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苏京春：“理性预期失灵”的发生逻辑及其矫正路径——从供给管理视角对政府调控与作为的探析

    本文针对支撑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理性预期”理论提出了“理性预期失灵”命题，梳理了这种失灵的发生逻辑，并就“柠檬（次品）市场”、不完备信息市场和“动物精神”非理性行为等作出分析，进而讨论对理性预期失灵的矫正路径，从供给管理视角提出了思路和建议。
    所谓“理性预期失灵”，是指在国民经济实践中必然存在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失效的领域，这一领域至少包括三个观察面：一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柠檬”市场，二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不完备信息市场，三是以“动物精神”为代表的非理性行为。
    结合我国的实践，达成矫正“理性预期失灵”的目标，仅仅依靠需求端的货币政策、总量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在充分注重于全面深化改革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方面，需要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十分重视理性的“供给管理”。落实到方针政策层面，可从以下四方面考虑：1. 把握科学发展，注重结构优化；2. 认识“柠檬”市场，加强制度供给；3. 理顺价格机制，疏通信号渠道；4. 化解“动物精神”，落实“八字方针”。
    以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斯坦福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为代表人物的理性预期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在继承古典学派理论及观点的同时，增强对“理性预期”研究，从而成为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关键，其假设是：第一，价格和工资是灵活的；第二，人们可以充分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来做决策；进而第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强调的预期，是没有系统性预测错误的预期，或可以称为“无偏”的预期，亦即理性预期。在政策方面，该学派认为如果存在理性预期，那么政府的经济政策便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它从基础理论逻辑层面支撑了其后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大行其道。然而，我们发现，当以理论联系实践、指导实践的时候，诸多假设条件下的理性预期实际很难得到现实生活的充分对应，在非完全竞争、价格与工资并不充分“灵活”和人们难免囿于信息不对称的局限而又必须有所决策的情况下，其实合乎逻辑地需要讨论和认识的一个命题，是“理性预期失灵”。在对“逆向选择”、“不完全信息”和“动物精神”进行再解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沿着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 Akerlof）、迈克尔·罗斯查尔德（Michael Rothschild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J. Grossman）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等学者的研究序列，并纳入关于博弈论的相关思考，恰好可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理性预期失灵”逻辑线索。
    我们认为，所谓“理性预期失灵”，是指在国民经济实践中必然存在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失效的领域，这一领域至少包括三个观察面：一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柠檬”市场，二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不完备信息市场，三是以“动物精神”为代表的非理性行为。虽然早在1959年雅各布·马尔萨克（JacobMarschak）就已提出“信息经济学”一词，但直至随着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而引发学界对“完全信息”的争论，对不完全信息以及信息经济的重视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随着研究的深入日趋完善。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在经济学理论界各色各样复辟和开拓的浪潮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将研修已久的凯恩斯“动物精神”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重新带回学界的视野，并将其认定为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由此可见，对“理性预期失灵”的思考随着20世纪70年代起第一轮对“完全信息”的争论和21世纪初第二轮对“理性”的争论，已有围绕着理性预期理论逐步“离心”的趋势。在更多感受着市场不完备、竞争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之约束的“中国特色”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前，我们更需要认清理顺“理性预期失灵”命题中的逻辑，结合中国国情对其作出解读，以探求行之有效的矫正路径。
    “柠檬”市场和“逆向选择”
    所谓“柠檬”市场（LemonMarket），实际上就是次品市场，也可以称为阿克洛夫模型市场（1970年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发表论文提出这一表述而得名。“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意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依托于通俗易懂的二手车市场，关于“柠檬”市场的认知阐述了这样的逻辑：由于市场中总是存在“柠檬”（次品、劣质品），商品的质量并不总是一定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而买家和卖家针对这种质量的不确定在信息掌握上并不是对称的，卖家往往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这些导致原来应由需求方选择商品的逻辑出现逆转，转而由供给方选择是否将商品售授予需求方，即所谓“逆向选择”的出现；最终的后果，是导致“柠檬”市场出现类似于格雷欣定律（Gresham’sLaw）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劣质品逐渐将优质品驱逐出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中商品质量趋于下降，市场规模缩小。由于商品质量情况的不确定且买家和卖家掌握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势必导致的逆向选择，可作为“理性预期失灵”逻辑的第一个观察面。
    （一）“柠檬”市场的中国例证
    “柠檬”市场中阐述的逻辑可应用的范围相当广泛，尤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柠檬”市场爆发阶段。与二手车市场类似的二手商品市场自不必赘述，就中国改革目前遇到的带有攻坚克难性质的一些具体问题而言，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等，结合“柠檬”原理均可诉说一二。
    1．中小企业融资难中的“柠檬”原理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融资市场的“柠檬”市场特性非常明显：由于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中信誉度低的“柠檬”太多，从而导致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等融资服务，而在信贷市场中，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当严重，导致资金供给方会对服务对象进行非常苛刻的选择。在“柠檬”原理的作用下，即便在对金融机构实施多种压力或是扩大资金池等措施下，上述情况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大银行起主导作用的正规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排挤还会体现逆向选择，所挤出的中小企业若选择继续生存，则会流入非正规金融市场，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黑色金融”、“灰色金融”势头，并实质上进入到真正的“柠檬”（次品）市场。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中小企业在继续承受逆向选择的基础上，还要承担放贷人规定的高利率，一大批短期拆借、地下钱庄等非正规金融，会不断重复劣质金融驱逐相对良质金融产品的过程，导致中小企业不断被“黑色金融”吃掉。
    2．大学生就业难中的“柠檬”原则
    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与高等教育规模激增以及人才培养与就业存在结构性问题等息息相关，但除此之外，大学生就业市场实际上也存在“柠檬”特征。在目前的高等教育机制下，大学生个人素质高低不同、良莠不齐的问题比较严重，实际上存在大量“柠檬”，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也就会不断抬高门槛，于是就业市场上出现非常明显的逆向选择。近年出现的“考证狂潮”实际上就是市场为了克服“柠檬”特征而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
    3．思考：有没有隐性的“柠檬”市场？
    在“柠檬”市场的原始应用中，阿克洛夫特别提及了信贷市场，而我们发现，我国的信贷市场中“柠檬”特征是隐性的。以地方债务为例，由于已存在大规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我国法律上一般不允许地方发债，强调地方财政量入为出，从而导致地方债务赤字堆积。比照“柠檬”原理，金融机构对这些带有“柠檬”性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逆向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柠檬”原理没有起作用，而是由于金融机构在评审的时候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视为一体，从而将其划出了“柠檬”的范围。除了地方债务，国有企业债务也与此有着类似的逻辑，将部分具备“柠檬”性质的国有企业划出“柠檬”范围的主要原因，也是基于企业与政府“一体化联通”性质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够由于体制性原因掩盖了“柠檬”市场而导致忽略其存在，而应当与其他可认识到的失灵一起矫正。
    （二）“柠檬”市场的纠正手段
    纠正“柠檬”原则，主要有四种手段：第一，依靠委托—代理的原理，引入第三方来对“柠檬”进行保证，从而摆脱逆向选择负面影响；第二，支持企业创立品牌，依靠品牌将自身与“柠檬”进行明确划分；第三，在品牌效应基础上的连锁经营也是有效方法之一；第四，引入和适当扩展许可证制度，将“柠檬（次品）”与质优品进行划分，防治由劣质驱逐良质而导致市场萎缩。
    不完备信息市场和“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
    在“柠檬”市场基础上，对不完备信息市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共同构成“理性预期失灵”逻辑的第二个观察面。
    第一，斯蒂格茨等研究了在不完备信息下竞争性市场的均衡问题，对此的经典结论有三：“不完备信息市场中，具有完备信息的竞争者可能限制消费者可以购买的数量，这不是出于建立垄断的意图，而仅仅是为了改善他们的信息状况；均衡有可能不存在；竞争性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由此可见，在不完备信息市场中，即使在理性预期假设下，理性人首先不能获得完备的信息从而做出理性选择，其次要受到信息完备理性人所作选择的影响，也即不完备信息下的静态或动态博弈，从而产生距离完全信息和理性预期假设下理性选择更大的偏差。以我国近20年来的房地产市场为例，若将市场中的微观主体简单分为高风险偏好消费者和低风险偏好消费者，那么在20年前，高风险偏好者会对房产选择投资，而低风险偏好者会对房产选择自住。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偏好下，高者与低者的行为之间存在博弈，并且高者对风险的偏好直接影响着低者的行为选择。例如：设高风险偏好者可接受的风险偏好值为A，而A决定下的房产价格为P，那么，当A变小时，P会随着降低，即更趋于低者所能够接受的价格，从而激励低风险偏好者买房，改变原来由于规避风险而做出的不买房的决定。尽管高者和低者当时分别达到自己在博弈中的纳什均衡，但却并没有达成帕累托最优，在不完备信息的影响下，随着房产价格的上涨，高风险偏好者与低风险偏好者逐步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
    第二，通过引入价格分析研究不完备信息市场中信息的流动情况。这项研究的结论认为价格并不能够完全反映所有的可利用信息，尤其是信息拥有者的信息，并基于此提出了“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如果均衡价格完全揭示私人信息，那么由于存在“搭便车”的动机，每个无信息的人都不愿意付成本来成为有信息的人，更不必谈信息的价格机制。这一悖论有力地反驳了有效市场假说认为个人无法依靠搜集信息而获得超额收益的观点。由于总体而言拥有信息者一定比无信息者做出的选择更好，所以无信息者会选择成为拥有信息者。在此过程中，理性人首先不能获得完备的信息从而做出理性选择，其次要受到信息完备理性人所作选择的影响和自己的信息从无到有对理性选择的影响，最后还要受到自己获取信息所承担的成本对行为选择的影响。
    “动物精神”等非理性行为
    与20世纪70年代起对“完全信息”争论的重点不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经济学理论界掀起的各色各样复辟和开拓的浪潮中，同样是以阿克洛夫为代表的“动物精神”将争论重点转向“理性”假设。除动物精神以外，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羊群效应”、“反身理论”及“王庆悖论”同样揭示了经济行为中的非理性，成为“理性预期失灵”逻辑的第三个观察面。
    （一）动物精神
    “动物精神”实质上是经济行为中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应的概念，指非沉稳的动机、情绪化本能式的非理性的行为。凯恩斯首先提出了“人们的积极行为大多基于自发乐观主义（SpontaneousOptimism），而不是理性预期”的表述，他在试图解释经济偏离充分就业的原因时，认为“我们用于估计铁路、铜矿、纺织厂、专利药品的商誉、大西洋邮轮或伦敦市内某栋建筑未来10年收益的这些基础知识并没有多大意义，有时甚至毫无用处”，人们的决策“只能被视为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导致的结果”，来自人们“想要采取行为的自发冲动”，而不是“量化收益乘以其量化概率的加权平均值”。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对此表示了完全的赞同，与此同时，发展了动物精神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认为“它（动物精神）现在是一个经济术语，指的是导致经济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的元素；它还用来描述人类与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观点中，对动物精神词性的界定应当是中性的，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赋予我们能量”，其消极的一面在于“被它麻痹”。显然，从创始者凯恩斯到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无论采用形象描述，还是采用逻辑提炼，动物精神的实质其实就是非沉稳的动机、本能式情绪化决策和非理性的行为。几年前当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波席卷全球之际，有美国学者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撰写的《动物精神》一书译成中文（2009年中信出版社版），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后，罗伯特·希勒也曾在其金融分析研究中应用对“动物精神”的相关理论，认为“最终，人类所能做出的决定都是受个人情绪驱动的，决定的源头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的潜意识”。关于动物精神的内涵，创始者凯恩斯并未系统地给出定义式解说，而继承者阿克洛夫和希勒则对此颇具见解，认为内涵主要包括五大维度：信心及其乘数、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故事。然而，这五大维度若落实到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则可以包括信心、公平、未理顺的机制和“钻空子”式欺诈、货币幻觉、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等五大因子。
    动物精神的五大因子对经济生活都会产生影响，易引发经济“非理性繁荣”，其逻辑路径是：第一，信心和信心乘数的存在，导致一定阶段上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盲目乐观，从而加大消费和投资，使宏观经济看上去更加繁荣；第二，未理顺的机制和较普遍“钻空子”式欺诈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堆积的矛盾问题得到“维稳”式暂时缓解；第三，货币幻觉的存在导致微观主体不能够认清名义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非理性地增加消费和投资；第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压力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扩大赤字来提高福利水平，使短期内生活状态有很大改善却无可持续性。这种非理性繁荣会带来许多发展问题：第一，信心和信心乘数存在的行业和领域往往与过度投机行为相关，从而催生了宏观经济的泡沫；第二，未理顺的机制和欺诈缓解的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而是矛盾后移，可能积重难返，对经济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第三，货币幻觉的存在会明显冲减社会再生产中的平衡因子，制约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第四，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编写的故事导致微观主体无法正视自己的发展阶段，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福利赶超最终可能会将国民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五，在这种种扭曲下，往往忽略了公平的真实底线，导致社会问题层出。
    （二）羊群效应
    所谓“羊群效应”，最早是隶属于动物行为和心理的研究范畴，而后纳入心理学或管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后又为微观经济学所用，分析微观主体的行为特点，亦称为“从众效应”，是指微观主体经常受到多数人的影响，而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者行动，这直接影响消费者偏好，并影响供求理论中所使用的价格偏好产生的行为选择结果，与微观主体“理性”的假设偏离。现实生活中，羊群效应的现象非常广泛地存在。结合以上对动物精神的认识与分析，可知我国目前某些区域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越调越高”，实际上是在未理顺机制情况下，民众受到信心及信心乘数的影响，并形成“炒房团”式羊群效应的投机热潮，这已无法由宏观经济中消费者理性预期和理性行为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主要体现的是动物精神和羊群效应支配下纷纷做出的非理性选择。此外，我国目前对外来品牌的盲目信赖、扎堆购买等也是受到羊群效应的影响，而这些行为选择均无法利用传统模型和理性预期理论来解释。
    （三）从“反身理论”到“王庆悖论”
    所谓“反身理论”，是指投资者根据所掌握的市场信息来预期走势并据此行动，而与此同时，投资者的行动也反过来影响、改变市场原来可能出现的走势，并且这种相互影响会一直持续，从而永远不可能有人能够掌握完备的信息，从而做出偏离理性的选择。与索罗斯提出的“反身理论”逻辑类似，王庆基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提出了“王庆悖论”，是指由于对未来经济发展预期越是乐观并形成高度共识，反而会在资本市场上引起未来收益当期折现的泡沫化，从而越有可能导致该预期无法实现的“悖论”：资产价格作为对未来现金流的贴现会体现对未来的预期，而中国经济尚处于相对低的水平，正在追赶发达经济体，加之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于是比较容易形成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路径的高度乐观共识，这种乐观预期会反过来影响资本市场，通过金融市场机制的贴现功能，很容易在短期内推高资产价格，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化，从而导致对未来非常乐观的预期反而不能达到，从而陷入发展的“悖论”。
    理性预期失灵的矫正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的实践，达成矫正“理性预期失灵”的目标，仅仅依靠需求端的货币政策、总量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在充分注重于全面改革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方面，需要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十分重视理性的“供给管理”。落实到方针政策层面，可从以下四方面考虑。
    1. 把握科学发展，注重结构优化。
    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首先在提纲挈领覆盖全局的大层面，促进科学发展指导下的统筹协调。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注重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结合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理念、所指引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标，实质上更加针对于国民经济中表现为不协调、不均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结构层面，远不是单一调控需求和调控总量所能够达成。所以，贯彻科学发展观势必要求宏观调控从供给端发力，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来优化结构，促进协调均衡，助力科学发展。统筹协调是处理重大关系的重要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经济发展层面主要囊括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大方面，以及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层面。而实现统筹协调又特别需要依靠理性“供给管理”之下科学、创新、多方的制度供给。尽管存在“理性预期失灵”，但是某一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主流和未来发展趋势总体上还是有望沿着理性的主线，但很有必要加入对非理性的抑制我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理性预期失灵”的实质，就是要更为主动、积极、有前瞻性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结构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注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服务于“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和人民美好生活“中国梦”的实现。
    2. 认识“柠檬”市场，加强制度供给。
    如前所述，“柠檬”市场在我国也必然存在，有些为显性、有些为隐性，虽然按照阿克洛夫对“柠檬”市场矫正的理解，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但其实这四个层次归根结底都是强调对“柠檬”和质优品的区别，实质上都是在避免劣质驱逐良质而导致的市场萎缩。基于此，结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等类问题，应当切实加强相关制度供给。在缓解的层面考虑：首先，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为中小企业融资时的融资评估提供有用的独立第三方支持，例如：当中小企业采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抵押或者质押贷款时，此第三方机构可以为其出具具有说服力的证明以供其融资或担保时使用；其次，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在真实有效的基础上加强信息交流和信号传递的渠道，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第三，针对大学生盲目考证等寻求为自己“贴标签”来走出“柠檬”范围的方式，应考虑将学生在校成绩单等有效信息纳入用人单位的考量范畴，并优化竞争性面试机制以利于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和优化。在矫正的层面考虑：第一，有效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品牌塑造、企业成长、连锁经营的环境，并且注重监督、引导行业发展规范，建立健全许可证制度；第二，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着力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减少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柠檬”的数量，摆脱“柠檬”市场的制约。
    3. 理顺价格机制，疏通信号渠道。
    在不完备信息市场下，竞争的逻辑路径会更显复杂，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也较理性预期理论假设下更为多样化，而价格体系这一习惯上被视为传递信息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有效手段，在实际上的非完全竞争市场中，会有诸多细节尚未理顺，更不论价格体系不能够完全反映信息的情况了。基于此，我们仍必须首先注重理顺价格机制，让信息能够顺利传递；在此基础上，由于不完备信息下的竞争性市场往往不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产生如上文所述的贫富差距扩大等负面影响，所以制度建设和政策手段上应当注重尽量疏通信号渠道，加强信息的流通和共享，建立有效的信息平台，尽量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行为扭曲。
    4. 化解“动物精神”，落实“八字方针”。
    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羊群效应”和“王庆悖论”等引起的非理性行为，对策建议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的“八字方针”：第一，科学发展，统筹协调。在科学发展、统筹协调的大背景及其相关机制约束下，信心及信心乘数催生的虚拟经济投机行为才能够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而减少，机制公平和心理公平才能够在互动、互补中稳步提升，降低货币幻觉带来的风险，疏导化解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存留的未理顺机制问题，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坚持一脉相承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二，结构优化，升级提质。虽然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国民经济运行首先还是基于信息响应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理性预期而形成理性行为选择。换言之，某一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总体上还是有望沿着理性的主线，但亟应更为主动、积极、有前瞻性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结构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注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第三，制度供给，机制创新。对“动物精神”进行矫正和化解，应特别强调加强制度供给、推进机制创新，即释放改革红利。这能够有效引导公众的信心及信心乘数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机制公平和心理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助于理顺原有机制并减少“钻空子”式的欺诈行为，还有助于在必要时期通过提供真实有效的实时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减少货币幻觉。第四，后发优势，赶超战略。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特别注重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充分认识作为现代化阶段的相对“后来者”对相对“先行者”赶超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的基本实现前提，注重发挥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继续坚定落实经济赶超。
    总之，供给侧的结构对策、制度供给，经济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正确政策与有效作为（包括与其他主体的良性互动），应当为“理性预期失灵”的矫正提供路径。但这也必然成为对调控当局的一种挑战与考验。虽然“政策无效”结论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但是还原于现实生活，面对“理性预期失灵”问题，毕竟任何政策当局都无可回避地需要制定必要的政策，并努力地不断优化其政策。
    （作者分别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