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中国经济奇迹的经济地理逻辑

    
    
    摘要：经济地理重塑能够实现劳动力等要素从低效的乡村地区向高效的城镇地区转移，降低贸易和要素流动的成本，提高空间交易和管理效率，不仅可以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而且可以促进经济集聚发展，实现专业化、规模化，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
    经济地理重塑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密钥
    除1989年和1990年外，1979—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7%以上，年均增速达9.7%。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高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7%以上）的经济体达13个，即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泰国和日本。因此，单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1979—2014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并非不同寻常的奇迹。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除印度尼西亚、巴西、中国大陆外，上述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人口少、幅员狭小，即使是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人口也只有中国大陆的19.0%和14.5%，持续30年以上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人口更少、幅员更狭小。这些经济体持续高速增长因其“小”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由此可见，引入人口和幅员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确实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未有的、异乎寻常的事情，堪称奇迹。中国经济奇迹本质上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经济体持续高速增长及其对人类发展贡献的奇迹。
    为什么1979—2014年中国经济会出现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能够由1978年的156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683美元？无疑，其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8.67%。那么，为什么劳动生产率会持续高速增长呢？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实现了技术和产业发展战略从迎头赶超向比较优势的转型。这种观点虽不无道理，但要说一个超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奇迹跟这个经济体的地理因素没有关系，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早在1999年，我在研究中国西部大开发时就强调经济地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西部大开发“空间格局不经济假说”，主张基于分割、距离、集聚、独特性规避和克服空间格局不经济是西部大开发必由之路。2000年，我和我的团队尝试建立整合经济集聚和经济增长的整合模型。2010年，世界银行强调基于分割、距离、密度重塑经济地理是经济发展的成功之道。2017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下，我和我的团队进一步研究中国经济地理与经济增长的整合理论和政策，并取得初步成果。我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地理重塑是经济发展两个相互作用的基本事实，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经济体尤其如此。
    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基础是：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地理的因果累积互动中，遵循分割、距离、集聚、异质四大地理特性重塑了经济地理。这种重塑转型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高速和大规模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镇化是缓慢和小规模的、甚至是负增长的。1949—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0.64%增加到17.92%+，平均每年仅提高0.2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5763万人增加到1724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96万人。其中，1961—1978年城镇化出现负增长，1978年的城镇化率比1960年的城镇化率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和大规模发展的轨道。1978—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7.92%增加到54.77%，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7491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02万人。高速和大规模的城镇化实现了劳动力等要素从低效的乡村向高效的城镇转移，带来了经济活动的集聚利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火车头。
    第二，人口和经济快速、大规模地向少数重点地区、特别是沿海核心地区集中。1952—1978年，中国实行均衡发展战略，从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关系来看，要素投入向内地倾斜，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劳动力和投资大规模向内地转移，沿海地区人口占全国的比例由38.1%下降到37.3%，虽然由于“三线建设”时期经济投入产出效率低，但沿海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依然增加了约三个百分点，由43.95%增加到47.8%。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引导资源向19个条件相对优越的重点地区聚集。从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关系来看，要素投入向沿海地区转移，1978—2014年沿海地区人口和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增加到41.4%和58.8%，分别增加了4.1个和11个百分点。这有利于发挥区位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获取集聚经济利益。
    第三，不断细分、扩大的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地方保护主义一直存在，无论是从不同产业还是从产业内部来看，基于各地实际情况的地域分工不断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以前半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体系被彻底打破，全球化、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和贸易的地域分工体系不断形成，这有利于发挥各地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取专业化经济和规模经济。
    第四，大规模的时空距离压缩。从时空距离来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影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抓住交通和信息技术革新的战略机遇，大力推进全国相互衔接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压缩时空距离。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要城市之间铁路最快通达时间压缩了四分之三左右，这不仅有利于贸易和要素流动的成本降低与效率提高，而且有利于集聚发展。
    第五，不断减少分割。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学习英语等语言，不断扩大开放，消除国际经济技术人文交流的制度、语言、文化障碍，打破闭关自守，接轨全球；另一方面，推进横向经济技术联系，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制度，打破条块分割。这同样有利于贸易和要素流动的成本降低与效率提高，有利于集聚发展。
    完善空间治理结构是适应塑造高质量经济地理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再创超大型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奇迹同样离不开“超大”的基本国情，成功之道仍然在于遵循分割、距离、集聚、异质四大地理特性塑造中国经济地理。但这种再塑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包括四个基本过程，即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区域协调、高水平地域专业化生产与贸易以及更高水平的空间一体化。
    从再塑方式来看，可以概括为：点、线、面、体、能、质、度七个相互作用的方面。
    “点”即点状发展空间，最重要的就是适应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推进都市圈一体化，打造通勤高效、城乡一体、和谐宜居的大小都市圈和两个或两个以上大都市圈首尾相连所组成的城市群。
    “线”的核心是优化国家集聚发展轴线的战略布局，适应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在巩固提高沿海地区集聚发展轴带的同时，拓展国家集聚发展重点轴带布局。2010年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构建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即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2017年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设京九轴带和沪昆轴带、京兰轴带，从而形成“四横四纵”国家集聚发展重点轴带体系。我建议，将青（岛）银（川）沿线地区统筹规划建设成为国家集聚发展重点轴线，以带动中国北方腹地发展，平衡南北经济。
    “面”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调整优化“四大板块”划分，更好地平衡区域发展差距；二是规划建设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地支撑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体”即密度，解决过密、过疏问题，形成疏密有致、人地和谐的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以及人口、经济和建筑密度。
    “能”即以疏解承接提升为“牛鼻子”、以创新为驱动力，不断深化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分工合作，推动国土空间功能转型升级，构建和谐的地域功能体系。“质”即优化国土空间不可贸易品数量、质量和布局，提升地方品质，打造美丽国土生活圈。
    “度”即制度，在机构调整改革和“三规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适应塑造高质量经济地理的需要，深化空间治理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在经济地理再塑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形成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群机制协同发挥作用的空间治理结构。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5期,作者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