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完全理性到相关理性：21世纪经济学的新起点

内容提要：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石，在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化过程中逐步完善。本文首先概述了理性研究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特征，然后运用博弈论的思想观念和分析方法，在强调经济行为相互依赖的本质特征基础上，用相关理性概括出对理性行为全新的理论描述和实践决定，试图寻找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起点，并用相关理性的观点分析解释中国经济学建设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关键词：经济人 理性行为 博弈论 中国经济学
    作者简介：王国成，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而如此广泛的研究能有共同的假设作为理论基点，并以显著的分析学科特征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只是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也在不断地孕育和经历着时代的嬗变与洗礼，21世纪经济学的发展更会是如此。
    一、经济人假设与经济学分析方法
    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和理论阐释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学派林立的现代经济学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经济人（视同于理性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这一共同点在经济学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认同这一假设有两层含义：一是认可经济人假设描述的合理性，另一是接受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构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其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贡献，对经济学发展更具有决定作用的，莫过于对方法论的认同。
    让我们从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感悟经济人的真正含义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貌似简单的经济人抽象，实质上是经济学诞生和逐步走向成熟的理论根基。在没有抽象出经济人这一概念之前，经济学远不是一门自律的、规范的科学。直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使经济人这一体现经济学家对人性和社会秩序的根本看法的假设，相对完整地抽象出来之后，才使经济学成为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科学。认真分析人的行为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从行为动机和理念来说，每个人都是自利的，只关心自身的利益，以自己的最大满足为行为目标；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他又是理性的，能够利用所获得的信息、根据所处的环境，在各种可行的方案中采取最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方案。经济人实质上就是对既定情况下人们的理性行为特征的研究，概括出人的自利本质，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以此为起点展开的。从而不难看出将经济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前提的合理性：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这就是经济人的基本含义和确切表述。
    简要回顾经济理论发展历程中对经济人的三次抽象。在经济学发展的长河中，主要在斯密的《国富论》和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中体现出第一次抽象，明确表述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是人之本性。正是追求个人利益的这种天然的强烈的愿望，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生和发展的根本源泉，只要有适当的制度和规范，个人自由地追逐自身利益的行动，受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的调节，会有利于实现最大限度地增进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古典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假定下去分析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行动的理论体系。
    经济人理论抽象的第二次飞跃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完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具有多样化的形式，但他们的行为本质是一样的。特别是就经济人理性行为特征而言，在第一次抽象的基础上，又明确赋予“理性”概念以新的含义，即经济人为实现特定目标作出的决策，符合有关的全选性、自反性和传递性等偏好选择公理，这或许是受了公理化思潮的影响。这种理性研究把经济人置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假定经济人掌握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的精确计算和选择能力，试图揭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与如何增进公共利益的内在联系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整体利益最大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作出统一的解释，使其理论基础得以巩固和发展。新古典体系中的经济人理论虽然仍集中在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上，却远比古典经济学更为系统和深刻。这次抽象，使对经济人的研究达到了科学思维上的理想化陈述层次，使经济学从具有道德属性的描述学科彻底转变为一种工具性质的分析学科。
    20世纪后半叶，为了维护和捍卫经济人假设这一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以G.Becker、G.Stigler和J.Buchanan等学者为代表的一批新经济学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承袭前两次抽象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同时代最新的科研成果，拓宽理论视野，重新阐释经济人，使经济学的这一基石在人类文明成就的培植和推动下进一步丰富和坚实。随着精神需求纳入经济学的范围，“个人利益”不再仅仅是货币收入、物质享受等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明确地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人使之最大化的“效用”涵盖个人所可能追求的任何目标。新经济学家把自利经济人行为假设运用到这些非传统经济学的领域，已经产生出一系列极富启发性的智慧之光，取得了激动人心的成果。由此使经济学的发展在逐步向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的渗透及与之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研究市场与政府失灵、制度的变迁与比较、产权经济学、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和寻租理论等对现实问题有更强解释力的、带有浓重的交叉学科特点的新的经济学理论分支。
    二、从完全理性到相关理性
    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基本理论假设的每一次修正和改进，相应地会影响和促进经济学的全面发展，有时甚至会引发根本性的变革。而当今人们关于理性的认识又在孕育着一次新的提升和飞跃，必将会对21世纪的经济学产生更大、更深刻的冲击和变革。
    1.理性认识基础的演变
    人们对经济行为理性特征的研究，在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强有力的推动下逐步深入和完善：一方面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必然会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促使人们从理论本身和实践根源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更加先进的工具和分析方法，使经济人理性特征的深化研究更加可行。提出经济人基本假设主要考虑到：一是由于人的行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经济行为具有某些内在的规定性，由于人类对自身认识和自我发展的需要，提出必要的基本假设是人类自我认知达到一定水平和理论发展到相应阶段的自然要求；二是科学的假设有助于理论体系的形成，以此作为经济学发展的起点和科学化的显著标志从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三是经济人紧紧扣住了人的行为和利益本质，确实能较为合理地解释诸多现实问题，使得经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无论经济人的表述怎样变化和改进，但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环境中利益主体理性行为的抽象。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经济人的存在环境在不断地分化和变异，理论认识就不能据此断定已有的经济人模式确实揭示出了人类行为的奥秘。由于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也不否认意识形态的作用，虽然也有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等不同的认识观点，但经济人从未跳出以个体理性为中心的框架和圈圈，这远不能适应如今市场经济发展中提出的要更好地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性问题的要求。所以，在研究经济行为的理性表现时，找准理性研究的根本出发点，能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理性行为的实质所在。如果换一种思路，承认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结合体，从人的这一两重性的角度重新认识经济行为的理性本质，必然会得出全新的基本理论假设。
    完全理性主要研究人的自然属性，但这决不意味着由此可忽略对人的行为特征的社会属性的研究。人的行为的社会性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要影响他人，同时也必然会受其他人的影响。从每一个人的行为过程中的依存性来看，其他人策略和行为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其实现最大化的方式，进而改变效用最大化值，加大或减小实现最大化的难度。因而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决不可能不受外界和他人的影响。即使在鲁宾逊经济中（不考虑故事的真实性与否），也不可否认鲁宾逊生存的社会性。与无限的欲望相对的是有限的能力和资源，因而利己动机与相互影响的现实效果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使得每个人的利己目的只能在利他的过程中实现。用博弈论术语来说，就是策略相互依赖，利益高度相关。具体表现为每一局中人的策略选择都是其他局中人策略选择的反应（函数），每个局中人的损益得失与所有局中人的策略选择相关。若就科学假设的相容性和可选择性而言，也不能排斥其他未被证伪的可行假设；就认识论意义而言，至少不同假设的存在应具有同等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根本不可能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割裂开来，孤立地、过分地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影响，如此会将经济学的发展引入歧途，背离了经济学的应有之意。
    更进一步来看，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的自主程度和相互影响的程度是有差异的，不能笼统地将人的效用最大化假定为所有人的行为本质特征而用于经济学分析的前提。一般来说，能够实现完全偏好的发达国家中的行为主体更接近独立的个体效用最大化假定，而偏好选择明显受收入水平偏低和市场供应不足等因素制约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中，行为主体就对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偏离较远。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情况往往是“身不由己”，虽然不乏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但缺乏实现条件。在偏好非多样化的条件下，可推导出效用曲线的凹凸方向与偏好多样化情况下的效用曲线截然相反。特别是在崇尚“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中华传统文化观念支配下，人们的行为实践就更具有如此特征。在考虑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时，若对从完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抽象出来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观念不加分析，盲目接受，将难以消除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的偏颇看法和疑虑。这使我们联想到经济学是否有阶级性这一问题，实际上不同假定的选择，正是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不同，表现出了世界观乃至哲学观上的差异（甚至是对立）。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不同的行为选择，由此必然导致不同的经济现象及产生相应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结论。人的理性行为不仅表现为量的差异，而且还存在本质的区别，其形态、方式和类别与行为主体的生存环境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是与经济发展的类型和特点相应的。若不考虑社会存在对意识和行为的决定性，势必会掩盖和混淆不同性质的理性行为特征和经济学阶级属性的判别标准。
    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生存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特征更为明显，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极大变革，从根本上主导着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交往联系方式，网络时代使得人的行为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对他人和外界反应的主动意识和自觉性增强，个体多方位参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加大和范围延展。社会化大生产决定的经济的整体性和互补性得以强化，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人类文明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化发展趋势和民主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等等，这些日益凸显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发展趋势，表现为人们的行为相互依赖的程度加大，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密切，不同利益主体决策的相关程度更加明显。这就促使经济学的研究从着重考虑环境既定（给定约束条件）下的个体利益最大化转向环境依赖情况下的群体相关利益最大化（个体利益最大化自然包含其中），正在实现又一次质的飞跃。如此可使理性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加意识到相关理性的重要性，能将不完全市场、动态信息和模拟、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决定等问题纳入研究框架，并有一套科学可行的分析方法，必将使经济学更加丰富和完善，更加鲜活生动和贴近现实。
    21世纪经济学的发展将进入博弈论世纪，同时也就决定了和决定于以人的行为的相关理性作为新的起点。至此可以看出，在引入博弈论之前的经济学，是以个体理论为绝对中心支撑起来的理论大厦，仅考察个体效用所表现出的人的自然属性，即使经济分析要按人们所接受的以经济人为逻辑起点，将理性作为经济行为的本质表征的话，那么经济人的内涵和表述也将必然要经历或正在发生一场世纪性的根本变革：从崇拜个人利益至上到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相一致），从完全理性到相关理性，一定能为21世纪经济学的发展奠立一个新的起点。
    2.博弈论与相关理性
    博弈论在考察人的理性行为、研究利益主体的行为特征时，被明确定义为关于策略相互作用的理论，其主要特征是每个人对自己行动的选择（策略）必须以他对其他局中人将如何反应的判断为基础。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博弈论更严格地承袭了完全理性假定，表面上看博弈论中的局中人是经济人假设的一种自然延伸，研究策略相互作用条件下的理性行为表现，实际上这种先有理性假定，再研究策略相关行为的方式是逻辑关系的倒置，未能从策略相互依赖这一普遍特征中概括、抽象出相关理性作为经济学理论和应用发展的前提。全面考察博弈论对行为主体的刻画，从对策均衡分析贯穿整个理论体系中可感受到隐含着的全新观念的理性人。新的理性并不是对原有理性的否定，而是科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完全理性的一种扬弃。
    可从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博弈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中概括出相关理性，这有助于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经济学是以人为本的，是环境依赖的。我们下面对相关理性作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描述：(1)环境依赖理性。存在决定意识，利益主体生存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人文和自然环境必然对行为理性的形成和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策略的形成、选择和变化也是对环境的依赖和反应，人们从适应和利用环境中获取利益是建立在行为对环境合理反应的基础之上的，主要表现为局中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局中人对外部环境的依赖。(2)自励理性。从自利(Self-interested)到自励(Self-enforced)的理性：相关理性对利益主体的基本经济行为特征及含义的描述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强调了每一行为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双重性，即每一个人在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努力使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得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毋庸置疑，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理论坐标系的意义是在不断学习中使自身得以提高和完善。这是由博弈学习行为的本质特征，或者说是学习理性所决定的。(3)共同理性。强调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这是因为每一局中人在形成自己对未来的判断和预期的同时，也能够预见他人的判断和预期，而且也知道所有的人都在这样做，因此所达成的博弈均衡结果是所有局中人共同的理性预期。(4)过程理性。也可称为动态理性、相关理性，强调过程决定结果，明确认为理性是在一系列动态博弈过程中才能够逐步实现，使理性由过去的注重结果转向注重过程，突出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5)贝叶斯理性。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不完全信息，局中人能够对此形成主观概率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按概率原则进行决策。这使得对不确定世界中经济行为的描述更加规范可行。(6)发展理性。相关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发展和完善，是对传统理性观念的扬弃，强调对理性概念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丰富和完善之中的。
    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个体效用最大化，在经济分析中所用的模型可表示为：对任一行为主体，其行为集合为X，实施行为x(∈X)后的效用函数为U(x)，局中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可忽略不计时，两者具有同类的行为表现。从形式化语言的描述中也可更清楚地看出两类理性的本质差异。
    三、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点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学建设中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对基本问题未形成共识，缺少共同的理论起点，由于基础薄弱，理论本身难以自律发展，其科学性所受到的置疑也是由于缺乏基本假设和可被大家接受的分析前提。要真正建立起中国的经济学，必然要用规范的语言和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的大环境给予科学的描述，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体系。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科学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就中国经济理论构成部分和相互关系而言，研究对象——毫无疑问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理论基础——必须是在对国情和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进行客观描述的基础上抽象出基本理论要素，分析方法——再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以此形成中国经济学的主体和核心内容。
    共性反映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事物内在的特有属性是决定其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不免会有一部分人对现代经济理论“求之若渴”，也必然要用市场经济理论的共性来解释我国经济的某些现实问题。但我们应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本质的不同，可将两者比喻为所反映的事物性质、基点和变化规律等有根本区别的两条曲线，即使能用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部分地解释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也只是两条不同曲线的局部近似平行或交汇点，这两条曲线根本不可能趋同和重合，因而在实际应用中更不应该相互取代。然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根基，就会缺乏必要的安全感。人是群体动物这一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双重性观点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而生产关系又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和所决定的各种经济联系；崇尚大同和集体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等，这些均表明了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经济学的异质规定性。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受外界和他人影响的程度与所处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实践已充分证明：单位经济活动空间中利益主体的个数越多，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就越大，越适于用相关理性描述。从对经济行为的具体描述来说，在人口众多的经济环境中，人均占有财富少，单位生产率低时，理性行为并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表现为保证最低（必需）需求的满足。这时个人自主选择能力越小，相互依赖性就越强，相关理性特征的表现就越突出。这对每一利益主体的实践而言，注意相互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理性选择。所以，处于这样的背景下，更适合用博弈论和相关性来刻画行为主体、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建设和发展经济学。
    21世纪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程度的提高，文明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进步促使人们的生活交往方式发生着划时代的改变，相互依存的程度、利益高度相关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必然要求和催生与之相应的观念、理论和方法，这是不可转移、也不会被减缓的客观趋势。相关理性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合理的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点，博弈论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这确实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孕育了一个新的世纪起点。
    四、若干现实问题的解释
    不同情况下的理性有不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这就是中国经济运行中产生的诸多怪现象和怪圈的理论根源。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利率多次下调，未刺激出预期的市场需求的回升，银行存款却稳步增长；市场供求价格关系的异常；连续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经济效益下降；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股市飘忽不定，说牛不牛，说熊不熊；人人都盯着如何切“蛋糕”，而不是在努力把“蛋糕”做大等“怪”事屡见不鲜。从一则广为流传的笑话就可体会出个中原由：一位中国老太太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另一个世界见面后，中国老太太感叹总算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下了一套房子；而美国老太太则说，感谢上帝，分期付款买房子的钱终于还清了。这样的行为差异不是仅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行为不规范、文化差异或笼统地用综合因素概括就能解释通的，而是有很深的经济根源，是由理性行为本质特征不同所造成的，因为个人收入、房地产市场供应情况、社会环境和习惯决定了她们各行其是。正是由于行为的相关性，每个人的收益和效用不仅同他自己的行为和付出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他人，从而表现出来相关理性。所以其行为表现就会“出格”，超出完全理性的理论圈子，变得难以解释或曰“怪”。其实，在某种情况下司空见惯的一种理性行为很可能在另外的情况下被视为怪异现象，而不同情况下若都表现出同样的理性行为，那才是真正的怪。
    再来分析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当其达到一定的程度后，进一步取得体制上的根本突破，必须从行为上找根源。这样的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某种意义上的行为理性，仅靠体制内的动因来改革体制，只能是缓慢的、表层的、要付出较大代价的。如何使这些“怪”现象逐渐减少以至从根本上消除，现代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不可能预示如此的体制环境中理性行为将会如何反应，因而需要有全新的经济学观念和框架，这是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时代重任。所以，中国经济学要在21世纪有大的发展，必须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的特点，而正是理性行为的差异，才为其找到了根本特点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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