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吗

    
    
    上次谈完万宝之争，不禁让我们问：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是否水土不服呢？如果不服，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之前说到，如果不能完善现代公司制度、建立非人格化的公司治理架构，在独生子女的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持久前景会打很大折扣。这一点是投资者和创业者都应该认识到的。那么，职业经理人市场怎么就难以建立呢？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在1860年代开启洋务运动。但是，为了学西方工业技术、洋炮洋舰，就需要大量资金，可是资金从哪里来呢？就如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谈到，“公司不举……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当时的改革派盛宣怀、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意识到：要做洋务就必需广泛融资，就必需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发行股票。
    公司进入中国的早期经历
    那么，在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公司制度后，实际经历又如何呢？第一家华人现代公司——轮船招商局是1872年成立的，当初也发行过股票。七十来年后，到1940年代，中国，特别是上海已经有一些股份有限公司。但总体而言，不仅这些公司还相当的人格化——比如南通张蹇的大生纱厂、上海荣氏企业很难说是独立于创始人的法人——而且在广泛范围内，商业组织仍然以传统家族企业为主。
    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云南三村》中，讲到云南玉溪1943年的情况。他们发现，在那时，玉溪旧有富商基本都走向衰败：“文兴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于1942年死去，其两个儿子已分家，均在家闲着。因无人手经营及洋纱缺货，洋纱号已停业。……冯祥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于1942年死去，死后家里兄弟七人分成七份，每家分得四十亩田，洋纱一包（值三万多元，1942年时价），铺面二间三层。洋纱号停业。……潘小臣家的衰败情况：本人已死了几年，家里留下妾一、子三、女一。大子二十五岁已结婚，……常好赌钱。儿子仍在中学念书，……铁矿请老家人照顾着，勉强维持局面。”
    两位作者总结道，“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
    费孝通、张之毅两先生调查到的情况不是特例，而是到民国后期仍然为普遍现象，甚至到今天仍然是“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文兴祥、冯祥这些创业者没有将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引进外部化的治理结构、培养“接班人”呢？他们的企业管理显然没有程序化、非人格化，为什么除了自己的亲属外不能在更广泛范围内招募职业经理人呢？
    与此相关的是实物资产的产权化。在云南玉溪，如果产权跟实物本身可以独立地存在、交易的话，那么，即使冯祥死了，也用不着让企业关门并将洋纱厂的物理财产拆分成7份，给每个兄弟一份，而是可以将其产权分成7股，并同时让企业本身继续运作。但这样处理的话，又意味着至少6位兄弟只能是不参与运营决策的被动股东，那么，这些被动股东又怎么对掌门的兄弟放心呢？如果出了问题，他们靠什么手段维权呢？
    法治架构的缺失
    实际上，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讨论过类似问题。1872年成立轮船招商局十一年后，在1883-1884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股灾，把公司制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全盘暴露出来。1884年发表在《申报》的评论就讲，“公司一道，洋人行之有利无弊，中国行之，有弊无利，非公司误人，实人负公司耳”！又说，“夫公司之设，学西法也，（中国）乃学其开公司，而不学其章程，……但学其形似，而不求夫神似”！
    由此可见，虽然现代公司制度进入中国后，为洋务运动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催生了许多新兴行业企业，尤其是矿业公司、轮船公司和银行，但是，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股票刚被商民接受，就很快变成了人们短期投机的工具，带来金融恐慌和股灾。这一方面阻碍了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使很多人对其排斥，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的反思。为什么现代公司会水土不服呢？
    只是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讨论中，有几个深层制度原因没有涉及到。
    第一，以前讲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核心特点是“有限责任”，而是否能够真正保证“有限责任”、保证公司是独立于创始人的法人，不只是一个书面规定就能实现的，还得看相配的司法是否到位、中立。正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公司律》的出现是1904年的事情，当初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所谓的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没有法律支持的空中楼阁。万宝之争的结局告诉我们，甚至到今天，公司并不是一个可以自然假定为既可自由流通、又可按章程治理的法人。
    第二，股份有限公司制度需要相配的民法、合同法、商法的司法架构。如果没有这些，关于有限责任、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约定都是没有意义、没有真实内容的。而这些法治架构又恰恰是传统中国所不具备的，所以，股份有限公司“水土不服”是必然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支持股份有限公司的法治架构呢？在深层次上，这涉及到儒家的“人情社会”主张，涉及到儒家重视血缘关系但轻视超越血缘网络的诚信架构。也就是说，中国原来没有尝试建立超越血缘、支持陌生人之间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构。之前我们谈到，儒家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农业社会生产能力的局限下，人们的确能在跨期价值交易和感情交流方面依赖家庭、家族。以名分定义的等级制度虽然阉割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但的确能简化交易结构，降低交易成本。
    但问题也出在此，因为当家庭、家族几乎是每个人唯一能依赖的经济互助、感情交易场所的时候，会让人们相信只有血缘和姻缘才可靠，即使创办企业也只在家族内集资，雇人也只相信自家人。
    既然儒家社会对不是血亲姻亲的人都不信任，不跟他们做交换，长此以往必然有两种后果。首先，外部市场难以有发展的机会。市场的特点之一是交易的非人格化，是跟陌生人的交易，是只讲价格、质量的好坏，而不必认亲情的。因此，“家”之内的利益交换功能太强之后，外部市场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此消彼长。而市场如果发达了，“家”的利益交换功能就要下降了，这也是为什么儒家要抑商。其次，由于陌生人之间的市场交易有限，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没机会摸索发展出一套解决商业纠纷、执行并保护契约权益的法治架构，合同法、商法以及相关司法架构就无生长的土壤。中国历代法典侧重刑法和行政，轻商法和民法，把商事、民事留给民间特别是家族、宗族自己去处理，原因也在于此。
    但是，超越儒家礼教、不认人情的法治体系，偏偏又是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所需要的，无论是前面讲到的“有限责任”，还是方方面面的委托代理契约，都需要相配法治制度的保障。由于现代法治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儒家社会而言是新鲜事，而现代公司又跟现代法治是一对双胞胎，所以，就有了薛福成描述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了！
    就这样，在当年的云南玉溪，即使文兴祥、冯祥、潘小臣想把部分股权卖掉，也不会有人敢要；即使他们去世前有一些非血亲姻亲的壮年人愿意做掌柜，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些外面的人；他们去世之后，即使有人提议按股权在几个儿子之间分配，多数儿子也不敢答应。就这样，传统家族企业难以走上非人格化的现代公司之路，企业管理超不出血缘姻缘，难以走上职业经理人道路。一旦创始人离世，要么真的把企业的财物赤裸裸地分掉，要么就等着“富不过三代”。
    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是：第一，十九世纪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实现强国梦，引入了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包括股票交易制度。但是，在第一个洋务公司轮船招商局创立后十余年，在1883-1884年发生股灾，体现了现代公司在中国水土不服。第二，由于现代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组合体，而传统的儒家社会又不给中立的“非人情”法治体系提供发展的空间，那么，在缺乏中立法治的中国社会里现代公司水土不服，不足为奇。第三，到了四十年代的云南玉溪，企业还是在创始人离世后要么关门分拆，要么就等着遭遇“富不过三代”。这是传统家族企业的典型宿命。要改变这种宿命，发展法治、职业经理人市场和活跃的股权市场是唯一的出路。
    （本文系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