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剑 陈阳：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及其应用

    
    
    【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也在不断创新。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总供求模型为理论基础，可以分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市场环境管理三个部分，其中需求管理主要包括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需求型创新、需求侧改革，供给管理主要包括要素价格政策、财政政策、供给型创新、供给侧改革，市场环境管理政策主要包括“市场环境改革”和在既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环境微调政策”。本文以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及相关文件为例，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具体应用，并结合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探讨了中国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创新之处。
    [关键词] 宏观调控、市场环境管理、创新、经济增长质量
    在世界宏观调控的舞台上，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也是独树一帜的，这跟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体制紧密相关。本文首先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做一个概括和总结，然后根据近年来中国关于宏观调控的文件尤其是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介绍这一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实际应用，随后把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跟西方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做一个比较，并据此讨论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理想构成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总供求模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苏剑（2017）[1]根据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求模型推导出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他认为，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存在缺陷，其前提假设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价格刚性的存在。既然价格刚性是需求管理出现的前提，那么消除价格刚性就应该是宏观调控的治本之策。因此，在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总供求模型(AS-AD模型)的情况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应由需求管理、供给管理、价格管理三部分组成，需求管理包括传统的需求管理和创新支持政策。供给管理包括要素价格政策、供给型创新、调整企业负担的政策和行政手段。价格管理的目的在于克服价格刚性，恢复市场功能。
    刘伟、苏剑（2018）[2]把苏剑（2017）[1]中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价格管理”扩展为“市场化改革政策”。价格刚性只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宏观调控不仅要针对价格刚性，还要针对其他类型的市场失灵。因此，他们认为，这类政策应该被称之为“市场化改革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市场功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本文进一步扩展并细化苏剑（2017）[1]和刘伟、苏剑（2018）[2]中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在我们看来，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供给方，二是需求方，三是市场。市场作为交换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为供需双方的交易行为提供交易场所或交易所需要的其他各种条件，比如交通、通讯等等。就跟演戏一样，需要三方才能正常进行，一是有人演戏（供给方），二是有人看戏（需求方），三是得有戏院（为供求双方的活动提供场所）。因此，“市场化改革”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供给侧改革，即通过制度变迁等方式来调整生产方面临的各种约束和激励，达到调节供给的目的。这种调节可能促进供给，也有可能抑制供给。第二类是需求侧改革，通过制度变迁等方式影响消费、投资、各级政府需求或者对外贸易，从而调节需求。第三类是市场环境的改革[1]。这里的市场环境专指为了完成市场交换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和软的基础设施，比如交换场所、通讯体系、交通体系、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信用体系、金融环境等等。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把刘伟、苏剑（2018）中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分解为供给侧改革、需求侧改革、市场环境改革三大类，把“供给侧改革”归入“供给管理政策”，把“需求侧改革”归入“需求管理政策”，把“市场环境改革”扩展为“市场环境管理政策”。“市场环境管理政策”包括“市场环境改革”和在既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环境微调政策”。“市场环境改革”是对交易双方面临的市场环境进行的大的调整，比如市场体系的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改革和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改革、法律体系的完善等等；“市场环境微调政策”即为在这些方面进行的小的调整尤其是力度、节奏、规模等方面的调整。
    因此，一个完整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就应该包括三大类政策：供给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恰恰就是上述体系。它以总供求模型为理论框架，主要包含三个部分：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市场环境管理。接下来，本文主要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个别情况下也会引用其他相关官方文件。接下来的三个部分，我们就分别讨论这三大类政策及其在中国宏观调控中的应用[2]。
    [1] 这类“市场环境改革”中，不包括供给侧改革或者需求侧改革。
    [2] 以下部分如未特别注明，则引用的内容均来自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二、需求管理政策工具
    1、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
    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确可以扩大需求，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用来扩大需求的主要政策。这种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需求的成本来刺激需求，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类政策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其只关注需求的数量不关注需求的质量，侧重总量的调节而非结构的调节。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而在没有产品创新或者高的预期回报率的投资机会时，无处可投的资金可能会流向房地产市场、股市等资本市场，催生资产泡沫。而当利率一旦提高，资金成本的上升就会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造成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容易引发金融危机。财政政策的效果也类似。从扩大消费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政府补贴等刺激消费需求，但如果没有新产品的出现，人们在消费传统产品中得到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通过这种方法刺激出来的消费的质量也越来越低。此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会增加政府债务规模，埋下债务危机的隐患。从根本上看，如果没有可以提供较高的边际效用的新产品，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就无法长期刺激消费的增长，而且即使有效，刺激出来的也主要是劣质需求。
    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中国的宏观调控中得到了普遍应用。以2019年的宏观调控为例。就财政政策而言，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与预算高0.2个百分点……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也为更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创造条件。”[3]同时，报告中也体现了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3]在刺激消费方面，报告指出要“落实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使符合减税政策的约8000万纳税人应享尽享” [3]，体现了政府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来刺激消费的需求管理方式。
    在货币政策方面，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 [3]
    2、需求型创新
    需求型创新指的是能够扩大优质需求的科技进步，即提供能够给消费者或者投资者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的产品创新，以及能够给企业带来较高的边际收益的所有创新。
    如果经济中有了收益率高的投资机会，即便资金成本较高，企业也会有较强的投资意愿；而就消费而言，如果出现了具有新性能的产品，比如曾经是新产品的手机、电脑，未来的扫地机器人等，这些新产品会提高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拉动总需求的增长。可见，消费和投资的持续健康和增长，是建立在优质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持续的创新，这种创新在本文中被称为“需求型创新”。与传统的需求管理刺激出劣质需求不同，需求型创新刺激出来的是边际效用或者边际收益率较高的优质需求，这种优质需求可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避免过度刺激劣质需求带来的产能过剩、债务危机等问题，因而需求型创新应是目前需求管理的侧重点。
    需求侧创新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有论述。比如，报告提出“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3]，为以5G为代表和核心的新一代新产品的发明提供便利，信息产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跟5G相关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将成为未来投资的热点。如果5G是有前途的，跟其相关的信息产品确实给消费者带来边际效用更高的消费，那么这些消费需求就是优质需求，相应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将成为高收益的投资即优质投资需求。另外，扩大对外开放也是需求侧创新，通过扩大本国企业面对的市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面临的需求，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贸易方面，要“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3]，就是通过服务创新拉动外需的举措。
    3、需求侧改革
    需求侧改革即通过制度变迁来扩大消费、投资、各级政府需求或者出口需求的政策。例如，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可以进一步拓展本国商品的销售市场，直接扩大外需。再如，通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降低居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全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从而提高整体消费水平。
    需求侧改革在中国宏观调控中被经常用到。在社保体系的完善方面，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落实退役军人待遇保障，完善退役士兵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接续政策。适当提高城乡低保、专项救助等标准，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加大城镇困难职工脱困力度。提升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 [3]，既强调了社保体系的覆盖范围，也提高了部分群体的社保标准，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扩大总需求。同时，这些政策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可以提高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边际消费倾向，从而通过另一条途径扩大了消费。
    
    
    对外开放是扩大外需的重要方式，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改革完善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扶持政策” [3]，在关注拓展国外市场的同时更加重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综上看来，在需求管理方面，中国政府在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越发注重发挥创新支持政策和需求侧改革在刺激优质需求中的作用。
    三、供给管理政策工具
    供给管理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成本、生产率、企业的其他负担来进行宏观调控。
    1、要素价格政策
    政府可以通过改变要素激励影响要素价格，从而影响总供给。要素价格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工资政策和原材料价格政策。
    货币政策既是需求管理政策，也是供给管理政策，因为利率的改变不仅会影响投资需求，也会影响企业已经占用资金的成本，从而影响总供给。在融资成本方面，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清理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 [3]，这就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致力于降低贷款成本，减少中间费用，另一方面针对鼓励银行定向投放贷款，增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既在总量政策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又在结构上有所侧重。
    工资政策主要是调整企业的工资成本的政策，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3]通过社保改革，减轻企业社保支出的负担，也就减轻了工资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扩大总供给。
    原材料价格政策主要目的是实现原材料的市场配置，增强价格的灵活性。在降低用电成本方面，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清理电价附加收费，降低制造业用电成本，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 [3]
    2、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既可用于需求管理也可用于供给管理，此处主要指调节企业负担的财政政策，例如通过调整企业的增值税可以调节企业成本，通过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低企业缴纳负担，通过对创新活动开展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科技企业发展，通过规范中介服务收费降低交易成本等。
    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3]
    3、供给型创新
    供给型创新指通过工艺创新、原料创新等措施提高企业生产率，扩大总供给。例如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引进新技术，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鼓励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等等。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升农业、制造业生产率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并且强调了对基础研究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体现了对于供给型创新的高度重视。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要“加快农业科技改革创新，大力发展现代种业，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3]
    在制造业升级方面，要“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3]
    在新兴产业方面，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3]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针对新需求提出了供给侧创新的对策，提出 “要顺应消费需求的新变化，多渠道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快破除民间资本进入的堵点”，同时大力支持各种新型消费形式，“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支持电商和快递发展”。[3]另一方面，针对人口老龄化和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新情况，提出要“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3]
    4、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即通过制度变迁来调整生产方面临的各种约束和激励，达到调节供给的目的。例如，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生产运营效率，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再如通过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引入各类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可以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给[1]，提高企业投资的便利化程度。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就供给侧改革有多处论述。
    在降低行政制度成本方面，报告提出“继续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加快收费清单“一张网”建设，让收费公开透明，让乱收费无处藏身”。[3]
    在创新制度建设方面，提出“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扩大国际创新合作。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促进发明创造和转化运用”。[3]
    在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加大预算公开改革力度，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3]
    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提出“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建立职业经理人等制度。”[3]
    在对外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加大吸引外资力度。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落实金融等行业改革开放举措，完善债券市场开放政策。” [3]这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借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从而促进中国的企业的发展壮大。
    [1] 参见易纲. 11项金融开放措施基本落地，完善风险防范体系还有4项重点工作[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8891248952664887&wfr=spider&for=pc, 2019-03-24.
    四、市场环境管理政策工具
    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进行资源的配置，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无法实现，这被称为“市场失灵”。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价格刚性、垄断、不对称信息、外部性以及公共产品的存在等。因此市场环境管理指的是消除价格刚性、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一系列市场失灵，恢复市场功能的政策。例如通过推动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打破价格刚性；通过规范行业竞争、扩大开放程度、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来打破行业和地区垄断；通过加强诚信建设、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培育公正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来减轻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排污税将负外部性内部化；通过明确资源的产权、发放许可证等方式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避免“公地的悲剧”；等等。
    健全的市场机制是提高宏观经济运行效率的核心。如果市场失灵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减轻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压力，甚至可以不需要二者。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一直比较重视市场化改革，其原因在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仍有一些遗留问题。例如，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市场化的程度仍有待提高，法律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市场开放程度仍需进一步扩大。因此有必要通过市场环境管理，规范市场秩序，提高竞争效率，恢复市场功能，最大化发挥市场配置的有效性。
    在既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环境管理政策主要分为五大类：其一是简化审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通过减少政府审批的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其二是公平监管的政策，例如推进“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管、治理重复检查、严惩违法行为等等。其三是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政策，例如“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3]。其四是加强社会治理的政策，例如“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安全生产，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深化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3]等等。其五是促进国际合作便利化的政策，例如“加大吸引外资力度，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3]等等。
    就2018年中国在市场环境改革方面的工作，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治理创新，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议案18件，制定修订行政法规37部。改革调整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深入开展国务院大督查，推动改革发展政策和部署落实。发挥审计监督作用。改革完善城乡基层治理。创新信访工作方式。改革和加强应急管理，及时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和重特大事故数量继续下降。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严厉查处长春长生公司等问题疫苗案件。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3]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市场环境管理上有诸多新的举措，体现出政府对于新形势下市场与政府角色的清晰定位，以及维护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的决心。
    在打破价格刚性方面，提出要“健全粮食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针对一些行业的垄断现象，提出 “深化电力、油气、铁路等领域改革，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将竞争性业务全面推向市场。” [3]
    在完善市场竞争秩序上，报告提出“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加快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3]
    在减少审批环节上，报告提出“要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推行网上审批和服务，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办。” [3]
    在改善交通、通讯环境方面，报告提出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推动降低过路过桥费用，治理对客货运车辆不合理审批和乱收费、乱罚款”，“今年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再降低15%，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 [3]
    在道德法治环境的建设上，提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保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深化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3]
    可见，2019年政府将在市场环境管理方面有诸多举措，既注重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又将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健全法律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充分履行政府的职责。从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市场环境管理的高度重视可以看出，市场环境管理是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
    五、中国和西方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比较
    目前正统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以及宏观调控的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宏观调控的唯一政策就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的IS-LM模型。现在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宏观调控理论也应该以总供求模型为基础；但目前的宏观调控理论却还继续以IS-LM模型为基础，因此，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严重滞后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不能不说这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一大缺陷。
    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是从西方学过来的，因此似乎也只包括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但实际上，中国在学习西方宏观调控的同时，并没有丢掉自己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并由于经济转型的需要而发展出了“市场环境管理政策”，形成了包括供给管理、需求管理、市场环境管理的三维宏观调控体系。这种宏观调控体系恰好跟目前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求模型一致，可以从总供求模型中推导出来。因此，从理论上说，这个宏观调控体系应该是领先于西方的宏观调控体系的。
    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中虽然只有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但在实践中实际上也是包括这三大类政策的。此处以美国近几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例做一简要说明。鉴于需求管理政策早已被大家充分关注到，此处不做介绍，仅介绍美国近几年采用的供给管理政策和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在供给管理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最有力的供给管理政策就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目的是减轻企业负担，吸引海外企业回流美国本土。在最终版本的税改方案中，2018年起，企业所得税率由原来的35%降至21%；允许企业对设备投资进行一次性费用处理而不是成本摊销，将企业海外回流利润的所得税率由原来的35%降为现金类流动资产15.5%和非流动资产8%的税率。[1]允许企业对设备投资进行费用处理可以降低企业的应税所得，拉动企业投资，而降低企业海外回流利润的所得税率会鼓励更多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助力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
    在市场环境管理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简政放权的措施。比如，特朗普政府放松了金融监管。特朗普认为，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后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不利于促进企业投资。在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后，美国财政部发布评估报告《创造经济机遇的金融体系：银行和信用社》和《创造经济机遇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建议减少监管重叠，放松对中小银行包括社区银行的监管以及对证券化限制，增强证券市场投融资便利性，给予CFTC和SEC自由的豁免权授权等等。[2]
    此外，特朗普也就改善软环境、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出台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就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建立“一个机构一个决策”的环境评估体系，要求项目审批到落地的时间缩短至2年以内，简化法律审批程序，给地方政府更多决策权等[3]。
    [1] 参见韩学丽.特朗普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财政,2018(05):72-75.
    [2] 参见林采宜.特朗普新政将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EB/OL]. http://www.sohu.com/a/210748498_465450, 2017-12-15.
    [3] 参见张明,程实,张岸元,邵宇,殷剑峰,王孜弘,葛天任,东艳,肖立晟,范为,吴庆,李奇霖,罗志恒,张斌,张一.如何渡过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水域?[J].国际经济评论,2019(01):89-145+7.
    六、总结
    从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包括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市场环境管理三个部分。其中，市场环境管理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是处理市场无法自发解决的问题，如果市场失灵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减轻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压力，甚至理论上说是可以不再需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健康的市场环境是提高宏观经济运行效率的基础。相比西方的宏观调控，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更为完整，政策工具箱更为丰富。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世界各国央行纷纷调低对未来的经济预期之时，中国名义GDP增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功不可没。
    通过比较中西方宏观调控，结合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认为未来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的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以总供求模型为理论基础，更加重视市场环境管理和供给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宏观经济学早已从IS-LM模型发展到总供求模型，宏观调控理论却还停留在前者，显然跟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不相匹配。鉴于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一些国家已经尝试运用市场环境管理和供给管理进行宏观调控，例如美国的通过大规模的减税吸引海外企业回流，德国通过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级技术人才[4]等等。宏观调控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完善市场功能，健康成熟的市场会降低宏观调控的难度，提高政策传导的效率，而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配合，例如交换场所、通讯体系、交通体系、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信用体系、金融环境等等。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简化审批、维护公平竞争、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多种市场环境管理的措施。特朗普在也提出放松金融管制、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等措施。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市场环境管理将成为未来宏观调控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
    第二，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目前正统的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只在乎总量，不在乎质量；在宏观调控中，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只重视需求的数量，而不重视质量，刺激出来的是低质量的需求，容易导致经济的“虚胖”，增加了系统的脆弱性。
    第三，更加重视创新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世界各国很早就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但并没有系统地将创新系统纳入现在的短期宏观经济理论体系。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以及当前世界经济增速的下滑，本质上都是由于技术进步率的放缓导致经济中缺乏产品创新造成的。德国在次贷危机中的迅速恢复也得益于德国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和科技创新体系。次贷危机以来，越来越多国家把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2012年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朗普在也签署了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倡议，日本也出台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既然创新如此重要，就不得不考虑将创新纳入宏观调控的框架中。
    参考文献
    [1]苏剑. 基于总供求模型和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J]. 经济学家, 2017(07):29-39.
    [2]刘伟,苏剑.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与宏观调控政策——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J]. 经济学动态, 2018.
    [3]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文字实录）——2019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EB/OL].(20190305)[20190406].http://www.gov.cn/premier/2019-03/05/content_5370734.htm.
    [4]张寒,娄峰.德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原因及启示[J].现代经济探讨, 2015(5):79-82.
    [5]易纲.11项金融开放措施基本落地，完善风险防范体系还有4项重点工作[EB/OL]. (20190324)[2019040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8891248952664887&wfr=spider&for=pc.
    [6]韩学丽.特朗普税制改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财政,2018(05):72-75.
    [7]林采宜.特朗普新政将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EB/OL].(20171215) [20190406].http://www.sohu.com/a/210748498_465450.
    [8]张明,程实,张岸元,邵宇,殷剑峰,王孜弘,葛天任,东艳,肖立晟,范为,吴庆,李奇霖,罗志恒,张斌,张一.如何渡过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水域?[J].国际经济评论,2019(01):89-145+7.
    作者简介：
    苏剑（1966— ），陕西武功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
    陈阳（1990— ），山东泰安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