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挽救中小民企有何良方——从“温州危局”谈起

    自2011年春季以来，一直有舆论大声疾呼，要求用放松货币政策的办法“挽救”危难中的中小民企。这些人也许的确出于挽救民营企业的好心，但他们的药方实在太天真了！那么，正确的药方在哪里呢？
    2010年末北京因交通严重拥堵而酝酿治堵方案，进而闹得举国舆论沸沸扬扬之时，一天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位很有见识的出租汽车司机。他认为，同为超级大城市，上海的交通状况之所以明显好于北京，与上海用经济手段控制机动车的增长（私车牌照拍卖）或许有一定关系，但根源还在于上海的道路格局与北京迥然不同。
    表面看来上海并没有北京那么多四四方方的宽阔大马路，但上海市区内布满了弯弯曲曲、相互连通的小路。在北京，哪怕马路再宽，一个地方出现事故或自然堵车，很难轻易绕道附近的小马路；而在上海，这样的分流比较容易，周边小路不可能同时发生拥堵，这条不通可以灵活地转往另外一条。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虽然大动脉极端重要，但如果缺少了毛细血管，人照样不可能健康。单个而言，每一根毛细血管都很不起眼，但不计其数的它们交织在一起，便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循环网络。
    “城商行”现象折射金融生态扭曲
    这位上海的哥指出的“主动脉”与“毛细血管”的关系问题引发了我对中国金融体系相关问题的思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上海银行近日已取得银监会的上市监管意见书，这意味着其上市已过重要一关。
    所谓城市商业银行，其前身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代广泛存在于全国各级城市中的城市信用合作社。自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三家城商行于2007年成功上市以来，中国各地已有几十家由原来的信用社合并转制而来的城商行正排队等候上市。而规模比较大的城商行，甚至还将业务拓展到城市之外，实现了跨地区经营。遵循相同的思路，这些年来，计划经济时代同样广泛存在于中国农村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纷纷合并改制成所谓“农村商业银行”（农商行）。
    按照有关方面的说法，将城市和农村中传统的信用社通过合并、注资、扩股，改制成现代商业银行，是过去10多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成就之一。但这种“改革”的利弊究竟何在？我个人觉得，放在当下的经济背景审视，或许会获得一些新的洞见——众所周知，眼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和危险，就是大量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资金荒。
    如果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那么工、农、中、建这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便是贯穿全身的主动脉，而地方商业银行则是分布于四肢的小动脉。那么，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在哪里？不正是那些信用社或乡、镇、村（地区、行业）级的小型互助金融服务机构吗？现在，如果以前那些“毛细血管”都争先恐后地升级成为“动脉”，那整个经济岂不是要血液循环梗阻？
    实际上，针对“温州危局”（这里我用它来指称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取得共识，根源就在于中国缺乏与之相匹配的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后者的经营方式远比国有商业银行更为灵活高效，因而能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以前曾读到过，在英国某些地方，类似畜牧、手工等行业内部的小型储蓄互助机构（它们的出资人也就是它们的放贷对象，只接受行会内部人入股，也只贷款给内部人）已存在了几百年，看起来它们的经营模式是如此“落后”甚至“原始”，令那些气吞山河的改革家和规划者们不屑一顾，但令人着实惊讶的是，它们至今仍在有效地运转着！
    再来看看中国的城商行的经营规模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根据2009年的年报，在重庆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和上海银行四家增长较快的城商行当中，清晰地存在着规模与利润率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规模越大，资产收益率越低。这似乎再次证明，“毛细血管”升级为“动脉”，对自己未必是好事。
    为了打消可能引起的误会，必须在这里作一点补充解释：我并没有反对以上海银行为代表的城市信用社改制为商业银行并进一步壮大为上市公司的意思。正相反，任何一家小吃店有志于发展成像麦当劳那样的跨国连锁大公司，都是值得敬佩和鼓励的。我的意思是，世界上不能只有麦当劳而没有卖油条馄饨的小吃店。健康的金融体系也一样，它是由不同层次的细胞（组织）组成的一个丰富多彩的有机体。
    而在我看来，最有可能破坏这种有机体和谐的是政府，因为它完全有可能凭借自己掌握的行政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经济资源，强行将自己看不上眼的“毛细血管”提升为理想蓝图中的“大动脉”。据说，在各地的“十二五规划”中，已有80多个中国城市提出要把自己发展成金融中心。在这种冲动下，将一个城市里的几百家信用社合并、改造、升级为商业银行，只不过是雄心勃勃的“万里长征第一步”而已。
    我还想进一步指出一个事实：上海的那些小马路并不是上海交通主管部门睿智地“规划”出来的，它们是历史的产物，就像前文提到的英国乡村金融互助社一样。因为上海地处河网星罗棋布、水路四通八达的江南水乡，街道只能沿河而筑，而且大多也不可能修得很宽，久而久之就自然形成了现在这样弯弯曲曲的格局。事实上，历届上海市政当局中的大多数都想要规划出一张向北京看齐的整齐划一的新上海交通图，为此已填埋掉了许多阻碍他们蓝图实现的河浜，并将许多看不顺眼的弯曲小路拉直成笔直宽敞的大马路。依我看，这恰恰是上海交通状况乃至整个城市生态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
    我很清楚，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以及其他基层和民间小型金融机构也有很多严峻的问题，尤其是资产质量差和信贷风险高。不过，这并不是将它们统统合并，改造成商业银行的理由。正确的办法是将这些原本服务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基层金融机构转换成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中小金融企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重组和改造。
    宽松货币是中小民企之大害
    自2011年春季国内货币环境日益趋紧造成企业经营普遍困难以来，就一直有舆论大声疾呼，要求用放松货币政策的办法来“挽救”危难中的中小民营企业。
    令人奇怪的是，我发现身边强烈持上述主张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私营企业主，更别说是小微企业主了。相反，他们多是些搞投资或写论文的。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前些年投资房地产非常成功，五一节遇到我聊起经济形势来，义愤填膺地说：“再这么继续‘从紧’下去，还给不给那些小企业活路？一旦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引起失业问题，必将动摇社会稳定！”说得我们一群朋友都很愕然：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忧国忧民、那么富有道德感起来了？
    半年后正在温州等地上演的一幕幕乱象，似乎明白无误地印证了这种呼吁的先见之明；加之统计数据显示8、9两月的CPI出现了环比连续回落，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舆论更加一浪高过一浪。
    但我必须说，这一貌似好心的建议是典型的谬论，一旦听从它将贻害无穷。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想要害中小企业，那就打开货币闸门吧！
    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理由是当前社会上的流动性异常紧缺——我也同意，目前中小民营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的确是资金紧张问题。然而，从国有银行里贷不到款，并不等于整个经济体内流动性普遍紧缺；它能说明的仅仅是：在国有金融体系内，流动性是缺乏的。
    实际上，在这个受到国家行政权力高度控制的体系之外，民间的流动性充溢得很。如果不是这样，房价为什么迟迟不见下跌？各类艺术品、收藏品的价格何以扶摇直上？“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这类现象又怎样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眼下中国，除了股市以外，其他几乎所有可以投资（投机）的市场价格都在飞涨。这是一幅流动性过剩的经典画面，它与国有金融体系内的资金紧张状况形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尖锐反差。
    再看媒体热衷炒作的所谓“高利贷”现象——从理论上说，高利贷其实就是资金借贷的“黑市”，而黑市的确通常是暂时短缺造成的。有报道说，温州眼下十户人家里有七八户在做高利贷生意。虽然这种说法有夸张成分，且其“利”也未必像想象的那么高，但眼下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异常活跃，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如果黑市规模大到甚至超过了合法市场，那么这种现象就不能再简单地用商品短缺来解释。它只能说明，那个合法市场里的价格根本不能正确反映商品的供求关系。相反，它门口外面的“黑市”倒更接近一个真实意义上的市场。倘使我们同意弥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话，就应当承认，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钱太多，而不是太少。
    民间融资无论在哪里都永远存在，但在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里，高利贷发生的几率是不大的，这就好比中国家电和纺织产品很少有黑市一样。高利贷的出现正是金融过度管制引起的，它包含两方面的主要内容：金融业的高度垄断和利率的非市场化。
    我周围那些做实业的人——比如小区门口的小吃摊主、轻纺市场里的小老板、家庭装修队的包工头等——当中之所以没有一个主张政府应重拾过去那套仿佛屡试不爽的宽松经济政策，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不足以理解这些宏观政策的含义，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从那些高大的石狮子把门的国有银行里借到过一分钱；纵使他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指望自己能从国家的4万亿财政刺激中分到点什么。他们所能感受到的是物价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而这恰恰是我那些呼吁打开货币闸门的搞投资的朋友自己视而不见并且希望别人同样看不见的。
    我只想指出，他们也许的确出于挽救民营企业的好心，但他们的药方实在是太天真了！
    在中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再上演的真实情况是：每当遇到经济危机，首先遭殃的必然是民营企业，而每当以这样的借口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首先被养得更肥的却一定是从来就不缺钱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2011年上半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整体融资成本(贷款利率)比民营企业要低225个基点，而这一优势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资金利用效率或盈利水平明显高于民企，而主要是由于国企背后政府信用的支撑。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是，“国进民退”的态势在过去15年里日益强化。
    我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如果再搞一轮宽松货币财政的话，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销售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善（事实上它们现在的主要困境也并不是缺乏市场），但它们照样贷不到款。不过由此埋下的下一轮更加凶猛的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更大力度的紧缩却是无可避免的。届时，受到更大损害的自然首先又是中小民营企业。可以预料的是，这又将成为那些搞投资的人要求再度打开货币闸门、放出更多流动性的理由……因此，在中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之下，通过宽松的财经政策给中小民营企业解危，就好比借给富人一笔钱，本息却都要让穷人来还，而且这么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
    放开民营金融与推进利率市场化
    那么，正确的药方在哪里呢？其实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了“温州危机”的根源——中国金融业的高度垄断和利率的非市场化。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因而也只能通过结构性的手段——改革——来解决，货币和财政这类宏观经济政策最多只能带来一些表面上的暂时改善而已，而其副作用和后遗症甚至要比疾病本身更加有害。
    国内的许多有识之士近日纷纷表态，强烈反对通过放松银根来拯救经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目前并不缺钱，缺的是把有钱人的钱、想投资的钱输送给需要筹资的人的渠道和工具；中国金融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信贷少，
        
    不是金融扩张不够，而是金融管制太多。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也在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上称，实行利率市场化，是中国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础和前提，而随着人民币实行国际化、自由化的进程，留给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已非常紧迫了。
    在2011年10月中旬已向浙江省上报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尽管也有一些行政干预和国有垄断的政府习惯思维，但这个方案总体上还是相当值得称道的。例如，它提出要整合规范民间资本，着力将温州打造成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而当下要做的第一件事则是试点“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也就是使民间借贷在政府那里备案，以便借贷双方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
    2011年11月初，温州市设立规模为50亿元人民币的民间资本服务基金，向遇到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和个人提供资金支持。一周后，浙江省也宣布，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准入条件。到11月中旬，新华社报道称，央行再度确认，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应使之规范化阳光化。舆论认为，这可被视为中国决策者准备承认民间借贷重要性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
    看得出来，上述这些做法的指导思想是在尊重民间金融的前提下将它纳入法治框架内，对其进行规管，而不是目前多数政府决策者习以为常的那种做法——先对民间自发的处于灰色地带的经济活动一概“不准”，然后搞一套政府行政垄断体系，试图以此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这种使政府更广更深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做法在短期内或许能为政府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甚至也使该领域在短期内超常发展，然而，长远看，它却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并扼杀了自发的社会创新。值得欣慰的是，温州毕竟是中国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完善的地方，这种微观经济基础很可能反过来推动了当地政府自身的转型与进步。
    事实上，要求管制民间金融的最有力理由无非是它缺乏法律保障而有可能酿成社会冲突，也就是我们自小便被反复教导的“万恶”的高利贷导致的家破人亡悲剧。但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所作的一项调研结果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全国约3.38万亿民间借贷中，82.5%是能够偿还的，16.6%是有偿还可能的，确认不能按期偿还的只有0.9%，它甚至都低于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
    最后容我来作一点总结，如何才能挽救温州，也就是挽救中国的民营经济？唯一正确可行的途径是放开民营金融，并放开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浮动。只有同为中小民营企业的乡（村）镇银行、私人贷款公司、同业合作社……才最能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需求感同身受，从而以最低的成本为它们提供最迫切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储户的钱应当以更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更需要它同时也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而不是让那些背后由政府撑腰的国有大企业无偿（或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占用。来源: 同舟共进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