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2022年经济预计增长5.5%，“稳”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围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
    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市场预计，2021年全年我国有望实现8%左右的增速，超过预期目标，也将高于世界其他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但是，三季度经济增长4.9%，两年平均增速为4.9%。在散发疫情、大宗商品高位运行、汽车缺芯、房地产调控收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三季度经济增速呈现加快下行态势。
    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也面临不确定性和挑战。2022年我国经济形势如何？为何要强调“稳字当头”？宏观政策如何布局？要推进哪些重点工作？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
    “稳”具有一定紧迫性
    问：2022年经济增速如何？明年经济工作为何要要求“稳字当头”？
    刘元春：今年四季度经济增速预计为3.9%。明年经济预计增长5.5%，这是考虑了政策因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对当前形势研判中，首次提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且要求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表明当前“稳”具有一定的紧迫性，需要政策对症下药。
    当前不稳的因素比较多，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下行压力。稳的内涵是，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们测算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目前在5.3%-5.7%的区间，较2019年增速中枢有所下行，因为疫情造成了供给损失。就业要稳是很重要的方面，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超过1000万人，考虑到高中、大学毕业生，以及延迟就业的人员，明年就业压力不小——经济增速在5.5%左右，新增就业数量超过1200万，能较好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平稳运行，也要求物价水平相对平稳。明年“六稳”“六保”的重点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复苏，尽快实现常态化运行。考虑到明年外需出现一些波动是大概率事件，加大扩内需力度，来对冲外部波动，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点。此外，也需要稳定经济运行，为下一步结构调整创造较好的氛围。
    问：有专家提到，1962年、1963年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将迎来退休，疫情使得我国自然失业率有所上升，这是否能缓解2022年就业压力？
    刘元春：有困难。在现有格局中，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就业人口比重较低，90%多就业来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对退休年龄不那么敏感。稳就业保就业是稳字当头很重要的内涵，需要有足够的新增就业机会。
    政策工具应有所创新，降准降息都有可能
    问：今年前三季度经济两年平均增速为5.2%，明年经济若增长5.5%，意味着经济增速要进一步上行？
    刘元春：2022年经济增速到5.5%，要求宏观政策重新再定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积极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2022年财政赤字率较今年（3.2%）可以有所提高。赤字率较今年有所提高，也考虑到明年专项债规模不宜过大，因为专项债对项目有盈利和现金流的要求，这样的项目数量越来越少，即便给予地方较多专项债额度，却缺乏与现行融资政策匹配的合规项目，使得投资扩张效应不及预期，今年就是这种情况。2022年推进保障房建设，可以考虑在政策工具上有所创新。建议赤字率有所提升，也是考虑到2022年卖地收入压力较大，需要以赤字适当弥补基金收入。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政策的再定位，要确定M2和社融究竟跟什么指标挂钩，今年M2和社融相对名义GDP增速要低，货币政策操作上偏紧。当前货币政策还要考虑到高杠杆、高负债率、高还本付息的背景，要对流动性充裕的内容进行重新定义。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当前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受此冲击最大的中小企业，需要有结构性的政策加以对冲。12月6日央行宣布降准就是货币政策再定位的过程，要考虑到疫情、高债务因素，货币政策要回归真正的稳健。2022年，若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降准降息都是有可能的。
    今年很多人建议经济增长目标在5%以上。合宜的区间在哪里呢？我们测算5.5%的增长，能够实现繁荣稳定局面，又不至于大水漫灌、过度刺激。2022年要回到6%很困难，但是要应对不确定性，稳的内涵要更稳固，经济增速不宜太低。5%是2022年经济增长的底线，考虑到当前正处于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加速期，经济增长的弹性空间要更大些，这样在面对冲击时才不至于乱了阵脚。
    短期需求不足+四大趋势转型
    问：2022年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哪里？
    刘元春：首先是疫情对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不可忽视，包括国际航运紧张、汽车缺芯等。虽然很多人预计汽车缺芯到明年6月份可能会有所缓解，但疫情导致的部分供应链瓶颈效应已经中期化了。在疫情作用的非常态下，一些不经意的环节出现瓶颈是大概率事件。
    有观点认为，疫情结束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恢复正常，这个判断可能过于乐观。欧美对中国的围堵，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的重视，未来可能会上升到更高的高度。我们当前因为疫情获得的供应链红利，所带来的外资外贸繁荣，其可持续性很差。
    第二，国内房地产行业调整是趋势性的。土地政策、房地产税等长效机制的破题，宣告房地产新时代的到来，房地产业告别了高速增长时代。当然，房地产仍然是国民经济很重要的领域。部分房企过度金融化杠杆化以及调控政策叠加带来的非预期冲击，会使得后续调控更为审慎，但不会改变房地产长效机制作用的发挥，房地产潜在风险也需要加以应对。明年要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保障房建设会全面加力，但整体房地产业不可能回归到过去高增长的状态。
    与房地产相关联的还有地方债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明年是地方债的偿债高峰，地方债高杠杆运行，可能会在局部环节暴露风险。
    第三，中国正处在重要的转型阶段，通过稳经济的政策，转型的速度密度可能有所减缓，但不会改变转型趋势。具体而言，我国正在从传统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型，科技项目对经济拉动作用不那么明显；我国还处在绿色转型阶段，绿色转型最初会造成成本的增加；我国还处在从对外循环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这里存在效率递减的问题；再者就是房地产和土地财政转型。这几大转型，会使得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变化，若以原来的常规政策加以调控，想要稳住明年经济存在压力。
    明年大宗商品价格运行状况，尤其石油价格是否会造成冲击，也具有很高不确定性。
    所以，当短期需求不足和趋势性力量叠加在一起，明年稳经济的压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双碳目标要探索有效路径
    问：今年消费和投资都不及预期。明年要怎么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
    刘元春：原来稳住速增长，储蓄率下降会带来投资率的下降，当然我们现在也不需要过度投资。
    消费的提振有短期政策，也有中长期政策。短期政策包括消费券、促进汽车消费等。明年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发展长租市场等，也会对扩消费起到促进作用。中长期政策包括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落实共同富裕行动纲领，补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着重强调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正确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如何看待这些部署？
    刘元春：科技是明年很重要的工作。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体系的构建，需要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发挥好国家实验室作用，加大对关键领域攻关力度。另外，要激励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财政、金融政策要与之相匹配。
    双碳目标要持续推进，但要避免运动式减碳。绿色转型是国家战略，是要对我国生产方式进行变革，我们现在还是通过行政方式，层层传达、层层加码来推进减碳，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明年要把握好度，要在有效路径方面进行科学探索。
    要继续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与此同时，也要稳定市场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就是要明确无序扩张的行为模式和范畴，可以为资本设置负面清单，这样既能规范资本行为，又能发挥资本积极作用。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