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钰民：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贡献

    
    
    [摘 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理论上的二者对立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相统一，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臵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实践发展和时代进步不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关键词] 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20）05-0019-00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1] 中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实现了把经济体制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层面，这一问题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的认识，也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再思考。这对于我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好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从经济体制到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是不能找到依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2](P95-96)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3](P633)“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3](P660-661)
    以上引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不相融的。这些观点和结论，从理论上看，其假设的前提条件是以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不存在商品经济为前提的。从实践看，当时世界上也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还不是现实问题，因而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要研究和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只是他们在没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预见。我们今天不能把这些观点和理论预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思想。
    实践永不停止地向前发展是理论发展的原动力，中国的实践发展首先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笔记中就提出“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的思想，清晰地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按照商品经济，运用价值规律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经济思想。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最初贡献。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先冲破了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带来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之间关系上引起人们观念的改变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一观念导致人们逐渐把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原来计划经济的运行体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迅速解体。我们认识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存在和运行的客观经济条件。由于这一根本条件的不同，决定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预见的社会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也是我们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来思考问题的原因。我们必须以今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依据来思考问题，而不能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依据来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立足点和观念的改变是根本性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市场化改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的发展道路，并作为新时代“四个自信”的内容之一。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者，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相统一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4](P367)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P373) 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上实现了重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能够更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形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和观念上的变革。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再对立。市场经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经济形式，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社会主义制度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当代世界没有抽象的市场经济，只有与私有制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与公有制为主体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没有抽象的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融入了市场经济因素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是明确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结合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今天世界上没有马克思设想的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任何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特征的观点都难以成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才能被世界所接受，融入全球化。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和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我们充满自信。
    二、新时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
    如果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的结合主要是邓小平作出的理论贡献，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主要是习近平在新时代作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理论贡献。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以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为依据，习近平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论述，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系列创新观点。
    习近平指出：“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5](P75)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5](P77)“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5](P77)“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5](P95) “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6](P259-260)
    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指引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需要解决的是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率运行的问题。习近平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在我国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论断。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处决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 [5](P77)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个思想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新的深化。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关系，不再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需要进一步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改革中重大实践问题的回答，也是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认识新的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现代经济发展具有日益显著的两大特征：一是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全球化，这一趋势导致各国经济越来越和世界市场相联系，世界市场日益凸显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一国扩展到全球范围。世界市场发展的这一特征，形成了今天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今天还不能认识这一点，那就谈不上具有随时代发展而观念更新的基本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是与世界市场日益融合为一体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二是经济发展的高度社会化，这一趋势决定了需要由政府来解决的问题一定会更多，市场并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市场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尤其是在当代，政府作用并不是与市场作用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经济发展的高度社会化，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因素同样是经济社会高效率运行的客观要求。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既反映了对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体现了对政府作用和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深化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内涵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必须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二是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两个方面认识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客观规律，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已经不再停留于市场经济抽象地姓“社”、姓“资”的争论。习近平指出：“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7](P11) 这一论述揭示了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两方面的优势，目标是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政府和市场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两种基本力量。政府作用借助行政权力，把社会的一部分资源掌握在手中，通过行政的、政策的、经济的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调节经济活动。市场作用通过经济规律内在机制作用，调节经济主体的活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政府作用不仅作用于市场，也直接作用于企业、个人。在经济发展实践中人们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是相互替代的关系，或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二者不能结合，政府不同于计划，政府的作用比计划的功能大得多。政府不只是代表公有制经济执政的，而是党的领导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的“两个毫不动摇”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现了对人民主体地位和整体利益的科学把握。从这一点来说，习近平把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随时代发展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二者并不矛盾，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政府无所作为，反而显示了现代社会中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这也是现代化社会体现的共同之处。无论从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史和过程还是从发展趋势上看都把政府干预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从市场经济发展理论来看，必须把握好以下两点。
    首先，从市场经济理论自身发展来看，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最典型的是否定政府作用的理论，认为市场能够自动调节经济活动实现平衡，而且是具有最高效率的，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会产生低效率，政府的功能只能充当“守夜人”。最早对这一传统市场经济观点提出挑战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凯恩斯就提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因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由于客观规律的作用会造成市场需求的不足，要保证市场需求的增加，必须靠政府的作用通过财政、货币和出口政策来有效增加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理论和政策很有效，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几十年的高增长，经济学界就把这一理论和政策称为“凯恩斯主义”。尽管今天的凯恩斯主义已经不像当年那样风光，但政府干预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热词”，这说明今天世界凡是市场经济国家，都离不开政府干预这一制度因素，也许在各国的作用或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制度因素则是不容怀疑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对体制作为制度这一事实的客观肯定。
    其次，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也经历了不断与时俱进发展的过程。传统的理论是排斥市场的，实践证明，这是教条主义的观点。改革开放使我们从这一僵化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方面的回顾，说明我们必须打破两个教条：一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条，二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实践证明教条主义都是没有出路的。不管是对什么理论的教条主义结果都是一样的。从根本上说，西方的理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特征，“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不符合今天的实际和时代化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教条地照搬过来。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的实际，把思想统一到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求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主体（既包括个人、企业，也包括政府本身）。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对政府的要求。无论是尊重市场规律，还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键是政府对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要准确定位，政府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不能认为自己的能力一定高于市场。政府要把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定位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取代市场，政府也必须依法活动，也就是以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
    尊重市场规律是因为市场在微观领域能够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市场这一功能是通过利益机制发挥作用的。市场是各经济主体彼此发生关系并从中获得利益的载体。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聚集，相互之间就会发生竞争关系。一方面各经济主体之间既相互排斥，同时又使相互之间面临巨大压力，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使在微观领域中能够存在下来的都是高效率的经济主体。但是，市场的有效运行必须有宏观的管理，就像每一个乐手都是优秀的，但不一定能组成一个乐队，原因就在于缺乏指挥，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制度建设，制度就是宏观管理，就等于发挥政府的作用。尊重市场规律就能够实现微观领域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竞争是产生效率的源泉，这无论对公有制经济或者私有制经济都是相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商品生产者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权威，竞争在商品经济中是产生你争我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确立竞争“中性论”的观点，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通过竞争的内在机制来实现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连竞争“中性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都不敢理直气壮承认，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味道？竞争“中性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竞争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还对我们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同样如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竞争就是要创新发展，我们必须把竞争和创新发展作为新的发展理念。没有竞争，发展就缺乏动力。但是，没有政府的作用，那就是无序的竞争、低效的竞争。也就是说，竞争必须是有规则的竞争，如此才是高效率的竞争。
    现代经济是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经济活动的市场化，不断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使市场自发地产生对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起有效作用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是由市场决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不能认为离开了政府干预，市场就不能高效率运行，按市场规律办事，由市场自主发挥作用，就是市场的高效率和优势。
    微观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特征。突出市场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肯定，也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的自信，市场化改革不能走回头路。我们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内在统一的理论充满自信。市场机制作用的对象是企业和经济主体，而不是企业的所有制。企业和经济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会自发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决定经济活动。无论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只和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的性质有关，而和企业的经济性质没有关系，只要以独立的经济主体存在，都必然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是经济运行中的效率问题，而不是企业所有制的问题。坚持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的“两个毫不动摇”的思想，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解决经济运行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体制安排。
     三、从体制到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的品质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取得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7](P9-10)
     新时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实现了内在统一以后，要解决的主要是体制问题。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推向前进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历史课题。习近平把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是理论上的新拓展，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体制到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主要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和市场两大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它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计划和市场是经济体制中的基本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把政府和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在性质上的统一到发挥作用上的统一、互补和内在结合，形成高效率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体制的完整体系。
     其次，形成了体现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要解决共同问题的经济体制，显示出世界意义。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征。把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关系，实际上涉及的不仅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也对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运行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它也符合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构建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通行规则。当我们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的理念，涉及的内容就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必须把视野和观念放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和视野中来思考这一问题。
     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和时代发展过程中虽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来命名的这一理论，但其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我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7]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0 年第 5 期 / 总第 25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