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三）

(四)更多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使用2002年数据考察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自2002年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环境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2002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十六大”报告为中国的非公经济破除了体制性的障碍，民营经济今后可以与国有、外资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展竞争。
    2003年3月，从全国政协十届一次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六十多名来自非公有制经济阶层，占所有委员的比例至少有2.9%，人数和比例均超过上届。2003年11月30日，全国工商联首次举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出席并做了题为《2003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的主题报告。这份报告认为，2003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改善，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更加宽松。
    上述事件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随着对民营经济体制性障碍的消除，以及民营企业政策环境日趋宽松，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强还是减弱？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本节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来进一步验证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该数据发布年份为2005年，数据采集的年份为2004年。
    另外，与2003年调查数据不同，2005年报告涵盖了中国120个城市的12 400家企业的样本，样本量更大，因此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更具一般意义。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有两个问题与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相关：一个问题是，“在本省与供应商、客户和子公司的商业纠纷中，本地的司法体系能够公正地解决纠纷的概率是多少？”；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外省与供应商、客户和子公司的商业纠纷中，当地(外生)的司法体系能够公正地解决纠纷的概率是多少？”。我们采用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来分别表示企业在本省和外省所面临的契约实施环境，并分别用up_in和up_out表示。
    
    表6报告了不同所有制企业up_in和up_out变量的均值以及排名情况。在原始数据中，有802家企业up_in变量的取值为999，有3 735家企业up_out变量的取值为999。为此，本文在下文经验分析中删掉了up_in(或up_out)取值为999的样本。
    从表6可知，在所有9类企业中，民营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契约实施环境的平均排名分别为第6位和第5位，虽然排名位于港澳台、外资和有限责任企业之后，但却高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联营企业。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确实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另外我们还发现，不论是在本省还是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排名，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均排名前列，证实了我国地方政府在“软环境”方面对外资和港澳台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
    在2005年投资环境调查报告中，有两组变量与企业的政治关联有关：第一组变量只有一个变量appoint，该变量表示企业的总经理是否是由政府任命；第二组变量包含四个变量，help_tax、help_security、help_environment和help_social，分别表示在税务、公安、环境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中，帮助企业发展的官员所占的比重。
    在表7和表8中，我们分别考虑了help_tax、help_security、help_environment、help_social和appoint变量对企业在本省和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与前文类似，我们仍然采用n-1变量以及其二次项作为企业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由表7和表8汇报的结果可知：
    第一，就企业在本省的契约实施环境来看，help_tax、help_security、help_environment和help_social对民营企业在本省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虽然为正，但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随着国家对民营企业发展限制日趋放宽，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已经开始减弱。从对非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回归结果来看，help_security和help_environment变量对非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起到了负面作用。上述结论提醒我们，虽然政治关联曾经对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其负面作用正在开始显现。
    而不论是对民营企业还是非民营企业而言，appoint变量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如果一个企业的总经理是由政府所任命的，那么这些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不仅不会改善，反而会更加恶化。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对企业的总经理进行任命实际上是政府实现对企业控制的重要方式。由于这些管理人员是由政府任命的，他们的收入和所享受的待遇由其行政级别所决定，这将导致其激励目标发生偏移(俞鸿琳，2006)。再加上总经理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筛选出来的，因此没有激励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从企业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来看，help_security和help_social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提高了民营企业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help_tax和help_environment虽然对民营企业在外省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为正，但作用效果并不显著。但对非民营企业而言，这四个变量对其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均无显著影响。此外，不论是对民营企业还是非民营企业而言，appoint变量均恶化了其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
    
    
    第三，在所有控制变量中，企业的规模(size)对企业在本省和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均起到了积极作用。这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在商业纠纷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第四，为了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契约实施环境影响的总效应。我们采用主成分方法提取了help_tax、help_security、help_environment、help_social和appoint变量的主成分，并构造了political变量来综合反映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在表9中，我们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考察了political变量对不同类型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由表9可知，总体来看，虽然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存在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其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民营企业整体生存环境的改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步被其消极作用所抵消。因此，取消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制度壁垒、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仍然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根本渠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