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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化是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十四五”时期深化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着“去工业化”趋势“、逆全球化”趋势和“新工业革命”等方面的新挑战。中国工业化战略需要从高速工业化向高 质量工业化的战略转变，要求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工业化动力转变，围绕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 为先导推进可持续工业化，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制造业发展是工业化战略的核心，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因此，在“十四五”规划体系中要专门制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推进制造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着 力完善现代制造业创新体系，努力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 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业、行业共性技术方面力求实现突破。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工业化；去工业化；逆全球化；新工业革命；高质量工业化战略
作者简介：黄群慧(1966-) ，男，河北石家庄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中国也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是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伟大梦想。接下来的“十四五”时期中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这要求中国必须继续深化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从基本实现工业化走向全面实现工业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形势波谲云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还十分突出。“十四五”时期深化工业化面临着新挑战，中国工业化战略也面临着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的转变，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关键。
一、关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基本认识
自17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始终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题。从传统意义上看，工业化是以工业驱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提高和产业结构由农业主导转向工业主导的演进过程，是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的建立和推进并对一国社会经济发生有力的作用的过程。
从传统工业化理论出发，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包括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五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几大重要指标。具体而言，可以设计一套具体指标体系来予以衡量，通过选取人均GDP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一、二、三产业产值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选取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大体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工业结构，选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空间结构，同时选取第一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来衡量就业结构［1］。考虑到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还可以给出各个指标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取值范围，其对应的标志值如表1所示。这对工业化水平和评价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虽然从传统意义上工业化被理解为工业驱动的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演进的过程，但从发展经济学看，工业化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2］。这实际上把工业化理解基于创新过程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基于这个界定，无论是经济服务化的结构变化，还是当今信息化的大趋势，都可以纳入工业化的分析框架中，只是将这些变化可以归结为一种更为高级的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而已。考虑到生产要素组合的向高级突破性变化的原始动力是工业革命，可以认为工业化是由于工业变革和产业发展而引起的生产要素组合从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这就自洽地将工业革命嵌入到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同时又将工业化与笼统的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进行了区分。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时代，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电气化时代，都是突破性地推进了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者说生产要素组合从低级向高级的变化，从而把人类带进了伟大的工业化时代，并不断地深化推进中。基于这里对工业化的界定，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化时代，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一次次突破性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过程，因此也是工业化的深化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也只是工业化深化到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新时代，但并不能说明超越了工业化时代，当今世界仍处于工业化时代。
工业化与现代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现代化理论视角看，工业化可认为是经济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普遍解释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而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这意味着现代化实质上是由工业化驱动的社会变迁过程。从时间进程看，工业化也是先于或者至少与现代化同步实现的。中国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求持续推进工业化进程，构建推进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时，就把基本实现工业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标准。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的进程与成就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的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化的开端，但几经战争破坏，到1949年几乎没有能够给新中国留下多少工业基础，以至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甚至还落后于同期的印度［3］。可见，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启的。
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业化战略主要表现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配置资源手段的封闭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因政治运动而多次受阻，但经过近30年的工业化建设，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我国积极探索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时期的工业化的战略逐步转向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作用、低成本出口导向、建设开放型经济、基于产业演进规律不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战略更加强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中国工业化建设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工业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从经济总量看，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近16%，居全球第2位。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与高收入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从产业结构看，中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制造能力和制造规模实现长足发展，产业结构经历了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主导、进而服务业占比最高的高级化转变。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农业更是吸纳了83.5%的就业人口；而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仅为28.2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49亿元。1978年农业增加值比重降至27.7%，就业比重降至70.5%。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2019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1%、39.0%、53.9%；从工业经济看，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317109亿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从城市化进程看，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比1949年末提高49.96个百分点。
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壮丽”统计数据的背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历史性巨变。具体可归结为两大历史性成就：一是中国工业化水平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飞越，二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基础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世界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4］。
从工业化水平看，基于如表1所示的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国工业化从2011年进入工业化后期，2015年后的工业化水平达到了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5］。中国经济运行也逐步呈现出工业化后期的特征——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主导转向技术密集型主导、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的经济新常态。这印证了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判断。考虑到工业化后期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基于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预测，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意味着中国2020年可以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经济标志——基本实现工业化。
从基本经济国情看，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使得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6］。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而现在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拥有包括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已从1970年的近乎忽略不计攀升至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1/4。可以说，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考虑到工业的创新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兴国之器、立国之本，世界工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的第一大国，商品消费和外资流入的第二大国，这有力支撑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逐步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7］
新中国成功开启并快速推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8］。其一，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解决了8.5亿人口脱贫问题，这无疑对整个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贡献巨大。不仅如此，从工业化史看，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现在世界上也只有约10亿人成为工业化人口，而对于具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一旦实现工业化，意味着世界工业化人口将翻倍，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全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具有“突破性”的贡献。
其二，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中国这个人均占有资源稀少的和平发展大国，其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全球“外溢”效应。这将为其他国家提供新的工业化经验，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提升，这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
三、“十四五”时期深化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大挑战
虽然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我国工业化进程在产业、区域和资源环境等方面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9］。因此，要进入真正意义“后工业化时代”，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解决工业化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推进工业化进程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到全面实现工业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基于表1的各方面指标判断，中国还需要经过10—20年的工业化深化过程。这样，中国工业化的指标值将会达到后工业化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在2030年以后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分两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2030年以后全面实现工业化，就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保证［10］。“十四五”时期是深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个五年，对全面实现工业化非常关键。但是，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一样，深化工业化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障碍和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深化工业化进程值得关注的重大挑战至少包括以下三大方面［11］。
（一）“去工业化”趋势的挑战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收入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就会逐步下降。196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约减少了2500万个岗位，欧盟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约1/3，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逐步降低，这被认为是“去工业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发国家相对于早期工业化国家而言，会呈现出在更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典型特征事实［12］。因此，有“成熟地去工业化”与“过早去工业化”的区分。当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制造业所带来的创新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等得到充分体现，且服务业效率的提高能够承担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时，这样的制造业占比降低可认定为“成熟地去工业化”。反之，则为“过早去工业化”。若“成熟去工业化”时期制造业占比下降速度过快，可认为是“过快去工业化”。但在“过早去工业化”或“过快去工业化”的情况下，取代制造业就业的可能是低技能、低生产率、低贸易度类型的服务业就业。一旦这些服务业无法承担经济增长新引擎来替代制造业的作用，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极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3］。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产业比重已从2006年最高的47.6%下降到2019年的39.0%，同期第三产业比重从41.8%提高到53.9%，呈现出一种“过快去工业化”的倾向。虽然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国工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既有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也存在经济“脱实向虚”的不利影响。英国经济学家阿德里安·伍德的研究表明，1985—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增长了21.3%，而同期土地稀缺OECD国家、其他东亚国家、印度、其他南亚国家、土地富足OECD国家、苏联组成国、拉丁美洲、中东与北非、次撒哈拉非洲、世界平均、发展中国家平均的变动分别为10.6%、7.5%、14.1%、9.1%、7.0%、18%、12.5%、-0.3%、1.9%、6%和7%，中国是服务业占比增速最快的［14］。基于国际上的经验，多数文献基本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以及“过快去工业化”问题［15］，而近些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日趋严重也强化了对此的判断［16］。
因此，对中国制造业比重下滑过快、服务业比重上升过快的“过快去工业化”倾向，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470美元，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0.7%；2017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9743美元，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7.6%。201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827美元，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9.3%，仅略高于韩国。作为一个还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避免“脱实向虚”，并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一个合适水平。考虑到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水平，并参照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制定的25%的制造业比重目标和韩国接近28%制造业比重目标，在2025年之前的整个“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到203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比重至少应保持在25%以上［17］。
（二）“逆全球化”趋势的挑战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中国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深度参与了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分工，在促进本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工业化国家占55.3%，新兴工业化国家占16.3%，而中国达到24.8%，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味占2.8%，最不发达国家占0.8%。与2005年相比，我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提高了13.2个百分点，比重翻了一番有余（见表2）。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的22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4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7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二，1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五，有些行业的增加值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国家。
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全球化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革趋势。基于合作、互惠、协商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遭受挑战，多边主义贸易体系受到严重侵害，世界贸易组织的效率和权威性遭受极大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势力正在增强， 2017年7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期间，二十国集团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高达6616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措施，相比较而言，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措施仅为2254项。其中，美国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推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措施1191项，居于全球首位，占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了462项［18］ 。全球价值链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趋势，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跃升，同时全球价值链扩张态势基本陷于停滞，区域价值链的分工作用日益凸显，正在重塑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区域内“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谈判日益增多。但丹尼·罗德里克给出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形”——超级全球化、民主政治与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三零”从长远看的不可持续性［19］ 。尤其是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打破了基于高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共识，这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经济增长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全球化“大变局”对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会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要在坚决维护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的前提下［20］ ，使未来工业化战略能够引领和适应这种全球化“大变局”。
（三）“新工业革命”的挑战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工业革命”一直在孕育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工业革命呈现出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等特征。
表3 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Mark Purdy and Paul Daugherty （2017）。
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十四五”时期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已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战场，也必然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主战场。5G将成为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底层技术，而人工智能的加速突破和应用将大大提升5G的商业应用价值，大大提高工业的研发效率、生产效率、工程化效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突破，成为改变制造业形态和结构的最重要动力。未来5G及其商业应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新动能。按照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测算，2020年5G间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超过4190亿元；2025年5G间接拉动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1万亿元；2030年5G间接拉动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进一步增长到3.6万亿元。而随着人工智能从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的发展，从人工智能向人机混合智能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加速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渗透，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如火如荼，人工智能产业将蓬勃发展。2016年9月，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可在现有基础上将劳动生产率提高40%；到2035年，美、日、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以接近翻一番，具体如表3所示［21］。
全球产业界充分认识到5G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引领“新工业革命”的重大意义，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5G和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美国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一方面打压中国企业、破坏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和技术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强化其技术和产业优势，给中国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深化工业化进程带来极大挑战。在5G领域，美国政府和企业为重塑其领导力，试图以“开源、开放、白盒化”的技术路线，在5G时代重构全球ICT（信息与通信网络）产业生态，体现了美国的大国博弈战略意图，即促进CT（通信技术）价值向IT（信息技术）价值转移，利用其底层硬件芯片（x86架构）和基础操作系统（Linux）的雄厚优势，重新夺回失去的通信产业领袖地位。这必将对我国基于5G技术的网络强国建设和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构成严重的威胁［22］。该技术路线特别针对我国华为、中兴等传统电信运营商的一体化技术和业务优势，计划通过推进通信设备产品的模块化和标准化，促使通信设备的关键性能和功能由在底层芯片和基础软件等领域具有优势的美国企业来定义，而不是由华为等一体化通信设备企业定义。在人工智能方面，2019年2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倡议》。这份名为“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行政命令是美国政府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人工智能助推计划，
提出美国是人工智能研发和部署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领导，对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以及以符合美国的价值观、政策和优先事项的方式塑造人工智能的全球演变至关重要［23］。必须看到，“新工业革命”给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这种机遇同时也是巨大挑战，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种挑战，在大国博弈中深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十四五”时期战略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先后提出了工业化、“四个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四化同步”等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得到快速推进，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史的奇迹。40多年的时间，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向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跃升。但是，以“后发赶超”为战略导向推动的中国高速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工业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体而言，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24］。
一是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区域的工业化发展不充分。由于梯度发展战略以及各区域资源禀赋、工业发展基础差异等原因，中国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呈现出东部、中部和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到2015年，上海、北京、天津已经步入到后工业化阶段，其他大部分东部省份处于工业化后期，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还处于工业化中期。
二是产业发展的结构不平衡，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由于长时期的低成本出口导向战略，中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这也造成了中国产业结构高端化的不足。一方面，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发展不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等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例如，2018年我国芯片进口额达3100多亿美元，远超石油进口额。
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不充分。随着中国工业化步入后期阶段，近些年中国经济开始呈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占比日益降低，2011年到2016年作为实体经济核心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下降了将近2个百分点，而同期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迅速提高了2.1个百分点。2015年和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连续两年都达到8.4%［25］，这超过了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历史最高点。实体经济不仅增速下降，而且整体供给质量也亟待提升。虽然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提升了中国的产品供给能力，但产品档次偏低，产品标准化水平和可靠性有待提升，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依旧不足，制造业产品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且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亟待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与城市化主导的消费转型升级的不匹配，直接造成实体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进而加剧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
四是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经济发展不充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给资源环境的承载提出巨大挑战。虽然中国倡导走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生态环境客观上还是难以承受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环境资源的约束日趋紧张。为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资源等问题，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必然选择。绿色经济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可持续的经济，是将环境保护技术、清洁生产工艺等众多有益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转化为发展生产力，是一种资源环境可承受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产业规模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五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与城镇化良性互动、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还不充分。工业化与信息化还需要进一步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度需要加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智能制造能力都有待提升，中国工业软件水平严重落后、多数工业软件主要依靠国外企业供给的局面亟待改变。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发展还不充分，产业和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着“时间上不同步”和“空间上无互动”的双重错位，存在产业因缺乏城市而孤岛化、城市因缺乏产业而空心化的趋势。农业现代化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短板，无论是农业的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水平，还是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以及农业的绿色化、信息化水平都亟待提升，与中国总体工业化水平已经发展到后期阶段是不相协调的，农业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农业发展方式粗放问题、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等问题都有待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来解决。
面对工业化发展的这些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及第三部分我们论述的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的“去工业化”趋势、“逆全球化”趋势和“新工业革命”的三大方面挑战，“十四五”时期深化中国工业化面临着新的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即我国需要推动工业化战略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部署，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必然要体现出新发展理念要求，具有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需要、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有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基本特征。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应重点满足三方面要求：一是满足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的要求；二是满足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包容和可持续的工业化要求；三是满足与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的要求。具体而言，实现从高速度工业化进程向高质量工业化进程的转变，实施高质量工业化战略，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26]。
一是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工业化动力转变。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正面临着从资本密集型主导向技术密集型主导转变，再加上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也都在加速竞争高端产业的主导权，无论是中国自身现代化进程还是大的国际环境，都要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具体而言，这要求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立工业化的创新驱动机制，促进中国产业高端化，进而形成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是围绕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工业化进程。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我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但我国还不是实体经济强国，从企业、产业和产品各个层面我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都有待提高，这还加重了近年来我国经济 “去实向虚”倾向。因此，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向高质量工业化进程转变，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上，这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也要求以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为核心。
三是实现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高质量的工业化进程，必须是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坚持把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牢牢把握信息化这个大的创新发展方向，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技术创新和扩散。把握融合创新发展大趋势，以融合创新促进“四化”协调发展。融合创新发展要求重视对通用和共性技术的创新，重视对通用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当前制约我国融合创新发展的主要是竞争前技术的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复合型人才缺乏，“四化同步”发展要求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化导向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有利于提升“四化同步”水平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四是以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为先导推进可持续工业化。绿色制造将绿色设计、绿色技术和工艺、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绿色供应链、绿色就业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实现环境影响最小、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获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绿色制造对于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重要支撑部门。因此，推进高质量工业化，一定要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壮大绿色企业、强化绿色监管等措施构建现代绿色制造体系，进而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五是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协调各区域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有效流动，化解资源配置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是工业化进程包容性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区域布局的基本内容。十九大报告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分中，首先强调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无疑对提高中国工业化进程包容性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效推进，资源要素在各区域配置更为合理，区域要素供给质量不断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区域布局将逐步形成。
五、“十四五”时期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发展是工业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和核心要求。“十四五”时期围绕我国深化工业化进程、实施高质量发展，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是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核心技术突破来构建我国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及其政策体系。
（一）“十四五”规划体系中需要专门制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推进制造业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27]
在总体战略导向上，要弱化“对标”或“赶超”发达国家，强化在新工业革命浪潮中“构筑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政策导向。对外体现中国通过原始创新与全球工业国家共同推动人类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愿景，对内凝聚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形成实现中国制造业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抱负。
在总体发展思路上，弱化重点产业和领域选择，突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提升，强调通用技术创新和产业统筹部署。新技术浪潮和新工业革命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普遍做法，在战略任务的拟定方面，更加强调强调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应用所涉及通用技术和使能技术的原始创新和技术突破，更加强调对于新技术创新和应用（而非产业）的统筹部署。
在具体重点任务上，更加突出管理创新导向的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品质革命，相对弱化技术创新导向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制造。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无疑也是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这需要我们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制造，促进中国制造业抓住当今世界新工业革命的重大机遇。但是，对于中国大多数制造业的发展而言，德国工业4.0所倡导的物理信息系统（CPS）还相对遥远，很多产业的技术基础还不具备，而推进制造业与服务融合的服务型制造以及推进中国制造业品质提升的任务则相对更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制造服务化同样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制造企业从注重生产和产品逐步向注重“产品+服务”的趋势发展和演进，这有利于促进制造业附加值的提升，进而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此外，与发达工业国家不同，中国制造业品质问题尚未得到实质性的全面解决，
通过制造业品质革命全面提升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仍然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二）着力完善现代制造业创新体系，努力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
一是加快促进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型将政策资源配置的指向由特定的产业逐渐转向技术创新。我国产业政策的基本指向仍然是产业或产业领域，而反观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其税收、财政等结构性措施，都是指向这些产业或领域特定的技术研发环节。产业政策与产业挂钩还是与这些产业的技术创新挂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果是与产业挂钩，就会诱导企业扩大生产性的投资，而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国光伏甚至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重要诱因。
二是加快部署与战略性前沿技术、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技术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科技设施和机构。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日益完备和技术水平向国际前沿的逼近，旨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资源应当更多地配置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不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健全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此外，还需要努力弥补我国在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科技服务体系的特定主体和功能缺失。建议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网络”、进行中小企业技术咨询师和管理顾问认证等做法，为中小企业提供质量管理、现场管理、流程优化等方面的咨询与培训，从生产工艺而不是生产装备的层面切实提高我国的生产制造水平和效率。
（三）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上力求实现突破[28]
一是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我国产业基础服务体系相比国外发达工业国的水平还存在差距，一些程度存在着管理软、体系乱、水平低的问题。未来要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产业基础服务体系尤其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完善，积极推进标准、计量、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工作，不断完善政府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创新政府质量治理体制，围绕产业升级的需要，加快制定和实施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产业质量、安全、卫生和环保节能标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提升在国际领域标准话语权，进一步提高我国校准测量能力，强化我国认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对贸易规则的主导能力，改善我国检验检测国际竞争力。
二是拓展和深化制造强国战略的“工业强基”工程。围绕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等制约制造环节的关键瓶颈和“卡脖子”问题，寻求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持续协同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合作攻关，锲而不舍地协同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协同推动培育持续创新、不畏风险企业家精神与弘扬精益求精、专心致志的工匠精神，坚决协同推进社会文化环境改善与经济激励机制完善，切实解决“脱实向虚”导致的“虚实失衡”结构问题，在职业培训体系、职业社会保障、薪酬和奖励制度等方面改革完善，形成有利于培育现代产业工人“工匠精神”的激励体系。
三是以确立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为主线培育激发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环境。迭代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存在路径差异，迭代性技术易存在路径依赖，难以实现技术重大突破，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机遇，要创造有利环境激发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小企业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完善反垄断等竞争政策，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这归根结底是加快推进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确立、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机制。必须认识到，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确立是保证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根本有效的制度环境。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这包括2018年的《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2019年的《德国工业2030战略》，等等。这被有的人解读为发达国家通过产业政策的政府力量干预制造业发展，但实际上，这些所谓产业政策实施的范围、力度和机制都是在反垄断等竞争政策严格约束下的，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政策的市场基础作用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
四是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建立产业基础能力评估体系，基于该体系对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每年进行两次，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分析产业的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布。这不仅对于产业基础再造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掌握主动，积极应对美国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技术创新的“卡脖子”行为。
五是借鉴日本“母工厂”制度建设工业基础能力再造的核心工厂。所谓“母工厂”是在本国建立的在制造体系中发挥开发试制、技术支持和维护本国技术先进性地位的企业载体和现代工厂，具有在生产制造层面不断优化技术、改进能力的功能。这可以认为是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和工艺集成并能不断自我优化的现代核心工厂。境外的工厂一般是“母工厂”的技术和管理的应用复制。借鉴这种制度，中国企业应该在中国境内建造覆盖各个产业链和产业关键环节“母工厂”，使之成为一个提高工业基础能力的核心工厂。这种核心工厂，一方面有利于在生产制造层面围绕“工业四基”集成要素、优化流程、培育人才，从而在专业集成、久久为功下提高中国的工业基础能力；另一方面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雁阵”转移的大背景下，可以降低“制造业空心化”对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即使发生产业转移，但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基础能力仍保留在核心工厂，本国产业安全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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