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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横跨语言学和经济学的学科，但是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主题、研究目的以及如何研究等问题，经济学界还没有统一认识，这样就导致一些非经济学者对语言经济这一学科感到奇怪。因此，有必要对语言经济学学科进行界定，揭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的，使这门学科真正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章旨在说明：(1)经济学是如何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述一些核心的概念，以及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语言经济学的理论体系。(2)阐述语言经济学与其他毗邻学科的关系，论述语言经济学是如何对其他学科的相关概念兼收并蓄的。(3)阐述经济学的语言或者说经济学的修辞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范畴。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 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的修辞
作者简介：苏剑，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讲师；黄少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卫国，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山东 济南 250100）。
一、语言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
应该说，经济理论是人们对人类相互作用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经济理论仔细分析了社会体制的设计，语言从部分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交流的机制。语言是制定决策和形成判断过程中的核心工具，可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它的范式和本体论基础是什么?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定性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由来，语言经济学者都普遍认为源于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特性，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许多经济学者借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把语言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探讨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所具有的经济势能。最后由格林(Grin，Francois，1996)给出了语言经济学的这一定义，他认为语言经济学就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引入经济活动中来，探讨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并在探究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从此语言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国内的研究也是继承和发展了格林的相关理论，始于21世纪初，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格林虽然定义了语言经济学科，但是后来许多学者对Language of Economics还是Economics of Language难以作出统一和规范，以至于张卫国借用了法经济学的命名惯例，称之为Language and Economics①。经济学界很少关注语言，或者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思考，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没有弄清楚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没有把一些语言现象上升到理论高度。语言经济学的内涵发展、外延扩展及其分析边界的模糊性限制了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应该对于语言经济学的外延和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才能使语言经济学得到普及和接受。
我们认为语言经济学就是研究语言本身的产生、演变规律及其与经济活动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研究领域由两方面构成，其一语言本身产生、演变以及消亡的规律。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微观分析，见诸语言学、考古学和社会学的文献相对较多。经济学者至今很少研究此领域。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变迁史，应该说，现在还不是很成熟。语言是如何起源的，是人为构建还是自发演化而成，是超智慧的发明还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语言起源和文字起源是否沿着统一路径?研究此问题，要不要把语言和文字分开?以及语言变迁呈现什么样的规律，语言消亡的规律是什么?语言和制度有什么联系?如果我们能够把语言和制度联系起来，或者说理解语言是一种制度，那么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基础也完全适用于语言②。以上问题都是从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本身，这些问题经济学界都没有很好的回答，也是语言经济学的空白，其研究的深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语言经济学的进展程度。我们有理由相信，语言经济学在最近几十年里将围绕语言本身的问题研究，当然这些研究需要语言经济学界的努力。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语言、语言政策及其演变与经济主体行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的相关性。这些研究可以归结为语言的作用或者语言的经济势能。这一主题侧重于语言经济学的宏观分析，也是语言经济学的时髦话题，从奇斯维克、米勒到达斯曼以及格林基本上都是关于此类的研究。此外探讨移民与土著语言的融合程度，进而如何影响工资收入分配等问题也是本世纪的语言经济学的流行话题。布里克利和艾米陈利用儿童移民的数据探讨了语言能力与工资收入分配的关系。张卫国的关于语言的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制度的三大命题基本上也可以纳入此范畴。我们要指出，这里的语言应该是语言行为或者语言活动，没有语言行为。语言的制度、公共产品以及人力资本属性将无从谈起。这一方面的某些理论是比较成熟的，但是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比如说语言政策成本与收益的计量和绩效评估。此问题不仅属于学术界，政治家也是想对某项语言政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考量，那么对于计量语言政策成本与收益需要浪费很大的成本，是否需要考量?寻找反映语言政策的工具变量从而考量此项政策的成本和收益也许可行，但是有很大的难度，所以是很值得语言经济学界继续努力研究的。目前，语言经济学界认为应该把经济学的修辞纳入语言经济学的范畴，实际上我们认为经济学的修辞问题由来已久，任何经济学的相关学科都要注重经济学的修辞，这属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说明，可以这样认为，语言经济学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研究语言如何形成和演变；研究语言的演变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语言和人们的语言行为及语言政策与人力资本、就业、工资收入分配如何相关。无论对这一学科如何定位，我们认为语言经济学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活动对语言的影响，其二是语言的作用即语言行为是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这两个方面我们没有必要区分到底谁是研究对象，也没有必要对“语言的经济学”还是“经济语言学”进行区分，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我们偏重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认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脱离两个主题，一个是经济活动对语言的影响，另一个是语言及语言行为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研究对象并不等同于研究目的，黄少安(2009)认为研究目的往往侧重于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为此我们引出经济学家为什么研究语言的问题。虽然从狭义上说，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围绕语言的，但是不同的语言经济学家研究语言具有不同的目的，例如亚当·斯密、卢梭关于语言起源的研究应该说是经济学家第一次研究语言的开始。亚当·斯密、卢梭关于语言起源的契约论是对研究人类文明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打破了语言起源神秘主义色彩的垄断。虽然亚当·斯密以及卢梭等人对语言的起源也有一些猜测的性质，但是懂得语言的起源能对人类的起源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和启示，此外研究语言的起源也是17、18世纪时髦的话题。斯密之后许多语言学家对斯密的语言观进行了研究，但总的来说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更好地探讨人类的起源。拉齐尔(Lazear, Edward. P.)、切齐(Church，Jeffrey)以及德·斯旺(Abram de Swaan)关于语言趋同理论的研究(这是语言经济学动态研究的一个主题，尚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是为国家的语言规划提供理论依据的。纵观美国的语言政策就是一直以英语作为唯一语言，反对使用其他语言，美国是典型的单语制国家，很显然是受着他们语言趋同论的影响。语言变迁理论的研究者如格林，他们的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小语种语言的保护性问题，认为小语种语言应该而且是可以保护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某些国家在保护小语种语言时已经采用他的理论。奇斯维克和达斯曼等关于移民融入的突出问题是语言融入，无论是把语言外生还是把语言内生，所得出的结论都验证了语言技能的人力资本的性质，移民要想融入当地社会，就需要学好土著语言。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还是为一些移民国家语言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由于语言的隔阂与差异，移民的大量涌入很容易导致移民与土著居民工资收入上的差距。这些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会引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学者的研究目的为移民国家的语言政策提供依据。例如去国外留学的语言的准入考试，美国的GRE考试、英国的雅思考试等就是受着这些结论的影响。格林的语言政策方案的设计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突出的目的就是如何协调欧洲国家(尤其是瑞士)这样多种语言的应用、保持与发展。
综上所述，语言经济理论研究如同其他经济理论，研究语言，其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对现实有充分的解释力，在于它的实用性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研究语言经济理论主要是为语言规划服务的。
二、从经济学的视角如何研究语言
经济学如何研究语言?目前来看语言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主题，语言经济学长期以来处于混沌的学术格局中，研究纲领是混乱的，很难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范式，尽管国内外出现了许多有关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方面的论文，但是我们有必要对语言经济学的内容进行归纳。我们认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理论：
其一，语言的起源、演化以及消亡理论。这是语言发生说意义上的问题，它要探索的是语言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等基本问题。这一研究主要是把语言作为研究素材，用经济学的方法探讨语言的起源问题，可以归纳为语言到底是构建的还是自发演化的。有的经济学者认为语言是自发演化形成的，比如说斯密，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构建的，是人为发明的。那么语言到底是构建的还是演化的，这应该属于语言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说从语言经济学的形成(我们认为从格林开始)，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有必要继续研究。此外，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起源、演化，不同于语言学以及社会学上的研究，要凸显经济发展对语言变迁的影响，这些理论也是不成熟的。
其二，语言及语言行为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凸显语言技能的人力资本属性。主要包括个人学习母语、投资语言、语言选择、移民语言融入以及语言距离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主要是把经济活动作为研究素材的。这一部分研究尤其是对移民语言融入研究的文献较多，可以说这一部分属于语言经济学最成熟的理论，语言经济学者几乎都有这方面的研究。
其三，语言推广与语言保护的经济学分析。这些问题从属于语言规划的范畴，要探索的是语言规划的主体，语言规划的作用，以及语言规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语言经济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研究，由于经济理论主要为政策实践服务，基本上所有的语言经济学者都会谈到这个问题，采用的方法基本一致，都是成本收益分析。谈到语言推广，基本思路是算出语言推广所获得的收益以及成本，例如格林就测算出英语的强势地位可以帮助英国在欧洲获得较高的收益。另外关于小语种语言是否要保护，语言经济学界也产生了分歧，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四，语言产业及其对经济的贡献度。语言的学习和培训、语言教育体系、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处理等等，会形成许多企业或经济组织，它们会形成具有特定性质和结构的产业，这就是语言产业。语言产业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语言产业的组织结构、语言教育的供求关系、语言产业的核算及其对经济的贡献度等等，都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语言经济学与毗邻学科之间的关系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资料和方法，也可以从其他学科汲取资料。
一是语言经济学与语言学。针对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布鲁东(Roland Breton，2003)提出语言学的研究是对语言本身事实的研究，又称为内在语言学，主要围绕语言的内部要素(语音、词汇、语言)进行研究。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语言学研究对象也有鲜明的观点，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尤其强调“语言是一种只遵循本身规律的体系，语言学唯一的和真正的对象是为语言本身的目的而被研究的语言本身。”③索绪尔对语言学的研究任务也有精辟论断，他认为语言学的研究任务是：(1)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那就是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2)寻求一切在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3)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④。此后的著名的语言学家如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等追随其后，都很注意确定学科的界限。
然而语言经济学与语言学有联系也有区别，最主要的区别是：语言经济学是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以及语言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属于经济学科。而语言学的研究却是把一切不属于它们确定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抽象结构的东西排除在外。这是普通语言学与语言经济学的区别。但是语言经济学可以从语言学汲取有意义的素材，比如索绪尔在对语言和言语做了严格的界定和区分之后，认为语言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一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不可缺少的规约；语言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⑤。语言经济学者张卫国(2008)从这一定义得到启示，提出语言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元制度的命题，并对语言进行了制度分析，在语言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两种学科范式之间找出契合点⑥。他认为语言经济学如果结合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语言的制度性质入手，探究语言与制度的内在联系，无论是对制度经济学，还是对语言经济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制度经济学如果能从分析语言的过程中找到新的理论突破点，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是语言经济学与地理语言学。什么是地理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和语言经济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回答这一问题也能更好地对语言经济学学科性质进行界定。所谓地理语言学，按照布鲁东的说法，就是语言学家在分析语言事实在空间和社会团体的分布时提供的地理学的方法，运用制图语言和建立相互关联，把空间环境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证实普及某些词汇、词组、词义和简介与文化和材料使用的联系，揭示出的时尚、影响、亲属关系和群体状况⑦。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可以为语言经济学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可以扩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比如说地理语言学关于语言谱系的研究、关于世界小语种语言数据的调查、小语种语言的保护、语言地图的描绘等都扩充了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奇斯维克利用语言谱系的知识，测算语言距离，对研究国别之间的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语言经济学的成长一章中会提到这一问题。地理语言学所提供的相关数据，如世界上语言的种类，为我们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验证语言的演变规律提供了原始素材。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可以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语言动态研究提供更多的数据资料，使语言经济学理论更严谨，语言经济学围绕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所提出的制度安排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三是语言经济学和社会语言学。不可否认，语言经济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很多研究主题是重合的，甚至许多的语言经济学都是在借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社会语言学的突出贡献者是威廉·拉波夫，他对社会语言学的概念做了辨析，他认为如果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那么语言学就只能是一门社会学科，也就是说社会语言学就是语言学⑧。从拉波夫的定义看，社会语言学更是偏向于甚至等同于语言学。这种观点可能对索绪尔关于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提出质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索绪尔的弟子梅耶也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
语言经济学和社会语言学同时作为交叉学科，对某些问题的争论有些相似，类似于语言的社会学和社会的语言学的争论，语言经济学界也有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争议。针对前种争议，美国语言学家拉尔夫·法索德发表了两部互为补充的著作《社会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的社会语言学》⑨。他认为：“一种以社会为出发点，把语言看作社会问题和素材……另一种划分以语言为出发点，社会力量被看作影响语言并能帮助理解语言性质的……温贝托·莫拉赖斯·洛佩斯(López)把社会语言学分为两类：前一类描写社会的语言问题，另一类研究与某些社会变数有关的语言现象。”⑩到后来的卡尔韦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某种语言或所有语言，而且也是语言角度下的社会集团，从这个角度不用区分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更不必区分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同样的，无论是语言经济学还是经济语言学，虽然两者研究素材的侧重点不同，但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争论是没有必要的。
四、经济学的修辞：经济学方法论还是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经济学的修辞与其说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范畴，这些研究也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代表人物有汉德森、迈克洛斯基、杜德里和布莱克以及号称博弈论四君子之一的鲁宾斯坦(11)。迈克洛斯基认为经济学更偏重于文学，而非科学，但是经济学的文章中充斥着数学和统计学，数学真理像其他种类的真理一样，都是可错的和可修正的、试验性的、可演化性的。他举例，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评论(AER)的文章很少出现一个方程式，各种假设还没有被形式化，图标通常只是偶尔出现几组，而非到处都有，散点之间的直线拟合图非常罕见，而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159篇长篇的经济学论文中，只有6篇纯粹是用文字表述的，还有4篇在文字表述的基础上添加了了统计表。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只关注经济学语言的问题，可以看出当前经济学语言主要是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张采用数学的。统计学的知识和工具使经济学更像一门科学，当然基于新古典范式的各个经济学派也有不同的方法论，比如说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也是主张谨慎运用统计学。本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的修辞问题。作为一名博弈论的大师，鲁宾斯坦认为博弈论的修辞给人以误解，没有很大的实践应用性，人们向博弈论寻求指导，希望在博弈式的环境中应该争取何种策略，然而博弈论中的基本概念“策略”难以解释为行动的过程。博弈论中公式的使用创造了一种精确性的假象，实际上并不具有现实基础，鲁宾斯坦并不是在减弱博弈论的局限性，他旨在告诉大家不要因为理解了术语而使得博弈论变得实用了，其实博弈论的修辞并不是万能的。鲁宾斯坦强调经济理论的目标主要是阐述人们最喜爱的在社会相互作用中所用的论辩以及研究“情境的逻辑”，这也是卡尔·波普尔用以描述社会科学的用语。正像巴顿对鲁宾斯坦所评论的那样，理论经济学家应该对语言模型产生兴趣，人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词语的世界，而不是函数的世界，如果我们将之考虑进去的话，许多真实的现象可能将更加易于分析。譬如考虑到非完备合约，我们的模型将合约处理成数学函数，因此你就会发现，它很难解释人们为什么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函数，当然现实上的合约是用语言写出来的，而不是清楚地定义了这个函数，没有定义它的域或范围，更不必说函数本身了(12)。国内学者韦森也在经济学的修辞上做了相关的探讨，我们认为经济学的修辞属于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将会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增添新的内容。黄少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这是最高层次的经济学方法论。它是哲学思潮或哲学方法论在经济学家意识中的体现，是从哲学角度对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的审视。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思维原理或方法包括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抽象方法、结构分析的方法、历史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系统论方法等等。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技术方法，即为了使经济学理论精确化而对特定研究对象所采取的具有技术性的具体方法。通过对经济学修辞文献的综述，无论是鲁宾斯坦还是迈洛夫斯基，他们都是围绕数学等工具在经济学的应用广度和泛化进行研究。按照方法论三个层次划分，我们认为经济学修辞应该属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三个层次。经济学修辞应该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者来研究，并不专属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和纲领。
注释：
①张卫国：《语言的经济学，经济语言学与经济学修辞》，《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17日。
②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国内学者也有对语言是一种元制度、制度的制度的思考，可以参见黄少安主编的《制度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③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给语言下定义时意在排除一切同语言组织、语言系统无关的因素，包括民族、种族、文化、政治、学校和教会制度等语言的外部因素，参见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④⑤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37页。
⑥张卫国在《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初步的框架》一文中细化了语言是一种制度的命题，参见山东大学博士论文数据库，第77页。
⑦罗郎·布鲁东：《语言地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
⑧“在好几年时间里，我拒绝谈论社会语言学，因为这个词隐含着可以有一种非社会的有成效的语言理论或语言实践的意思”，参见威廉·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巴黎子夜出版社1976年版，第37页。
⑨⑩路易·卡尔韦：《社会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9、111页。
(11)(12)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119、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