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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断跃升，对高水平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新时代高水平开放面临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以及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等国际国内一系列挑战。要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开放合作中培育新竞争优势、提高贸易发展水平促进对外开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拓展开放空间、积极参与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举措，推动我国更高水平的开放。
[关键词] 新时代 高水平开放 路径 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0）05-0007-08
[作者简介] 曹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等;韦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逐步扩大开放领域，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我们通过更好发挥内需潜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要全面准确把握新时代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坚持更大力度的开放，更高质量的开放，更加包容的开放，更加安全的开放。
一、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新要求
（一）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体现新理念
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以“新发展理念”作为价值引领。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长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庄严宣誓了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也为提高我国开放发展有效性和增强发展内外联动性提供了行动指南。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引领，不仅开放发展是应有之义，也要在开放发展中兼顾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
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目标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的庄严承诺与目標追求。新时代高水平开放发展进程中，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共赢的方向前进，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开放发展既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打开了世界大门，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在开放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挑战和威胁。特别是经济领域中，我国金融系统不够健全、产业链水平仍有待提升等问题，在开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社会、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因此，在开放发展过程中，要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高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更好地统筹开放与安全、增长与风险，做到既实现高水平开放发展、合作共赢，又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体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内大循环，在本质上也是开放的，它要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活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在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边界前提下，经济循环可以分为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没有绝对不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与世隔绝的国家。我国现阶段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转为扩大内需，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强调提高经济自我循环能力，更好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形成新格局
新时代开放发展要形成更高水平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开放新格局。在过去开放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拓宽开放领域、丰富开放主体、提升开放层次，最终形成新时代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一是实现全方位开放。一方面体现在区域上，不再将开放区域局限于沿海、沿边等部分区域，而是在全国范围整体开放，内陆地区也要建设开放发展新高地。另一方面体现在产业上，一二三产全面开放。我国制造业是较早开放的产业领域，相对发展较快，竞争力较强，但服务业等产业的开放程度相对滞后，开放范围相对狭窄。因此，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不单是要进一步拓宽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开放的范围和深度，还要加快推动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和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开放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结构调整，提升开放水平。
二是实现多层次开放。多边贸易体制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对外开放也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不断完善发展的。一方面，近些年，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遭受不少阻碍，如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加强等，但另一方面，区域性经济合作沟通成本较低，开放水平更高，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很多国家更注重发展区域性或双边贸易制度性安排，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我国开放发展要兼顾多边开放的支撑性和区域开放的灵活性，这既是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体现，也是拓展自身开放空间的客观要求。多层次开放新格局还要注重国内开放区域更加协同，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区域优势等实际情况，通过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沿边和沿江地区以及内陆省区等不同区域进行不同形式的开放，总体形成全国范围内分层次的开放发展格局。要重点建设开放发展新高地，深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沿海开放与内陆沿边开放更好结合，充分发挥开放发展新高地的带动效应，打造经济引擎，带动经济腹地的扩大拓展，最终实现全面开放。
三是实现多元化开放。一方面，强调进出多元，不再单向;另一方面，强调方向多元，降低风险。要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开放新格局，“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能够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不再执行单向对外开放，而是有意识地推动国内产业“走出去”发展，内外联动，有利于培育壮大我国优势产业。从贸易加工大国到进口投资大国，是产业升级发展的必由之路，商品生产销售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投资与输出是经济发展高水平的体现。同时，高水平的开放发展要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实现投资贸易伙伴多元化、出口市场多元化、进口来源多元化，进一步降低开放发展的风险。
（三）新时代高水平开放要注入新动力
一是新科技革命激发新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会带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市场扩大等多方面效果，能够有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放发展从客观上带来了科技产业等一系列链条的交汇融合，科研、投资、设计、生产等多环节在开放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带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孕育和成熟。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5G技术快速推广普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产业技术也同样快速发展，这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将持续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市场需求和投资方向。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远程会议、在线教育、无接触智能零售、智慧医疗等新业态迅速发展壮大，加速推进社会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世界的开放与联动也因此更加便捷和普及，这些变化都将激发新的开放发展动力。
二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新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复苏缓慢，加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使世界经济尚未走出疲软增长的调整期，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得到解决。因此，新旧动能能否顺利转换，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进入新常态，客观上需要新旧动能转换，只有新动能才能注入开放发展新动力。新动能并不是单纯的新技术新产业，而是包括新经济结构、新开放格局、新发展战略在内的整体。培育打造新动能要通过培育市场主体、提高创新能力、促进居民消费、持续扩大就业、保障民生兜底等一系列组合型举措，来推动经济增长，避免回到单纯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老路上。
三是新思想观念带来新动力。高水平开放的新动力来源于开放发展思想观念的同步更新升级。社会实践的开放与思想观念的开放要兼容并重，才能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扫清体制机制障碍，冲破思想旧俗束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①。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开放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只有在思想上有了全面开放的意识，坚持思想开放和实践开放兼容并重，才能扫清一切障碍和束缚，实现全面开放新格局。
二、新时代高水平开放面临新挑战
尽管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各国对我国市场有较大的依赖。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带动新产业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世界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国内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实施更大规模减税等政策举措，使得我国经济拥有足够的韧性和巨大的潛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了先机，在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掌握了主动，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中把握住了节奏，“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②，这也给我国开放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要实现新时代高水平开放，依然面临许多新的严峻挑战。
（一）高水平开放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亟待重塑，“逆全球化”思潮逆势上扬，大国博弈形势错综复杂，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复苏迟缓，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增大，世界不稳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强，使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一是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新兴经济体逐步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愈发重要，对于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和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等方面话语权的诉求也会愈加强烈。国际力量对比中“东升西降”和“南升北降”态势趋于明显。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不匹配不平衡状况，给国际格局稳定带来隐患，单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在当下尚能共存，但未来是否打破平衡难以预测。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冲突有加剧倾向，南北经济之间的差距缩小趋势不够显著，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发展缓慢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和调整，对我国开放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二是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中美经贸摩擦并不是偶然发生，也不会是短期现象，只要中国持续开放发展，综合实力继续提升，与美国的竞争与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中美经贸关系中，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以及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美国整体并没有在中美经贸往来中吃亏，但是美国国内的分配不公平，没有照顾到在全球化分工格局下的产业工人，部分政客利用民众对自己境遇的不满，不断将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外“甩锅”给中国，这是博弈趋于激烈化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从经贸摩擦到科技制裁再到军备竞赛、金融战等，
将会有一系列风险和挑战需要面对。
三是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以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助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而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方面，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但是经济全球化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十分明显。虽然近年来全球贸易深化带来的贸易链延伸，使得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所凸显，但这样的拓展目前仍受到诸多阻碍，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自身改革迟滞等。所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趋势。逆全球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美国优先”战略、英国“脱欧公投”等。逆全球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化的大趋势，但使我国开放发展的环境更为复杂。
四是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经济增长面临诸如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程度加快、环境保护约束严格等诸多挑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随后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苏趋势，这主要是政府短期经济刺激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在没有出现大的技术革命的前提下，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有效提升，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扩大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仍然是治标不治本。而老龄化问题的突出，使得在供给侧方面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和需求侧方面市场规模的拉动力都会减弱，经济增长更难实现大幅提升。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下挫与震荡也会影响经济复苏水平。
（二）高水平开放面临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重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不断优化，新经济新动能快速增长，经济的量与质同步提升，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质量和效益替代了规模和速度，成为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过去的发展阶段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人口红利效应，以及引进消化国外技术等，但在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呈现出新特征。
一方面，經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压力增大。过去依靠生产性要素的简单扩大型高投资、高消耗发展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从土地资源角度来看，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短缺的现实叠加过去几十年大开发，造成了土地资源约束紧张。从劳动力角度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2011年由正转负。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另一方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单纯的“物质文化”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与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水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也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这种不平衡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等区域的发展不平衡，以及经营管理者、普通职工、农民、农民工、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的不平衡。由此可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有更高要求。
三、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着力点
从国际上看，对外开放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从国内来看，对外开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面对新阶段新要求，新时代高水平开放需要在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的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的经济体制，要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战略，以对外开放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
1. 进一步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高水平开放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②。这也为新时代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一些高水平建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了一批有样板意义的改革成果，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要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现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并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压缩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基本体系，加大制度创新，继续做好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经验带动新的地区和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工作的带动效应。
2. 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表明国际间开放通融、互利合作依然是主旋律，“一带一路”倡议在统领区域性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20年1-7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4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2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2%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统领效应，统筹推进，协调布局，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引领推动作用。
3. 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新时代高水平的开放应该是规则制度环境上的深度开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有效提供与国际接轨的制度环境。无论境内外市场参与主体，都需要享受高水平的生活环境、投资环境、法治环境、规则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要素之一，更是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抓手、提升对外开放层次的标志。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革新不适应新时代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旧做法、旧规则、旧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开放发展也能倒逼改革，深化改革后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推动开放发展，这是一种螺旋式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旦改革突破关键节点上的梗阻，便容易进入正向发展循环之中。
4. 进一步发挥深圳先行示范作用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进程中，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一方面，要把深圳建设成为高水平开放发展的示范区、主阵地。充分利用数字产业集群效应优势，大力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在深圳落地，让政务服务搭上数据化顺风车，减轻行政审批等公共事务负担，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开放发展。另一方面，要把深圳这一新时代开放高地作为打造世界级现代化大湾区的发展驱动引擎。着力完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抓牢抓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用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开放发展。通过深圳先行示范区的高水平开放发展，形成示范效应，波浪型带动全方位开放区域建设。
（二）持续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
1. 优化产业升级布局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带来了重大冲击和负面影响，让各个国家强烈意识到产业链布局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进而使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局部性、区域性特征。因此，我国要积极应对，重视国内产业升级布局。一方面，要想方设法补齐短板，锚定高新技术方向不松懈，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依托，助力突破部分诸如集成电路等基础产业瓶颈。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研发力度，以举国之力提升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水平，补齐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重点薄弱环节;另一方面，要竭尽全力锻造长板，壮大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和核心企业，促进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企业提升竞争力，适当给予劳动用工、财政金融，以及国内区域市场和海外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政策和战略支持，鼓励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世界经济复苏的先机，扩大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稳固并提升其产业链和行业地位。
2. 吸引生产要素流入
在产业链的建立、成熟、转移等过程中，伴随着资本、人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性要素的流动。要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首先要从源头做起。要素的流向，决定了产业链的转移。产业链转移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从微观上看是企业生产地址进行转移;从宏观上看是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变化，导致产业从较低优势地区迁移到较高优势地区。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经济特区搞“三来一补”，利用引进的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做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进行合作经营，就是充分利用了自身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吸引生产要素流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口设备等途径，带来了深圳的快速发展。进入新时代，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供给基本面发生变化，需要我们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安全和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这样全世界的生产性要素才愿意进来。产业内贸易理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产力越发达，产业内部分工就越细致，这会导致产业内贸易产生，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性要素的跨国或跨区域流动，更加注重流动性。其中金融领域是重点方向，资金的流动带来了效益，人才、物流、品牌、信息、数据等方面要素，才会在与资金结合融通中创造效益。
3. 优化地理区位分布
根据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分布规律和地理区位优势，合理引导产业园区专业化集中化，对产业聚集区进行有效整合，发挥产出规模效应和配套叠加效应，打造新兴产业园区成为吸引全球高精尖要素的产业集群平台。发挥我国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发展关联产业集群。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产业集群形成之后，可以通过降低交通运输成本等方式降低企业成本，通过原材料零部件等高效匹配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研发部门联动生产等方式刺激创新开发，这种产业集群方式能够有效提升产业聚集区的竞争能力，最大化发挥产业地理区位分布优势。
（三）在开放合作中培育新竞争优势
1. 在开放合作中发挥国有企业竞争优势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在开放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开放发展水平的重大举措，也是开放合作的新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引导国内企业“走出去”，支持国有企业作为龙头带动国内企业到海外集群发展。加强对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的引导，扩大市场渠道、提高创新能力、打造国际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内优势产业对外投资合作，扩大服务业领域的双向投资等合作开发机制。
2. 注重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我国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我国在面临国际不确定性因素时提供了充足有效的回旋余地，也为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强力支撑，更为对外开放赢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
（四）提高贸易发展水平
1. 扩大货物贸易竞争力
外贸进出口反映了国家开放发展水平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态势。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①，货物贸易水平不断提高。货物贸易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要从过去依靠成本优势、规模优势转向技术、品牌、服务推动竞争力提升。在巩固传统制造业商品竞争优势的同时，
需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货物出口主导产业要逐渐从轻工、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培育跨境电商、国际物流、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新兴贸易产业，提高贸易外汇收支结算等便利化水平，试点数字贸易管理，打造贸易产业新业态。
2. 瞄准服务贸易新趋势
服务贸易是当下全球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驱动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新引擎。2019年我国贸易总量达到31.54万亿元②（单位：人民币，下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4152.9亿元③，只占17.2%，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要瞄准服务贸易新趋势，加快实施服务贸易保障和引导措施，才能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以服务贸易为主导的贸易强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推出更多细化政策举措，诸如批准成立合資保险资管公司，扩大沪港通、深港通证券交易额度，放宽养老、医疗、教育等重点领域市场准入条件，出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清单”，打造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探索金融服务业开放负面清单制度等，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推动服务贸易领域持续开放，着力打造面向国内外企业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大市场。
（五）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进一步拓展开放空间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针对形势变化的又一重大举措。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拓展向外空间。
1. 以扩大内需创造开放空间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经济逐步将发展引擎从出口转向投资和内需上来。现在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吸引外资、跨国企业参与到国内经济循环活动中来，创造开放合作的空间。
2. 以制度創新拓展开放空间
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进一步拓展开放空间，需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升级，打造开放程度高、制造业规模大、产业体系完善、消费能力较强的经济循环体系，创造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3. 以畅通内外联动赢得开放空间
经济上的互联互通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国际经济大循环需要有一系列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和设施作为保障，要强化交通枢纽建设、畅通商品物流通道、促进贸易投资便利、汇聚产业企业集群、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这些制度和设施的完善，既有利于我国顺畅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也有利于衔接国内大循环，同时畅通内外联动，将外循环制度设施在内循环使用，做到制度规则衔接、生产要素畅通、人员往来便利，内外双赢。
（六）积极参与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1. 坚持现有治理框架内改革
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是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为主要载体构成的。我国是现有框架的重要参与者，要积极发挥大国影响力并承担大国责任。加强多边合作机制，促进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完善，增强我国在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利用好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平台，如二十国集团（G20）等，发挥好“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版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影响力，维护国际多边规则和现有国际秩序，创造更好条件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
2. 主动引领治理体系变革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积极参与并努力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积极主动提出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方案和多边贸易规则，打好发展权益保卫战，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打破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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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cus of High-level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Cao Li， Wei Li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stantly upgraded， and the high-level opening-up has also entered a stage of speed-up. However， the New Era of high-level opening-up faces a series of severe challenges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the profound adjus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and other internal challenges such 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ransformation. We should promote a higher level of openness by building a new system with a higher level of Open economy， continuously stabiliz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cultivat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open cooperation， raising the level of trad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expanding open space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New Era; High-level Opening-up; Pathways; Dual Circ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