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从邓小平的智慧说起

    
    
    朋友传来一篇英语文章，是Peter Navarro 写的。此君以敌视中国知名，写过一本题为《中国致命》（Death by China）的书。目前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制造与外贸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顾名猜意，他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可以致命。这不是传统经济学的看法，但这些日子特总统的言论，主导着的贸易战，有这样的味道。我曾经说过，特总统是大好商人，竞争要把对手杀下马来。然而，国际上的贸易，基于互相得益，要赚他家的钱你要让他家赚你的钱。
    Navarro的文章是为特总统辩护，题为《特朗普抽进口税是为了防守中国的侵略》。文内的重点，是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科技知识，提出一位中国的女士因为这类盗窃而认罪的例子。那所谓工业间谍活动（industrial espionage）在美国历来是大话题，这方面的盗与防盗，花上的钱每年以百亿计。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给我资助，要求我考查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这些难度甚高的话题。无论是深度或广阔度，在经济学者中没有另一组人比我和几位助手调查得更全面。但我说过，因为难度太高，我们以失败收场。话虽如此，如果读者参阅我的《英语论文选》中的《产权与发明》那章，会知道我们当年的考查与研究是有着深度甚高的一面。
    中外合资的成因
    说今天特总统要大手征收中国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税，其中的科技知识是从西方引进，是没有疑问的。不是局部——是全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的干部朋友，读过大学的，对外间有点科技含量的产品所知一律是零。邓小平比我知得早：一九七五年他就说中国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才可以把经济搞起来。那当然，但要怎样才能把西方的科技引进呢？
    关键是一九七八年十月，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长造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这个当时中国人没有听过的安排。这建议传到邓小平那里，他说：“合资经营可以办。”一九七九年七月，邓老提出的选择合资的理由清楚明确：
    “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是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
    研究院同学执到宝
    十多年前，一位在内地念经济研究院的同学，拿着八套中外合资的合约来找我，不知是怎样弄来的，问这些合约提供的数据可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所有合资皆以五十、五十合股。真巧，这些合约中竟然有中方与通用汽车的合资合约。见到这批真实的中外合资合约的样板，我只翻阅几分钟，就跳起来。每项合资有几份合约，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说明科技的投入与商标名牌的收费，说明外间的银行户口号码，中方要按时汇款。这是说，除了合资所获的分成，中方还要付的是商标、科技等费用。其他七家外资跟中国的合资合约也大约如是。真替通用高兴，今天，他们的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比在美国还要多。
    当我见到那些合资合约时，感到震撼，因为意识到，合资之外，一个街上人看不到的要点是商业或科技秘密的租用。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容易，但牵涉到商业秘密租用的合约很困难，因为秘密这回事，一经外泄就去如黄鹤，无法收回。一项值钱的商业秘密，要找买家，不容易写出给秘密的拥有者可靠的保护的文字。一般的习惯是：你要把值钱的秘密给我考虑购买或租用吗？先给我签一张如有外泄我概不负责的合约（称submission agreement）吧。
    这里的问题，是一部汽车必有多项发明专利的保护，这些专利是什么发明在申请注册时一定要公开说明，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找到。商业秘密没有明确的保护。任何人见到成果而可以追溯成因或可复制出来的，法律皆不能保护。像云南白药那样能历久地守秘的例子罕有。问题是一般的商业机密不像药方那样清晰明确。一项做生意的程序可以是重要的秘密——好比多年前美国一间航空公司出售机票的程序就曾经惹来商业秘密盗窃的官司。相比起来，一间有斤两的工厂，其产出程序及无数的其他数据一般要员工守秘——美国工厂的运作，很多琐碎的事项不要让外人知道。中美签订的合资合约容许中方知道产出中的无数方法与程序，合资可以协助守秘，因为外资可派人到现场监管。
    市场换技术的发展
    这就带到另一项有趣的发展，也跟邓小平有关：市场换技术。这里的理念是说，外资到中国设厂，科技含量越多，中国会越开放本土的市场给有关的外商。这个理念起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那么早有点奇怪，因为那时中国还算不上有什么市场。但邓小平显然是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发展起来将会是非常大。始于一九八二年沿海的经济特区。本意是外资到特区设厂，必须外销，让中国赚点外汇。跟着的改变是，如果外资的工厂带进可观的科技，内地的市场可放一点给该外资。
    市场换技术这项战略性的政策，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变得清楚明确。记载说：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即打开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局面），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换取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凡属外商确实提供了先进工艺、技术、设备的产品，要让出部分国内市场，允许一定比例内销；国内紧缺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要允许内销以替代进口……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税收低一些，内销市场让一些，使其有利可图。”
    这里要注意，市场换技术是不需要跟中国合资的。这是说，要在中国设厂制造出口货，可让中国赚取外汇，欢迎，但要卖到内地市场赚钱，那么你设的厂要有相当的科技才成。换言之，来自香港的无数的所谓“来料加工”的厂商，其产品一律要出口，管得很严。
    作为经济学者，我不能完全同意上述的政策，但北京上头就是这样处理，而跟着的科技引进无疑是成功的。今天外间见到的有相当科技含量的中国产品，其科技知识不是盗窃而得，也不是明码实价地在外间市场买回来，而是通过合资与“市场换技术”弄回来的。
    听说北京将逐步取消合资的规限，到二〇二二年全部取消。我认为可以早点这样做：只要有点科技斤两的外资进来设厂，不能不多用中国的员工，其科技知识会扩散，虽然不及合资那么快，但够多可以弥补。这里的有趣问题，是如果让外资自由选择，我认为他们大多数会选跟中国合资，虽然中方的股份多半会低于百分之五十。他们会要求合资，因为有中方的参与所有经营必须办理的手续会来得远为容易。这不是说在中国经商的手续格外麻烦，而是外商不容易弄清楚什么是门什么是路。
    深圳是邓小平的代表作
    今天，中国每年申请国际发明专利的数量超越了日本，估计约两三年会超越美国。这些数据不一定能正确反映科技的进度或水平，何况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国科技迈步前走的证据，是深圳的发展。那里中外名家云集。多年前我推断十年后深圳的发展会超越硅谷。这推断主要是因为该市有一个工业重镇——东莞——在旁边。十年前东莞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一片萧条，今天，深圳的急速发展扩散到东莞与惠州去，导致这两个城市的楼价跳升。
    是深圳之幸。东莞的工业不像昆山那样，厂家各有各的产品牌子，也不像苏州工业园那样，厂家各有各的名牌。东莞有的多是接单工厂。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机构，要造一件产品的样板，东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这样的服务硅谷没有。难怪天下的知名品牌今天纷纷跑到深圳去。
    回头说“中国致命”这个话题，我怎样也想不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整体会有害。美国某些行业需要转型，某些行业需要放弃，但整体而言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一定是利大于害。美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率，是里根总统以来最好的。去年我对一些朋友说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机会超越里根一九八四年的六点八五。现在看不会。贸易的保护政策历来是害人也害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