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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6.其他。得益于Ellingsen（1991）和Rama（1997）研究工作的启发，O.R.Straume（2002）考察了具有工会组织的垄断厂商的护租活动，为研究寻租成本开拓了新的视野。他假定垄断厂商与工会组织联合起来，为保护违反竞争的规制活动所带来的垄断租金开展游说活动。与此同时，消费者组织不断施加解除规制的压力。规制机构根据垄断厂商和消费者组织的游说活动，决定是否解除规制。用u表示继续规制的概率，x和z分别表示厂商与工会组织的支出水平，y表示消费者组织的支出水平，则u与x和z成正比，与y成反比。若垄断地位得以维持，垄断厂商与工会组织根据各自的议价能力分配垄断租金，前者获得的垄断利润为t，后者获得的工会租金为r；若消费者组织在对抗中获胜，则其获得的全部收益为（t+r+h）（h为解除规制带来的效率收益）。这类竞赛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护租集团内部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假如护租者赢得竞赛，规制继续进行，“租金”根据厂商与工会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的相对议价能力进行分配。但由于租金分配规则外生于竞赛，所以护租者有搭便车的强烈动机。事实上，这场非合作博弈的均衡主要取决于护租者对竞赛租金的相对判断。如果垄断租金在厂商与：工会之间不平等地分配，即若垄断利润不等于工会租金，则存在唯一均衡，垄断厂商与工会组织中租金价值判断较低的那一方将不参与寻租；若垄断利润等于工会租金，则存在一连串的均衡，垄断厂商和工会组织的支出之和为常数，但二者分摊的比例不断变化。总的来说，除非消费者剩余减少的数额大于护租者垄断租金减少的数额，否则工会化将会减少总寻租支出和护租者的寻租支出。M.A.Haan&Schoonbeek（2003）结合寻租理论与拍卖理论，提出厂商的寻租成本不仅包括直接的游说活动，还包括向规制者提出的、租金到手才会兑现的各种诺言，由此建立起完全不同于Tullock“有效寻租模型”的模型。假定有n家厂商参与寻租竞争，厂商i判断的租金价值为vi，支出水平为ei，承诺获得租金时给付报酬为bi，获胜的概率为logit型竞赛成功函数。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厂商i预期支付最大化条件，不管租金价值判断如何，所有厂商都会提出同样的承诺bk，这意味着均衡时各厂商获胜的概率差异取决于游说支出的差异，各参与厂商承诺获得租金时给付的报酬等于游说支出的总和，均衡时承诺的报酬和游说支出随租金价值预期同比例变化。E.H.Mantell（2005）一改垄断租金由政治机构在一个明确的、完全不依赖于寻租支出的时点授予的假定，考察垄断租金流的实现时间对寻租成本的影响。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寻租者常常通过寻租支出对垄断租金的授予时间施加重要影响，因为寻租者认为垄断租金的授予时间对租金价值具有重要影响。他假定，争夺政府合同，或豁免环境规制的特权，或排他性的经营权的寻租竞争具有如下特征：（1）垄断租金只能在未来某一时点授予其中一家寻租厂商；（2）各竞争厂商认为，租金获取时间取决于相对寻租支出；（3）寻租厂商不知道其他厂商的寻租支出；（4）垄断租金为未来确定时间内的持续现金流。假设各寻租厂商在时间t0花费一笔不可恢复的支出，在未来一个不确定的时间t1，政治机构将确定其中一家厂商为垄断租金的获胜者（这一时期被称为寻租期）。获胜厂商从时间t1开始，在未来T时期内获得持续现金流（这一时期称为租金期）。各厂商在寻租期的支出称为预备性投资，获胜厂商在租金期的支出则主要是运营成本。租金期一结束，各厂商又开始新一轮寻租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各寻租厂商面临两大风险：寻租期的长短不确定、寻租是否成功不确定。假定厂商在时间t或之前获得垄断权的概率符合累积联合分布函数，则寻租厂商数量N的增加，是否诱使在位厂商增加寻租支出，取决于寻租厂商数量N的大小。若N较大，则N的少量增加将会诱使在位厂商减少寻租支出；若N较小，则N的少量增加将会诱使在位厂商增加寻租支出。
二、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
作为寻租理论的创始人之一，Anne O.Krueger（1974）就指出，竞争性的寻租活动导致经济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内运行，也导致某些活动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出现巨大差异。她假设在完全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完全受到限制的制度之间有一条连续的曲线。在这条曲线一端的自由制度下，企业家们通过采用新技术或正确预测市场变化来获得意外的收益，在另一端的完全受到限制的制度里，政治规制无所不在，寻租是唯一的出路，企业家把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用来获取意外的租金。虽然这两种制度在现实中都不存在，但人们可以想象，在两个端点之间的种种制度下，市场机制总是不能完好地发挥配置功能，这就是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由此可见，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寻租活动本身的支出。
1.寻租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K.M.Murphy et al（1993）提出，寻租从两个方面阻碍经济增长：（1）寻租具有自然增长属性，吸引更多资源从生产性活动转移到非生产性活动，减少经济产出；（2）寻租抑制创新活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R.K.Goel（2003）创造性地考察寻租活动对研发市场的影响。假定某个行业有两家厂商正在从事不确定的创新活动，任何厂商都不知道要花费多少资源才能保证创新成功，也不确定是否能赶在竞争对手之前实现创新。厂商视竞争对手研发支出和寻租支出既定，选择自己的研发支出和寻租支出实现不确定创新净贴现利润的最大化。结果发现，竞争对手的寻租活动增加，将会降低本厂商的研发支出和寻租支出；竞争对手的研发增加也会降低本厂商的研发和寻租，创新成功的概率较低时尤其如此。他的研究对于公共政策，特别是技术政策和贸易政策具有特别的含义。例如，由于研发竞争和寻租竞争对一家厂商的研发活动均具有负面影响，因此单纯地减少竞争对手的研发支出或寻租支出都不能促进厂商的研发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促进研发的政策，如科研补贴，可能不会有很好的结果。此外，寻租活动的替代性或互补性也对政府政策的效率有很大的影响。Chakraborty&Dabla-Norris（2006）研究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寻租活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假设一个经济体由两时期生活的经济个体组成，每个风险中立型个体具有不同的初始收入，但具有相同的偏好和能力。各经济个体根据寻租者或生产商这两种职业带来的终生效用之差，选择做寻租者或生产商。结果发现，若缺乏信用市场和存在确定的进入成本ε，只有相对富有的经济个体愿意从事寻租活动。经济个体的初始收入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他的消费量和防卫性投资量，从而决定经济中的总产出及参与寻租活动的人口比例。产权保护越薄弱（入越大），寻租活动吸引力越大，生产性活动的吸引力越小，经济增长越慢甚至陷入停滞。
R.Holder（2007）从以下两个方面扩展了Barro（1990）增长模型，研究寻租活动对外国援助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1）公共资金不完全由税收筹集，还来源于国外援助；（2）寻租者对部分公共资金展开寻租竞争，只有剩下的那部分公共资金才能够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公共品。他的研究发现，外国援助对经济增长有两种影响：（1）通过增加公共品的供给产生积极影响；（2）较多的援助增加寻租支出从而产生负面影响。这些结论与此前的实证研究结果（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1）相吻合，也能证实Svensson（2000）关于外国援助对公共品供给的积极效应可能被寻租活动的增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所抵消的观点。所不同的是，Roland的模型以标准增长模型为基础。R.Holder的模型也不同于Dalgaard，Hansen，&Tarp（2004）的叠代模型，因为前者认为经济主体关于寻租活动和生产活动的资源分配是一个内生变量，而后者认为外国援助的增长效应取决于援助资金被寻租者侵占的比例，以及剩余资金在新旧两代人之间的分配比例。
2.寻租活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F.Palda（2000）指出，若两家成本不同的厂商为生产垄断产品展开寻租，高成本厂商获得垄断地位，则增加了社会损失，这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寻租成本问题。寻租活动是一种社会浪费活动，这是寻租理论家们的——种共识。在这种背景下，J.N.M.Lagerlof（2007）提出，寻租者之间的竞争可能对社会有益。他认为，寻租者的影响主要是为决策者提供与决策有关的信息。假设有n家可能的垄断厂商首先收集有关效率与消费者偏好的信息，然后决定是否向规制机构透露有关信息。规制者根据这些信息决定授予哪家厂商垄断地位。假如厂商的目标函数是效率较高的条件下能够获得的垄断利润，也就是通过成功地收集信息证明它们是高效厂商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若厂商能够向规制者提交有关自己高效的证明材料，则会花费资源获取相关信息；若厂商知道自己为低效厂商，则不愿花费资源搜寻证据。因此，寻租者之间的竞争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很显然，Lagerlof的模型提出了不同于Tullock有效寻租模型的观点，因为后者认为社会福利与寻租支出的运动方向相反。
L.C.Corchon（2008）研究不同政治制度下寻租活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假定有一个组织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寻租者力求侵占的商品，简称租金；另一种是其他商品。生产商品需要唯一的投入（劳动力或资本）。该组织可能是独裁组织，也可能是议会组织。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最大化税收最大化自己的租金，后者通过多数同意决定税率。组织内部有N个经济主体，可自由进入寻租市场或生产部门。研究结果发现，独裁组织存在唯一稳定均衡，此时租金与产出的比例u和租金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的平均生产效率，以及寻租者寻租支出给独裁者带来的效用指数正相关；议会组织存在均衡的条件是N>2，此时寻租者的数量等于生产者的数量，税率为零，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若议会被寻租者控制，寻租者的数量和产品的价格均大于独裁组织，社会福利恶化。Luis的模型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当组织内部的经济个体N>2但为奇数时，寻租者的数量必然不等于生产者的数量，均衡难以实现。T.Ihori（2011）考察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时期融资模式，以研究软预算约束对地方公共投资和寻租性浪费支出的影响。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品，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公共品。所有的商品都是有益的正常商品。假定在第二时期硬预算约束结束，中央政府准备资助地方政府，再假定地方政府根据预算约束，选择地方公共品、地方债务和地方投资的数量，实现地方福利的最大化，结果显示，在硬预算约束下，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实现公共投资对中央政府税收溢出效应的内部化，公共投资非常少。反之在软预算约束下，地方政府存在增加地方公共投资和寻租活动的动机，均衡时地方公共品供给减少，社会福利也减少。F.A.Soares et al（2011）研究了政府进口管制引起的寻租活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比传统寻租理论更进一步。他认为，寻租导致进口保护，致使资源配置扭曲，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也使消费机会减少。为减少进口关税带来的福利损失，政府实施新的贸易措施，为某些进口商品提供关税减免。特殊优惠刺激厂商或行业展开寻租活动，扭曲价格、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使社会福利比纯粹的关税保护更加恶化。
3.寻租对社会问题的影响。近年来，关于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还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寻租加剧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社会问题。Tak-Wing Ngo（2008）研究了中国广泛的寻租活动的根源及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发现创租与寻租行为很难消除的重要原因是它们已经作为经济管理的一部分实现了制度化。他对中国的许多行业进行了案例分析，发现创租与租金分配已成为各级政府实施产业计划和争夺发展机会的主要政策工具，与此同时，国家机构手中握有的权力也为钱权交易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经济管理、寻租与腐败之间的结构联系使中国建设廉洁政府的目标困难重重。Yongqiang Gao（2011）的研究则更进一步，研究政府干预滋生腐败的条件和方式。他的研究结论是，政府的干预活动确实会诱使厂商采取寻租行为，但厂商的寻租支出取决于所感知的利益大小，而且，只有那些创造租金的干预活动才会诱发腐败寻租行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