特点。正因如此，这一口号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纷纷仿效，提出了诸多类似的口号。遗憾的是，理论研究没有跟上，致使这种探索仍然停留在感性层面，难以深入。
    四、需要结构与产业结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的需要的产生”是与“生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生产的发展会导致新的需要的产生，新的需要的产生反过来导致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新的需要的产生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会促进人自身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产的互动。[2](PP78－83)
    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需要结构的转变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从第一产业——农业，到第二产业——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是与人类需要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的。在整个需要体系内部，人们必须优先满足肚腹或肠胃的需要，然后满足整个身体的需要，最后才满足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满足肠胃的需要与农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满足整个身体的需要与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满足社会的、精神的需要与服务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肠胃的需要、整个身体的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些需要的排列组合构成需要的总体结构。马斯洛认为需要由低到高顺次产生出来。但考察表明，所谓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只是在需要结构内部进行价值选择时自然形成的逻辑的先后关系。因为所有这些需要中的任何一个，对于人类生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只不过由不同的价值选择决定了在总体的需要结构中，它们会占据不同的权重。例如，就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来说，吃饭的需要优先于穿衣(以及住房、旅行)的需要。人们首先考虑吃饱，然后才考虑穿好。但这不意味着，在吃不饱之前人们就不穿衣服，只是在吃饭方面的权重会超过穿衣的权重而已。由此决定了，第一产业优先的时代，仍然有某种低水平的手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也会有某种低水平的社会服务存在，虽然它们未必会形成独立的产业部门。在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尊重和爱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阐明了一个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恩格尔系数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性，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中国的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在1995年下降到50％以下，2000年降低到40％，长三角地区还要更低，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这表明中国已从温饱跃进到小康水平。2001年以来，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稳定在40％以下，这表明中国正逐步向富裕社会过渡。
    本文所关心的是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所提出的要求。食品主要是由农业提供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必然导致农业在整个GDP中比重的下降，从而使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倾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②，30多年来，中国农业占全部GDP总量已经由30％左右下降到10％左右，第二产业在40％到50％之间波动，而第三产业则由25％上升到43％左右。与此相应，必然导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农民工③人口为2.5亿，预计还将继续增长。且不谈已有城镇居民需要结构的转变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单单这2.5亿农民工向城镇居民的转化，所导致的需要结构的变动就将大大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并由此深刻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问题是这部分人的需要结构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结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五、需要异化与“需求结构”
    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是否一定会产生出来？马斯洛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既然需要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与生产的异化相应，必然存在需要的异化。换言之，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未必一定会产生；即使高级需要产生出来，也未必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而有可能是一种扭曲的需要、病态的需要。既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既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P32)那么，在私有制社会里，需要结构就必然异化为特定的需求结构。
    与作为经济哲学的“需要”概念不同，“需求”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需要是客观的，需求是主观的，是意识到了的需要。需要的对立面是“生产”，需求的对立面是“供给”。需要和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经济学上一方面使用“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的概念，另一方面使用“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的概念。考察“需求”概念，必须把刚性、弹性和有效、无效结合起来。所谓刚性需求，实际上是指客观的物质需要，弹性需求则包括了物质需求中超出客观需要的部分，以及各种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则指有购买能力或没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即使是刚性需求，如果没有购买能力去实现，它在市场上也只能作为无效需求而存在。
    就供给来说，经济学上使用供给过剩的概念。一般说来，存在两类过剩：相对过剩和绝对过剩。无论供给能否满足刚性需求，如果刚性需求由于缺乏购买能力成为无效需求，由此产生的过剩就是供给的相对过剩。换言之，相对过剩是相对于购买能力来说，而不是相对于需求本身来说的，即使存在大量的刚性需求，只要缺乏购买能力，就仍然会导致相对过剩。如果供给在满足刚性需求之后还有剩余，由此导致的过剩则是绝对过剩。相对过剩可以通过提高人们的购买力来实现，绝对过剩只能通过刺激人们的弹性需求来实现。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解决了相对过剩的问题，进入绝对过剩时代。中国从2000年起进入相对过剩时代，通过免除农村税费使内需得到扩大。目前，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各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预期低收入群体收入将大幅度提高，从而将会把大量无效的刚性需求释放出来。如能成功，中国就能摆脱相对过剩造成的危险，进入绝对过剩时代。
    欧洲和美国的经验证明：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格局，从而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破坏。除此以外，中国还有自己特有的问题：实体经济的虚拟化。以房地产为例，如果2.5亿农民进城，那么，他们的住房需要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刚性需求，可以拉动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然而，过高的房地产价格使这部分需求成为无效需求，而房地产业的金融化反使实体经济积聚了巨大的风险。就此而言，仅仅提高民众包括农民工收入并不解决问题，必须坚决把房地产价格打压到提高收入之后的多数民众能够负担的程度。但这无疑会触动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必然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抗。
    中国的需求结构由此表现出一种病态：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的刚性需求因缺乏购买力不能释放出来，成为无效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巨富群体不得不人为地刺激自己的弹性需求，从而把自身变成消费机器。但是，富人消费的主要是奢侈品，尤其是来自国外市场的奢侈品，这对于拉动内需贡献不大。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古代的官员和乡绅原本是社会精神产品的供给方，发挥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面貌的功能，而当代的官员和富人却难以承担起这一使命。知识阶层由于仍然处于依附地位，尚未成为独立的精神生产者，因而同样难以满足实践提出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这就使中国的需要异化更为复杂和严峻。
    六、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
    相对过剩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核心难题。假定2.5亿农民工能够顺利转化为城市居民，假定中国的城镇化能够顺利完成，假定中国像欧洲和美国那样，能够顺利解决相对过剩的难题，中国将继续维持高速发展大约20年到30年的时间。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绝对过剩仍然是一道迈不过的坎。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所有需要的满足，尤其是不等于文化需要的满足。
    人是文化的动物。④人刚出生的时候，跟动物一样，仅仅受到本能的支配。但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中，而且生活在社会中。随着年龄增长，人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这些教育的要求内化为人的自身要求，到人能够说话，用“我”指称自己的时候，就有了两个“我”：一个是自然的我、本能的我，一个是社会的我、控制本能的我。如果把两个“我”所达成的妥协称作“自我”，那么可以说，人的“自我”是行为的主体，是自我在行动，而不是单纯的本能我或社会我在行动。到青春期，自然的我与社会的我通过妥协所达成的弱平衡被新的生命力所冲破。这时候，人不仅为作为自然的我和社会的我而活着，而且开始为自己的“另一半”而活，由此形成对原来的“自我”的超越。这个新的“我”可以称为“个性的我”。
    社会的“我”是经由教育和被动塑造形成的，与此不同，个性的“我”是通过自我塑造形成的。在自我塑造过程中，无论是外部的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内部的自然我、社会我，都成为自我塑造的资源和条件。如果自我塑造能够完成，人具有了自由个性，那么，他就有了三种“财富”：自然意义上的财富、社会意义上的财富、个性意义上的财富。用马克思的话说，不仅“人类共同的生产力”成为人的财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成为人的财富，而且他内在的自我也成为自己的财富。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同于“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的那种“人的”财富。
    中国人自古就有这样的理想。相对“小康”状态，这种理想被称为“大同”。大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那叫“小同”。大同是“和而不同”，也就是自由个性的张扬，或者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这就难怪在清末，当马克思主义首次传入中国时，被称为“大同”之学。
    然而，马克思的“大同”之学——共产主义，有其条件，这就是过剩经济。如果说相对过剩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那么绝对过剩必然导致共产主义。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毁灭，原因在于它们实行了福利政策，也就是“社会主义”政策——当然，这种“社会主义”是实现了与“共产主义”的切割的社会主义(欧洲人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解决了相对过剩的危机，将“社会主义”政策纳入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实现了自我改良，从而进入了绝对过剩时代。
    绝对过剩为什么必然导致共产主义？原因很简单：因为物质需要满足之后，文化需要凸显出来，而文化需要的满足不能在资本价值观的前提下实现。只有“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人才能找到衡量“个性”的标准，从而进一步把自己塑造成个性自由之人。
    作为价值尺度，资本衡量的不是个性，而是共同性：它必须首先表现为交换价值，即货币；然后能够实现自我增值，成为自我增值的货币和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此，资本体现的是量的原则，而不是质的原则。资本的目标永远指向量的扩张，而不是指向新质的创造。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所谓的“经济爬坡，道德滑坡”的说法在当时是错误的。改革开放的经济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是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个人主义道德，而旧道德却是适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要求个人为家庭或更大的单位做牺牲的集体主义道德。就此而言，改革开放破坏的是等级制的旧道德，只是由于当时新道德尚未建立起来，人们尚看不到自由、平等、博爱等新道德规范的影子，才会产生“道德滑坡”的错觉。
    但在今天，“经济爬坡，道德滑坡”的说法又是正确的。相对于共产主义来说，以平等交换为基础形成的个人主义，并不能为建立普遍的自由个性提供条件，反而会阻碍普遍的自由个性。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要塑造个性，个人首先必须获得资本。资本不仅成为每个人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条件，而且甚至是个人维持肉体生活和衡量个性的标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P287)
    绝对过剩是由资本的统治造成的。资本可以成为衡量物质财富的标准，却不能成为衡量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标准，更不能成为衡量个性的标准。但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必须能够卖出去，资本才能以货币形态收回自身，并实现增值。在绝对过剩时代，这只有通过刺激和制造需求、把人变成消费机器才能办到。但这样一来，人的需要就被局限在物质需要这一层面上。在这一层面上，新的弹性需求不断被制造出来，更高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则被扼杀在摇篮中。
    君不见，除了经济发展指标外，联合国已经制定了人文发展指数，按照后一标准，欧洲比美国先进得多，但人们却一直在嘲笑欧洲，赞扬美国，因为据说美国的GDP在增长，而欧洲则在“养懒人”。人们没有想一想，如果允许GDP无限增长下去，地球的环境条件和资源条件是否能够承受；而为了这种增长，人又会成为怎样的一种消费机器。韦伯写作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赞扬新教的禁欲主义，认为它符合上帝的要求。而当代的过剩经济却要求人们为拉动需求而无度地消费！难怪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则说“人死了”。
    上帝死了，人死了，只有资本还活着。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自由个性的塑造和实现完全是空谈。只有以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围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建构)代替资本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才能落到实处。[8]其中，作为从绝对过剩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文化产业化是必经之路：一方面，文化产业化仍然以资本为部分衡量标准，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提升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化可以推动人文发展指数在中国的落实，逐步使经济结构的转型与社会结构的调整一致起来。由此，文化产业化便成为一座以人文价值观取代资本价值观的桥梁。
    注释：
    ①请注意，不能把马克思的“无神论”等同于“无信仰论”。相反，作为一种情感世界观，无神论是一种信仰。参见拙文：《消灭与扬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和无神论的态度》，载《理论学刊》2011年第7期。
    ②1978到2010年的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所谓外出农民工，是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六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人口。
    ④中国人的讲法叫“人文化成”。
    【责任编辑】周文彬
    【参考文献】
    [1]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N].中国青年报，2005－11－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拥军．论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层面与信仰层面[J].探索，2012, (1).
    [5]马拥军．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四个关键问题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 (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马拥军．从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到共产主义的复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