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新发展格局与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

    内容提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因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崛起，在世界经济中比重和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世界将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而出现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国内循环比重的提高则是一国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后的必然结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任何经济规模国家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中国要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发展潜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 键 词：大变局  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  发展潜力  改革开放　　
    2021年是中国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①，开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之年。习近平在2018年提出了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并在2020年提出新发展格局以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本文将探讨如下四个问题：一、为何世界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将会如何演变；二、何谓新发展格局，如何落实；三、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四、挖掘中国未来发展潜力的必要改革。文章最后有一个小的结语。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与走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是习近平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论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局？经济是基础，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这八个国家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加起来占全世界的50.4%③。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垮台，分成两个国家，后来加拿大经济增长上升很快，到2000年时，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组成的八国集团，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加起来占全世界的47%。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建设，但是，在1900-2000年的整整一百年间，这八个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只下降了3.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整个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主要由这八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主导。
    到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八国集团的GDP在全世界的占比已经下降到34.7%④，仅略高于1/3，失去了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力量。最明显的就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主导世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的国际治理机构由“八国集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
    这种变化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在2000年时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21.9%，而到了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现在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大概是16%，中国比它还高。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影响在下降，中国的影响在上升。对此，美国的当政者、知识界、政策研究界都看在眼里。所以，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奥巴马当政时就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特朗普上台以后更是以似是而非甚至是莫须有的理由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将华为等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对其断供，冀图自己并联合其他国家与中国脱钩，以美国目前拥有的科技优势，抑制中国的发展。这种抑制中国发展和国际影响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共识，拜登执政以及以后的总统上台，美国对华的政策估计也将是“换汤不换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种世界老大和老二的争端，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⑤，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多挑战和不确定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之而起。
    这个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变局因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而出现。发展权是1986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所规定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基本权利。在中国不可能主动削减收入降低发展水平以使美国不感受到霸权地位受到威胁的前提之下，世界新的稳定的格局可能只有在中国继续保持发展，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两倍时才能出现。
    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由于中国内部地区收入差距的存在，其中收入水平处于领先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的人均GDP很有可能将会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平，这三市五省的人口加起来将达到4亿多，这一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将和美国相当。人均GDP代表着平均劳动率水平和平均科技产业水平，到那时和这一部分经济体相比，美国不再具有科技优势，美国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领域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同时，中国还有中西部10亿人口，人均GDP大约只有美国的1/3，这一部分的经济规模也跟美国相当，仍处于追赶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比美国快，也就是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美国高。
    在这种状况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从紧张趋向缓和，因为：第一，到那时候美国没有什么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第二，那时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第三，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自2008年以来，每年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的扩张贡献30%左右，这个贡献率在未来很可能只会更多，不会更少，两国经贸往来的一个基本规则是较小的经济体的获益会大于较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了自己的就业、发展和繁荣，需要和中国维持良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上述的判断有历史经验的支撑。1900年的八国联军，日本是其中的一个，而2000年时日本是亚洲唯一进入“八国集团”的国家，日本是整个20世纪亚洲的领头羊。但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影响力在上升，日本右派的失落感很大，所以就制造了钓鱼岛等问题，中日关系呈现紧张态势。最近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2.8倍，日本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日本经济要发展需要有中国的市场，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就趋向于合作共赢。
    总的来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伴随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也终将由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出现。
    二、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2020年5月，习近平在看望全国政协大会的委员时首次提出中国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⑥。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把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战略定位的任何变动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过去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内国外被普遍认为是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新发展格局中首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广受国内国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以下就为何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及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新发展格局中是否仍然重要，进行一些分析。
    （一）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原因
    习近平在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中首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考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各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不少国际发展机构和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绝大多数国家经济负增长，居民收入减少，需求萎缩，投资锐减，国际贸易必然受到影响。疫情有可能会蔓延到2021年、2022年，未来几年国际贸易的情况不容乐观。
    一方面，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来消化产品以维持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出口设置层层障碍，对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把一些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也会影响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国内循环来消化。这是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定位的短期原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则是由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所决定。虽然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于1/3。到2019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7.4%。换言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已经是在国内循环消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
    第一个规律是：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国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现代制造业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一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只能出口。反之，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为例，2019年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104.9%，超过GDP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时出口中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之后又计算一次。中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是35.4%，这个比例之所以和新加坡比低很多，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第二个规律是：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在2019年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只有7.6%和13.4%，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日本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正相关。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中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中国这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2006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261美元。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1.8%。到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6.4%和53.6%。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3倍，服务业增加了11.8个百分点，这两点变化很好地解释了出口占比下降，国内循环比重提高的背后原因。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中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并且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中国政府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规模会越来越大，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外很多学者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咎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美国也以同样的说法把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⑦。这些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以讹传讹的看法。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像新冠疫情等其他不可预期的原因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可能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现在澄清中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事实，非常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认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作为大经济体，中国只要能够把自己的事办好，依靠国内大循环，任凭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不会改变中国整体发展向好的格局。
    （二）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新发展格局中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原先“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政策定位就不重要了？其实一样重要。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要实现高质量，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产品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才能实现规模经济，加快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经济总量也只不过占世界的16.4%，这意味着国际上还有83.6%的市场，仍然需要充分依靠来更好地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国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也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所能够提供的比我国自己生产成本低的各种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和产品。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能进口的就要多进口，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又可能被“卡脖子”的高科技产品才作为例外。
    对于哪些国家会卡我国的脖子要仔细地分析。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维持世界霸权或争取世界霸权的野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上述国家要发展好经济也和我国一样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和资源，为了更好地发展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产品，不太可能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来卡我国的脖子。仔细想来，会有此积极性这样做的是作为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国，虽然卡中国的脖子，美国需要牺牲利用中国市场来发展经济的机会，但是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接近甚至即将超越美国，拜登和未来美国的其他总统很可能延续特朗普的政策，继续采取技术封锁、经济脱钩的措施。
    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美国有，欧洲、日本、韩国等也有。中国要如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讲的那样，对各种高科技产品要有备胎，但是只要能买得到，而且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要继续依靠国外来提供。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只有美国独有，欧洲、日本、韩国都没有，中国实在买不到的极少数产品，才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自力更生。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事实上，这也正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并且，中国的经济发展越好，收入水平越高，经济体量越大，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也就会越高。
    三、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
    中国要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都有赖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发展能有多快，既决定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决定于挖掘这个潜力所做的努力。
    应该如何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9.2%，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或地区以如此高的增长率持续这么长时间。对于未来，各界都很关心，目前国内外的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普遍不看好，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国过去42年发展太快，是非常态，总是要向常态增长回归。按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的看法，中国会回落到3%-3.5%的常态增长⑨。同时，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World Table第十版发布的研究数据，中国2019年底的人均GDP，按照2017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14129美元。⑩有些学者用这个数字对比德国、日本，发现德国在达到人均GDP 14120美元左右之后的16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2.3%；日本达到这一水平之后的16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4.4%。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世界闻名。既然它们抵达这一水平之后的16年平均增速只有2.3%和4.4%，中国2019-2035年这16年间的增长潜力也不会很高。这个推理听起来好像很合理。(11)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开始人口老龄化，其他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长都放慢了，中国也难免会经济增速放缓。
    上述研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我个人不太同意。因为中国在过去这四十多年里能够实现每年9.2%的增长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充分利用了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所蕴含的后来者优势。中国的后来者优势还很大。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发明，投资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进步速度非常有限。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常态增长是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长2%，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总体的经济增长每年3%-3.5%。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引进成熟的技术作为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这种方式的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小。懂得利用这种方式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懂得利用这个优势实现每年7.0%或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十三个发展中经济体之一。(12)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并不是看现在的收入水平，而是要看中国现在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
    就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人均GDP达到14120美元左右是在1971年，那时已是美国人均GDP水平的72.4%，无疑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已经用尽了后来者优势，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经济增长速度自然慢下来。日本是在1975年人均GDP达到14120美元左右，人均GDP当时达到美国人均水平的69.7%，也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技术已经接近世界最前沿，经济增长绝大多数必须靠自己发明，发展速度当然会慢下来。
    中国是在2019年人均GDP达到14129美元，但只有美国同期水平的22.6%。相比之下，德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是在什么时候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6%？德国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1956年，韩国是在1985年。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16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9.4%；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16年的平均经济增速达到9.2%；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间，遭受亚洲金融经济危机出现一年负增长的状况下，16年平均增长仍高达9.0%。
    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未来16年（从2019年算起）应该也有大约9%的增长潜力，因为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已经实现。
    另外，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确实都较慢。不过，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普遍是发达国家，老龄化到来时，其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技术进步要靠自己发明，经济增长速度本来就只有3%-3.5%之间，其中如前所述，包含人均收入增长的2%和人口增长的1%-1.5%，当老龄化，人口不增长时，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显著下降到2%左右。
    虽然中国也正在发生人口老龄化，但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2.6%，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还可以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往高附加值产业配置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个空间仍然非常大。所以，如果中国能用后来者优势，即使人口和劳动力不增长，也可以比发生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增长更快。
    另外，中国的退休年龄很早，可以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这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而且，劳动力最重要的不仅是数量，而且是质量，中国还可以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来提高劳动者的质量。
    我们再对比一下德国、日本、韩国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6%左右以后16年的人口增长情况，看看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德国1946-1962年间的年均人口增长是0.8%；日本在1956-1972年间的年均人口增长是1.0%；韩国在1985-2001年间年均人口增长是0.9%。中国2019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3%，将来也许会降到0。因此，即使不考虑延长退休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可能，中国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发展经济，和日本、德国、韩国的人口增长率因素相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顶多也就是1个百分点。因此，中国若能利用好后来者优势，到2035年之前应该还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
    另外，和当年的德国、日本、韩国比，中国在未来发展上还有一个新经济所带来的优势。新经济包括互联网、移动通信、新能源等有个特性，这些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而且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中国跟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就开始发展经济，资本积累了一二百年以上。它的人均金融和物资资本比中国多了很多，在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对于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新经济，金融资本使用的相对少，这种产业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中国和发达国家比，在人力资本上具有优势。人力资本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先天的聪明才智，另外一个是后天的教育学习。后天的教育学习，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所，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不大。先天的聪明才智在任何国家都是常态分配，人口当中天才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对于新技术的研发而言，重要的不是天才的比例而是天才的绝对数量。中国是一个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天才的数量多，所以，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的新经济上中国具有人才的优势。
    同时，中国还有大的国内市场的优势。新的产品和技术研发出来以后，马上可以进入到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市场，使其生产迅速达到规模经济。如果新的产品和技术需要硬件，中国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配套。所以，在新经济上面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至少可以并驾齐驱。这是德国、日本和韩国处于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时所不具备有的优势。
    中国在新经济的优势明显地表现在独角兽的数量上面。根据胡润独角兽榜，2019年时，全世界那种创业不到十年，还没上市市场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在2019年的时候全世界有484家，中国206家，美国203家。2020年同样是胡润独角兽榜，全世界586家，美国233家，中国227家，所以跟美国也是不相上下。
    从上述的后来者优势和新经济的优势来看，中国应该在2035年之前，每年至少有8%增长的潜力。不过，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来看未来增长的可能性，在现实中增长则需要考虑需求侧和其他因素，就像一辆汽车能开多快，既要看汽车生产设计时技术面的最高时速，也要看在开车时实际的路况、气候等条件。中国在未来要实现的是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好环境问题，碳达峰、碳中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还有中美关系摩擦带来的技术上的“卡脖子”问题，必须靠自己创新去克服而不能依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后来者优势。综合考虑这些技术面之外的问题，以及8%的增长潜力，我判断，中国未来15年（2021-2035年）实现年均6%左右的增长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曾提到，到2035年中国GDP规模或城乡居民收入争取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13)要实现上述目标，从2021年到2035年都需要达到年均4.7%的经济增速。如果中国能够实现6%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5年人均GDP就会跨过12535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也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直到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8%，如果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个数字就会翻一番。按照2019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应该能达到22000美元或更高。
    同样道理，根据后来者优势和新经济创新的优势，中国在2036-2050年间应该还有年均6%的增长潜力，也同样考虑到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增长，需要解决技术之外的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完全根据技术的可能性来发展，但是，实现4%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完全有可能。以此计算，中国到2049年人均GDP将达到当时美国的一半，应该完全有可能，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述，世界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四、深化改革开放
    怎样把2021-2035年间年均6%左右的增长，2036-2050年间年均4%左右的增长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最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认清自己的潜力，同时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深化改革，深化开放。
    根据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利用好比较优势，要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则需要有一个有效市场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和配置资源，并需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为企业家克服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必然会出现的市场失灵，这样市场才会有效。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需要给先行的企业家激励，要帮助先行的企业家克服一些软硬基础设施的不足。同时，中国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尤其中国的转型采取的是渐进双轨的方式，转型前建立起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缺乏自生能力，但对于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所必须有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同时，推行新人新办法，放开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准入，政府招商引资，设立工业园区，因势利导这些产业的发展。依靠这种办法，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的转型中经济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也遗留了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14)
    经过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初期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已经拥有自生能力，双轨制中的保护补贴的性质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因此，应该落实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扭曲取消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为企业克服市场失灵。
    现在产品市场在中国基本已经都放开，但是要素市场则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
    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税收占全国的50%，GDP占60%，就业占到80%以上。中国的金融以大银行、股票市场、公司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这样的金融体系以服务大企业为主。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除了要继续完善现有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以外，还需要发展能为农户、中小微企业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补上金融结构的短板。
    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以利于人才流动。
    土地市场方面，要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政策，增加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的供给。
    产权方面，要落实“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营方面的障碍。
    同时，中国在开放上推行的也是双轨制。在转型初期对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允许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外商投资受到许多限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资本的积累，许多原来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得具有比较优势，除了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产业外，现在应该扩大开放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要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范围，降低关税，缩小外国投资的负面清单，在自贸试验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
    在国际上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比如最近刚刚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再比如中国和欧洲中欧投资协定。此外中国已经表示有意愿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要争取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的深化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而且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国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在新发展格局中，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利用好中国的发展潜力。这样，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依靠自己国内的大循环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其他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并贡献于新的稳定的世界格局的早日到来。
    ①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提出的，即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全面脱贫，已经在2020年完成。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28页。
    ③按照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上的数据计算。俄国的GDP假设为苏联的一半。
    ④根据Penn World Table 10.0的数据计算。
    ⑤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现存的大国面对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感受到威胁，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研究公元前5世纪希腊半岛的斯巴达面对崛起的雅典，爆发了长达30年的战争，最后两个城邦均遭到毁灭。
    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第1版。
    ⑦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⑧Justin Yifu Lin,"New Structural Economics:The Third Wave of Development Thinking",Asia 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Vol.27,Issue 2,November 2013,pp.1-13.
    ⑨Lant Pritchett and and Larrence H.Summers,"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20573,October 2014.
    ⑩Penn World Table 10.0，来源www.ggdc.net/pwt。
    (11)刘世锦：《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12)World Bank（on Behalf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2008.The Growth Report: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Washington,DC:World Bank.
    (1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2版。
    (14)Justin Yifu Lin,"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vol.46,no.3,2013,pp.259-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