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做好应对更大冲击的政策准备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传播迅猛、俄乌冲突影响加深、中美宏观政策分化，到3月份经济金融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甚至超出预期，近期可能遭遇超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可能堪比1998-1999年那样严峻的挑战，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切实加强宏观政策维稳力度，认真做好应对重大冲击的政策预案，而且要加快推动宏观政策重心转变，切实加大消费端维稳促长的力度。
    宏观环境变化给经济运行带来更大冲击
    今年以来，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出现一些超预期变化，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其中，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叠加冲击：
    一、新冠疫情快速蔓延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在我国出现快速蔓延态势，特别是经济中心上海成为重灾区，对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到2021年底，我国新冠病毒累计确诊病例刚刚突破10万例，到2022年3月10日刚刚突破11.2万例，但到2022年4月10日，已达到38.8万例，4月16日已达到52万例，其传播速度远超2020年。这对于已经连续2年高强度抗击疫情，很多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已经巨大，一些行业和企业资源和潜力严重消耗的中国而言，疫情大规模蔓延带来的冲击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美国等海外国家已经放开因疫情采取的社会管制，经济社会运行得到很大修复情况下，将对中国抗击疫情和经济表现带来更大压力。
    二、俄乌冲突影响深远
    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很快就联合宣布冻结俄罗斯在这些国家的官方储备资产，并将选定的俄银行从SWIFT剔除。随后美国不断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切断对俄正常贸易关系，加大对乌援助力度，并拉动更多国家参与到对俄制裁行列，使俄罗斯遭受全世界力度空前的全面制裁。俄乌冲突已经上升到美俄两个核大国直接的全面对抗并不断升级，不仅对俄乌乃至欧洲产生直接的巨大影响，而且推动世界分化分裂和尖锐对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货币体系遭受巨大冲击甚至可能进入重构状态，可能引发严重的粮食危机和全球经济深度滞涨，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中国作为至今尚未被深入卷入美俄对抗又与各方存在密切经济往来关系的大国，具有协调各方、劝和促谈、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但也面临在对抗双方如何取舍非常尖锐而敏感的选择，面临着美国及其盟友的高度施压和可能的严厉制裁、彻底脱钩的威胁，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与开放发展都将产生深刻而严峻的影响。
    三、中美宏观政策加快分化
    美国自2020年3月开始大幅降息至接近零利率，并推出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府大规模扩大债务并实施社会救助之后，保持了经济金融和社会就业的总体稳定，到2021年下半年之后，随着新冠疫情管制的放松和经济活动的恢复，加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地缘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美国及更多国家通货膨胀率加快上升，迫使美联储从2022年3月份开始实施加息缩表，且力度呈现出加大态势。
    与美国不同，中国在疫情爆发后，动用举国之力，实施严格管控、动态清零措施，在2020年率先取得抗击疫情决定性胜利，经济社会运行得到很大恢复，成为当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进出口高速度增长，对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但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反弹和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不振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迫使国家不断加大刺激力度，包括推出普遍性降息降准、结构性货币政策，政府扩大发债和开支等。由此，中美两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差距不断收窄，近期甚至出现倒挂，引发对人民币汇率可能贬值以及外资加快撤离中国的担忧。
    一季度经济金融数据揭示潜在风险
    2022年3月，制造业PMI为49.5，比上月下降0.7个基本点，同比下降4.62%；非制造业PMI为48.4，比上月下降3.2个基本点，同比下降14.03%；3月份CPI同比上涨1.5%，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环比持平；PPI同比上涨8.3%，环比上涨1.1%，环比连续3个月上涨；3月份出口增长超过10%，但增速环比下降，而且出口价涨量跌；进口出现小幅下跌，若扣除价格因素，进口下滑更加明显；俄乌冲突爆发后，我国进出口增长压力持续加大，出口企业经营困难明显增强。一季度GDP增长水平尚未披露，但社会预期普遍较低，消费增长更加乏力。
    3月末社会融资总量为325.6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比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99.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33万亿元，同比增长0.7%；委托贷款余额为10.93万亿元，同比下降1%；信托贷款余额为4.18万亿元，同比下降30.5%；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08万亿元，同比下降19.5%；企业债券余额为31.06万亿元，同比增长10.2%；政府债券余额为5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7%；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9.76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49.77万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4.5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2.4个百分点。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34万亿元，同比多增663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1.2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新增额相比少了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94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07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7.0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新增额多了1.7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23万亿元（同比增加1.03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95万亿元（同比减少0.52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027亿元（同比增加1.28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81亿元。3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3.13万亿元，同比多增3951亿元。一季度外币贷款增加305亿美元，同比少增190亿美元。3月末，外币贷款减少125亿美元（同比多减143亿美元），外币贷款余额9432亿美元，同比增长2.9%。
    从上述经济金融数据看，3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均下滑至50%的枯荣线以下，服务业PMI下滑更大。CPI与PPI的剪刀差尽管连续5个月收缩，但PPI已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考虑到俄乌冲突后，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高居不下，接下来PPI可能继续走高，将对中下游企业产生更大经营压力。
    3月份社融增速和M2增速均有所反弹，货币总量宽松取得成效；一年期和五年期LPR分别下降十个基点和五个基点，2022年3月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利率比上年12月低8个基点，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所降低。但从结构上看，隐患依然突出：住户人民币贷款新增额比上年同期少了1.3万亿元，贷款意愿并不旺盛；企事业单位人民币贷款同比新增额尽管增加了1.73万亿元，但主要是短期贷款与票据融资同比多增2.31万亿元，而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了0.52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速提高，但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比均出现下降，企业债券、政府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同比出现较大上升，而能够发行债券和股票的企业并不多，反映出企业融资存在两极分化，一般性企业融资，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并不容易。
    如果新冠疫情迅猛传播、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中美宏观政策出现很大反差等重大因素相互叠加带来的冲击得不到扭转，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将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甚至可能超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引发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和严重滞涨的风险，其挑战可能堪比1998-1999年在前期经济过热、金融混乱之后爆发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并做好应对重大冲击的政策准备。
    全力应对冲击并着重推动消费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除1998-1999年出现严重滞涨和金融混乱、2008-2009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经历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洗礼，所以，我们在应对经济金融危机方面依然缺乏经验。
    1998-1999年面对严重的经济滞涨和金融混乱，国家一方面开展严厉的金融整治，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国有金融机构人事组织权从地方党政剥离上收，实施一体化垂直管理，并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改按大区设立分行；财政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财政面向央行和国有银行发行专项债券，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1999年末我国M2余额为11.76万亿元，由此可见当时银行不良资产状况有多么严重）；推动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对证券、基金、信托、租赁、期货等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大量关停并转；清理“三角债”，整顿结算纪律，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关停并转等。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新的增长点，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依托其巨大的需求潜力，引入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推动其作为产业加快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在2000年明显止跌回升。而恰恰从2000年3月开始，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大幅下跌，网络泡沫随后破裂，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熄火，全球经济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为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创造了极其难得的条件。中国入世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进出口高速增长，国家外汇储备快速扩张，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很快调整前期严厉的宏观控制策略，迅速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成为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的国家，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巨大贡献，随即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增强，尽管也由此遗留了很大问题，影响到后期的经济增长，但总体上应该是利大于弊，是值得认真总结借鉴的。
    国际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多次经济周期和危机洗礼，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应对经验。其中，美国总结了“大萧条”和2007年次贷危机应对迟缓酿成更大危害的教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20年遭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毫不迟疑，大幅降息至零利率后，继续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府扩大负债并大量开展社会救助等，总体保证了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尽管其中也会引发很大新的问题，但仍值得认真审视和有效借鉴，做好应对新的重大冲击的思想和政策准备。
    当然，经历2000年以来1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现在中国更多的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考验，大环境与1998-1999年乃至2008-2009年存在根本性不同，如果宏观政策上仍是继续原来政府和国企扩大基建、刺激房地产发展的老路，不仅见效慢，而且即使短时间内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却可能因缺乏有效需求而给经济社会留下更大后遗症，必须认真总结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推出的行之有效的宏观政策，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优先从促进消费增长端发力，抓紧把已出台的特困行业纾困政策落实到位，鼓励地方加大帮扶力度，稳住更多消费服务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作用，以有效需求带动投资和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支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要紧紧围绕人们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相关的重点领域，
        
    
    
    主要面向潜力巨大的社会底层群体进行政策倾斜，相应抑制过度消费或浪费以及由此而带动的价格虚高。具体可考虑以下方向性重点（具体方案仍需相关部门细化和完善）：
    在住房方面，仍应加快推出房产税，在设置合理的免税区，确保人们的基本住房需求基础上，实施累进税率制，抑制占用过多的住房面积，特别是空置过多住房，影响住房供应和价格虚高。同时，积极鼓励人们租房，在推动住房租售同权的基础上，给予租房人每人一定金额的补贴。
    在教育方面，加快推出和落实对人口从出生到高中义务教育阶段的补贴，推动其加强体育锻炼，同时控制各种校外培训辅导，切实减轻家庭教育开支压力。
    在医疗方面，进一步深化药品和医用耗材的国家集中采购改革，严格控制医院和医生在药品使用上获得不当利益；加强对医院开展各种全面或专项体检的基本规范和收费标准的制定与监督，严厉打击虚假体检行为；对各类需要手术治疗的病例，制定其基本检查项目与收费标准，加大实际病例处理与收费项目的抽查与滥检查多收费问题的处罚。
    在吃饭等日常消费方面，加大政府对因疫情被隔离人员本人及所在单位的补贴；可以考虑对所有居住者，包括外地来人，通过手机、身份证号码等自主申报，由政府指定机构审核后按月发放一定金额规定期限的通用消费券（优先通过数字人民币发放），限期消费、过期无效。商家收到的消费券可及时与政府结算变现。由此提高政府补贴消费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在宏观政策上，要做好大规模经济刺激与金融救市、社会救助的准备，不能机械地理解和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贻误战机。财政要做好加大企业和个人救助力度的预案，包括相应扩大债券发行、提高财政赤字率、推行社保减免、加大养老扶持等。央行要做好进一步降准降息的预案，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必要时，央行可以实施零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多地释放流动性，大幅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要明白，在遭遇经济金融危机时，政府干预不到位、宏观政策不作为，不能及时加以遏制，可能引发更大危害；扩大货币总量、压低货币币值、扩大社会救助，本身就是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从货币资产所有者向扩大负债进行投资和消费的人群以及低收入者阶层转移）、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最广泛且阻力最小的方式，运用得当利大于弊。2020年以来美国宏观政策运用实践值得我们冷静观察和有效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