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网络：激进学者的分析范式

    作者简介：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企业网络是指由一组自主独立而且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各类机构为了共同的目标，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建立的一种长期性的企业间的联合体。供应链协调、外包和下包生产、特许经营、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等，都可以看作是企业网络在组织上的具体存在形式[1]；“第三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日本汽车厂商组织和美国西部“硅谷”与东部128公路地区产业集聚等，都可以看作是企业网络在空间上的具体存在形式。经济学界普遍把企业网络看成是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是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形成的联合体，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实现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组织内部权力机制的综合，代表了合作性竞争的新型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文献中，企业网络被作为例外现象而被放在脚注中一笔带过。[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实践中网络组织的兴起，经济学者对企业网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经济学界对企业网络的研究主要是应用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这一理论从技术层面的资产专用性、人性层面的有限理性和行为假设层面的机会主义出发，指出了纵向相关企业之间的交易困难，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如何导致纵向一体化的形成。但是面对各种企业网络形式的大量涌现和蓬勃发展，这一理论不仅显得缺乏解释力，而且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企业网络发展的一个特点恰恰是企业的纵向非一体化。企业不再依靠其产权边界的扩张，而是依靠企业网络，利用别的企业的资源来扩展自己的能力。问题在于，威廉姆森用来分析纵向一体化成因的几个主要因素都还存在，但是企业不是倾向于合并、扩大，而是倾向于缩小自己的产权边界，从已经扩展了的价值链中，退回到拥有核心能力的价值环节上。[1] 正如朱彤所指出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网络分析在经济学相关领域中的运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3] 实际上，在西方主流学者关注纵向非一体化企业研究以前，一批激进的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关注着企业网络这种新现象，相继提出了“弹性专业化理论”、“弹性企业模式”、“新竞争”和“系统集成”等新的理论分析范式，从不同角度较好地解释了企业网络现象，并与发达国家企业网络发展的实践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一、弹性专业化理论(flexible specialization)
    弹性专业化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皮奥里和塞希尔(Piore and Sable)在1984年出版的《第二次产业分工》一书中提出的，是作为“产业分工理论”进一步研究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后来一些学者基本上延续了他们的思路，从而使弹性专业化理论在研究“第三意大利”企业网络(中小企业集群)的问题上成为一个标准范式。[4]
    “产业分工”是指在手工生产体系(craft system)的经济发展和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的路径之间面临选择的不确定性的历史时期，偶然的因素决定了哪一条路径被选择。一旦某种选择被制度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会不断地被复制出来，从而将其他选择推向经济活动的边缘。但是后来一系列新的历史偶然因素的出现，又导致社会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分工”，在这一时期，手工生产体系和大规模生产的选择又是不确定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为手工生产体系的复兴提供了可能性，皮奥里和塞希尔认为，蒲鲁东在19世纪提出的“手工工人联合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在被称为“第三意大利”的地区，“一些小工场为了经营，必须组成一个网络”，而且“越来越使以数控技术来适应迅速改变的市场”，即建立了一套新的技术范式——弹性专业化。它包括两个同等重要并相互关联的发展：消费者需求样式的改变和技术创新。[4] 这是因为：
    第一，大规模生产的市场已经饱和，消费者越来越厌倦标准化产品，需求的突然变化越来越频繁。
    第二，技术的发展使得开发新产品不需要大规模的额外投资，随着微电子技术革命出现的弹性多功能技术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通过编写新的程序就可采用新的产品线，其结果是出现了相对于规模经济的范围经济，短的生产线就像长的标准化产品生产线一样有效地生产多样化的产品。
    第三，采用弹性技术的成本一直在快速下降，大多数小规模的企业也能采用这些技术。
    皮奥里和塞希尔指出，如果需求是稳定的和充足的，以泰勒制的劳动组织为支撑，任务被进一步分化，劳动力技能被机器替代的大规模生产是有效率的。一旦需求稳定性不复存在，企业对此的反应是以弹性技术和范围经济来组织生产，可以通过以细分市场区域为目标的弹性生产来实现。劳动组织涉及分化了的任务的重构和劳动力技能的恢复，向弹性专业化的转变被认为消除了无弹性的泰勒制等级管理结构，从而有利于形成弹性的、扁平的、不严密的结构。当泰勒制劳动分工和任务细化让位于一个更人道的劳动组织时，劳动本身也在改变。在弹性专业化中，劳动以工艺原则来组织，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被废止了，工人被给予更多的职责和自主权，从而劳动力技能得以重建。这种技术范式以下面这个观点为前提：计算机化代表着与福特主义技术模式的脱离。计算机适应并加强了使用者的生产能力，它恢复了操作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从而是机器从属于操作者，而不是操作者从属于机器。[4]
    在专业化基础上小企业结成了动态的联盟，利用集体的力量进行发明创新，以不断扩大它们的市场并独立于大企业，形成了弹性专业化企业网络。从世界各国来看，弹性专业化存在着四种具体形式：中小企业区域积聚(regional conglomeration)、企业联盟(federated enterprises)、自我为中心的企业(solar firms)、工场式工厂(workshop factory)。
    从微观角度看，弹性专业化范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弹性加专业化。弹性意味着不断地借着对各部分的重新安排来重新设计生产过程，但同时这些企业又是专业化的，所以重新安排受到产品本身和物质上的限制。二是限制进入。因为网络是以是否有权享受网络区域内福利为界限的。三是对竞争的鼓励。由于想在网络中的既有等级中占有更好位置的内部动力和网络外部的竞争压力，网络鼓励企业进行产品、工艺、设计和过程的持续创新。四是对竞争的限制。网络对有害于持续创新竞争如竞相压低工资、降低劳动条件的策略进行限制。但这四个特性的实现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竞争与合作相协调；二是如何解决整个集体所必需资源的再生产与集体中每个个体缺乏诱因去生产这些资源的矛盾。皮奥里和塞希尔指出，解决这一问题不可能依靠价格，而必须依靠认同(identity)，实现认同应该把生产活动融化到社区更大的生活中去。地方自治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家族主义或家长主义都有助于形成特定的社区。[4]
    二、弹性企业模型(the flexible firm)
    弹性企业模型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阿特金森(Atkinson)于1984年提出的。[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模型在欧美激进学者中得到广泛应用，我国台湾有许多学者也利用这一模型对台湾企业外包网络进行了广泛的实证分析，[6] 但是中国内地学者还没有注意到这一模型。
    弹性专业化强调了技术在促进弹性中的作用，而弹性企业的焦点放在企业内部的劳动组织和雇用方式上。它认为要把三个不同的但都很关键的理论综合起来。第一个是把劳动力划分为特定劳动市场类型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第二个是以劳工法为核心的观点，考虑特定工作的合同安排，如合同期限、雇员权利和职业养老金、疾病补助等福利；第三个是关注劳动过程中管理部门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两对概念：核心和边缘(core and periphery)，功能弹性和数量弹性(functional and numerical flexibility)。
    像弹性专业化一样，弹性企业模型的发展也被认为是对消费者需求样式的变化无常和随之导致的市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反应。根据这个模型，导致了企业需要采取弹性的工作和雇用方式来实现生产的弹性。核心—边缘这对概念既适用于大规模层面的雇用结构，也适用于企业内部核心和边缘劳动力的两极分化。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强调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划分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即劳动力被分为能获得更多薪资、技能水平更高和职位稳定的核心工人和处于更低的薪资、技能水平低、不需要培训、不稳定的边缘工人。①
    阿特金森认为，核心劳动力提供了功能弹性化，这是考虑到他们所拥有的多种技能和他们能在多种任务之间转换；另一方面，边缘劳动力提供了数量弹性化，因为他们技能低，更容易被解雇和抛弃。这一群体包括无技能的和半技能的日工，兼职的季节性的临时工人或那些签订短期合同的工人。
    在企业层面上，核心—边缘被认为代表了为适应变化的产品市场而增加弹性的雇用战略。全职的核心工人对生产过程非常重要，他们为企业提高了功能弹性化。另一方面，边缘工人处在边缘，容易被遣散，因为当企业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抛弃。把兼职工人定位于边缘的一个形成部分的做法来自于这样一个假定：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不如全职核心工人对生产那么重要，同时兼职工人一般很难获得职业福利，如公司的养老金计划，员工权利比全职工人更少等②。这一模型如图1所示[5]。
     
    弹性企业模型的本质是数量弹性化的概念。边缘工人被认为通过劳动力的规模来向企业提供弹性，而数量弹性化被看作是对变化着的和不确定的产品市场的反应。企业既可以通过短期合同、中介以及自我雇用的方式来雇用这类工人，也可以通过下包以及分包利用小企业内部的工人来实现。企业并不需要边缘工人对企业高度的组织承诺，只希望通过这些雇用方式，能借着由不同劳动合约的运用和工作时间的安排，在任何需要之时都可以随时增减这些边缘员工，以便使人数和类型都能符合企业生产的需要。这样一群劳动力除可以同时满足工作时间和职务要求的变动外，不仅对无法预测的市场变化迅速作出反应，还能更有效地降低单位劳动成本。
    阿特金森用功能弹性化这个概念来分析企业内部核心劳动力中劳动组织的变化。与把工作分解成细碎的专门任务的福特主义生产组织不同，弹性企业中的核心工人行使着多种职能，即提供了功能弹性化。功能弹性化需要的是多方面技能，主要表现为一些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涉及工人应用其他工业技能的横向工作融合，如装配工要通过训练才能完成基本的焊接工作。第二种形式是纵向的任务融合，这涉及工人要完成那些技能要求更高的任务，而这之前是一个独立的团体的专长。如机器的操作者现在要行使更广泛的包括安装、维护和修理机械的职责。
    阿特金森指出，企业可以采取下述方法中的一种来实现功能弹性化。[7] 第一种方法是用另一个同样严格但更宽泛的分类去替代原来的严格的事先定义好的工作分类。第二种方法不涉及事先定义好的任务分类，而是建立弹性的原则。它要求工人能完成所有他们有能力完成的工作，并在公司需要时完成任务。从而这种形式的功能弹性化涉及劳动的有效利用，这种有效利用要与企业的需要一致，而不是与现在对工作的描述一致。核心工人可以创造并维护企业的核心价值，直接从事企业经营的关键性活动，不容易被取代。他们给企业带来独特性，以保持对外竞争力。因此企业必须采取全职性、安全性、高工资的长期雇用策略，以避免核心员工的流失。
    三、新竞争和系统集成理论(the new competition & systems integration)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日本、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的工业生产率不仅相对衰落，而且出现了绝对恶化的现象。在对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和企业发展的比较研究中，贝斯特(Best)提出了“新竞争”理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1970年以来一直处于衰落的美国东部128公路地区重新复兴并呈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如何解释美国东部128公路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复兴，在“新竞争”理论的基础上，贝斯特提出了“系统集成”理论。[8]
    (一)新竞争理论
    贝斯特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率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在其他地区出现的新竞争，这种新竞争是以不同的产品和组织概念为基础的企业所引领的，它体现在各种各样的企业网络之中，从意大利为进行共同销售、技术改进、金融保险而通过合作协会联系起来的小企业集群，到协调贸易公司、银行和制造业企业的巨大的日本企业组织集团，都是如此。新竞争的实质是基于熊彼特式的时间竞争。它包括两个层面：(1)加工时间上的经济，注重的是全过程效率；(2)新产品设计时间上的经济，注重的是持续改进的效率。成功不仅取决于成为最低成本的生产者，而且取决于产品开发和产品转换时间的最小化。新竞争包括以下四个层面：创业型企业、产业链不同阶段间的协商性协调、协调竞争与合作的行业组织、战略性产业政策。
    新竞争的核心是创新型企业，即按照从上到下组织起来以实现生产方法、产品和过程等方面都持续改进的企业。这种对持续改进的追求是一种以产品为主的战略，它将创新活动从个人行为重新定义为集体行为，通过优化产品设计来增强竞争优势。创新的来源并不严格限于专业工程师的洞察力，而是一种不断进行的解决问题和认知新问题的社会化过程。持续改进的思想来自包括消费者、工人、供应商、职员和经理等所有人。作为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创新涉及从事不同活动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成功取决于保持组织的弹性，这种弹性反过来又要求组织致力于问题的解决，对细节坚持不懈的注重，以及在日常工作中思维和行动的结合，促进团队合作。
    生产上的持续改进，必须考虑在同一产品链上不同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的企业之间的协商性协调或合作。在快速技术变革的时代，企业之间合作的压力部分来自于解决问题的竞争导向。对于买卖双方来说，投入的销售方和产出的购买方都可能是思想的来源，在任何一个阶段上的技术变化要求对所有相关生产阶段的设计进行修改。解决问题要求长期协商或网络化的关系，“共享的网络化规范”使企业之间思想的交流以及物质材料、货币和产品的周转成为可能，促进了在高度专业化活动中的长期投资。
    使个人对共同利益负责的手段是建立企业之间合作的机构。合作可能由企业外部的机构(如准政府机构、贸易协会和职业团体)来实施，它们有助于确认集体并实现共同利益。实施行业战略是实现熊彼特式非价格竞争形式的共同利益的一种手段。具有战略性管理的企业协会能够促进行业的长期发展和竞争，发展对新挑战的相互适应的能力和对新机遇集体反应的能力。
    企业之间的合作只能确保对行业长期的基础性发展的承诺；企业之间的竞争只能确保企业仍然具有创新竞争和对新挑战及机遇富有敏感。这需要地方或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协调竞争和合作之间的矛盾。成功的产业政策的首要因素是对市场的创造性利用和形成新的市场，其次应以生产为核心而不是以分配为核心来促进生产中的持续改进，最后产业政策的目标是稳定地增加资源的附加值，在一组企业中发展一种组织和战略上的优势。
    (二)系统集成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通过模仿日本、欧洲一些地区企业组织的先进模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美国一些企业进行了广泛的重组活动。重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卖掉企业不擅长的业务单位，削减规模；实行企业再造工程，加快技术和产品创新速度；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与供应商建立起长期协商性关系；利用合资或分立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等等。在企业组织日益网络化的同时，美国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在很多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重新获得了国际竞争优势。如何理解美国工业尤其是128公路地区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复兴？贝斯特提出了“系统集成”理论。[9]
    贝斯特在国民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层次上，把“系统集成”定义为一种在技术和组织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产和组织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赖于领头企业的发展，而领头企业所采用的商业模式和生产体制极大地影响着能力和技能的产生、发展和扩散。“系统集成”就是带领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复兴的发动机——领头企业所采取的一种新的创新模式。
    “系统集成”既是新产品开发的驱动力，也是生产的组织方式，二者被结合为同一个过程。“系统集成”对领头企业的挑战在于，一方面必须保持批量生产的持续流量，另一方面必须保持产品的持续创新；前者要求把在产品设计和工艺上的迅速变化集成到生产过程中，后者要求把元件和亚系统中迅速变化的技术集成到产品的创新中。集成或整合亚系统的技术变化不是简单的添加，尤其是因为亚系统具有独立的设计和开发动力，所以亚系统之间的互动具有动态反馈的效应。因此，“系统集成”包括在个别元件或亚系统层次上和把亚系统集成进一个整体生产系统的两组设计规则。集成创新就是在产品的市场概念和产品的可供技术资源之间通过选择和集成创造匹配性，这时，产品形式适合产品使用关联环境就成为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环节，企业必须把握对元件及接口界面的设计规则，进而保证集成。
    “系统集成”通过“开放系统”的产品架构把网络化的企业集群连结起来。领头企业一般不自行设计生产设备或补充元件，而是确立生产设备和零部件的参数，并对生产设备或零部件制造商提供这些参数。在企业之间的关系层次上，美国领头企业的设备或零部件制造商超过1000家，其中大多数的年销售额在100万美元～1000万美元之间，具备“系统集成”所需要的来源多样化的设计能力。这样，在产品层次上，集成创新以开放的产品架构从外部供应商处集成多种来源的技术。
    基础研究被通过创新和技能形成的地区模式整合到新产品开发中。领头企业不再投资建立独立的研发实验室，而是建设全规模实验工厂(由技术集成团队来运行)，新产品开发同时又是新工艺开发，实验与生产在同一地点和完全真实的运行条件下进行。这样，领头企业就将新产品开发与制造融合在一起，以产品的架构为基础，对外开放整个系统标准，与产业链上供应商和用户紧密联结，建立起将基础研究与市场需求联系在一起的网络集成创新制造系统，既促进了企业自身能力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美国领头企业可以通过开放的产品架构把元件和设备供应商纳入自己的创新过程，既获得了工业集群的支持，也带动了地区的发展，使美国工业得到复兴。
    无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都着眼于简单而持续扩展的交换关系分析，将企业网络视为市场自行调节而且产生最优社会效果的先验概念，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理性的论证，都存在一系列问题。[1] 激进学者的范式开辟了新的视角，指出企业网络组织以生产和交换关系(不是简单的市场关系)为基础来运行并进行再生产。具体说来，激进学者对企业网络的分析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理论特征：
    第一，将技术、组织创新和市场结合起来分析企业网络组织的产生。在激进学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市场的新变化：以持续性产品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式竞争出现。市场本身被看作参数，企业面对市场的变化，积极、主动进行创新，而不是消极适应。
    第二，着眼于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分工。上述激进学者都阐明了企业内部分工的变化，指出流水线式的分工不适合持续性产品创新的新竞争，必须把劳动的概念和执行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型的劳资合作关系，因为“技能的增强现在有一个新的作用，即必须授予关键的弹性技工以生产改进中最重要的角色和在劳动力中的核心地位。”[5]
    第三，企业网络内不同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竞争的关系源于技术创新的新特性和降低成本的必要。以个性化选择和竞争为特征的体制显然不足以作为这个过程的支撑因素，维持这种关系有赖于相关企业以及企业内部员工的主动学习和主动配合，实现这种主动学习和主动配合必须依靠互换行为和社会规范(认同)作为整合分工的长期性机制。
    上述激进学者的分析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网络的形成，不仅受制于该国或地区所处的特定时间和地点，而且也受制于已经走过的道路。例如，弹性专业化理论关注的“第三意大利”中小企业集群、“系统集成”理论关注的美国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与日本大厂商形成的弹性核心—外围企业网络模式相比，既具有一致性，也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恰恰是这些国家或地区过去发展的“遗产”。“第三意大利”的竞争优势和美国领头企业重新获得的竞争优势，恰恰是把本国或地区的“遗产”与企业网络发展的一般趋势结合起来的结果。实行这种结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地区政府必须建立一种战略性的产业政策；二是建立推动熊彼特式竞争、抑制价格竞争的社会调节机构。在中国供给大于需求的市场格局下，如何着眼于地区特点，发展以熊彼特式竞争为基础的多样化企业网络，更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
    ①把劳动力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最早出现于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核心—边缘劳动力的形成，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显著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结构性的劳动市场条件和劳动市场的供给，因此，劳动市场分割是劳动市场的一个特征。
    ②包括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几乎没有晋升机会，在工作中没有自主决策和监管的职责。
参考文献：
        [1]刘东. 回应企业网络对经济学的挑战[J]. 南京社会科学，2003，(1).
    [2]李新春. 企业联盟与网络[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3]朱彤. 网络经济、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产业与经济学：不同研究视角的比较[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1).
    [4]M. J. Piore, C.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1984.
    [5]J. Atkinson. Manpower Strategies for Flexible Organizations[J]. Personnel Management, 1984, ( 8) .
    [6]柯志哲，张荣利. “我国”钢铁业协力外包制度之探讨：一个“弹性企业”的观点[Z]. 2004年台湾社会学会年会论文，2004.
    [7]J. Atkinson. Flexibility of Fragment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Labour Market in the Eighties[J]. Labour and Society, 1987, ( 11) .
    [8]M. H. Best. New Competition: Institution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M]. Cambridge: Policy Press, 1990.
    [9]M. H. Best. The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Renewal of American Indust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