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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现实市场定价具有明显的锦标赛制特征，其价格主要或仅仅与劳务或产品所属等级相联系，在劳动市场上还表现为工资随职位提升而呈跳跃式增加；因此，它既不遵循生产成本原则或劳动投入原则，也不遵循客观功用原则或产出贡献原则，从而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抽象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将高管的高薪与高能力相联系，并以教育水平来说明其能力大小。但是，由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来解释市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具有严重的逻辑缺陷，更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相反，通过考察自由市场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碎片化的衍生效应，可以更好地认识现代市场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真正原因。同时，锦标赛制定价还会激发过度竞争，激发短期功利行为，激发各种打埋伏行为和非道德行为，并导致相互间的信任不足和合作不畅等，从而往往是无效率的。锦标赛定价体系之所以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是不对称的；尤其是，权力碎片化发展使得极少数强势者拥有了市场定价的权力，而定价原则是基于特定主权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少数富人的效用最大化。正是基于锚定效应和权力分析框架的结合，就可以揭示出不确定市场中统一的锦标赛定价体系及其嵌入的利益导向。进而，考虑到市场权力碎片化带来的权力分散和放大这双重效应，企业高管就可以有效拥有股市机制转移并集中大量财富；这意味着，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并不能实质上缩小收入差距，而只是少数人攫取社会大众财富的遮羞布。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热衷于为市场定价体系及其收入差距辩护，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根基于一种方法导向的封闭性思维，以至在对现实的解释时往往陷入交叉混同谬误之中。
本文主要内容载《锦标赛制市场工资的性质拷问：公平性和有效性》，《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一、引言
《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一文剖析了市场定价中的锦标赛制特征，由此可以进一步认识市场收入的性质以及市场收入两极化的根源。事实上，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所遵循的不是生产成本原则或劳动投入原则，也不是客观功用原则或产出贡献原则；相反，市场中产品价格主要与其所属的等级相关，而产品等级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又涉及了社会权力作用（这包括了广告效应等）。[①]譬如，2018年5月，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抽查市面25款卷装厕纸就发现售价并不能反映性价比，售价每卷4.2元的最贵“厕纸王”得宝(Tempo)与售价每卷2.2元的最便宜“特惠牌”（SureBuy）获得的整体评分都是3分，而两款中价产品“维达”和“洁柔”则获得最高的4分。[②]再如，2018年4月，沈阳消协对25个大米样品进行检测后发现，2.5元一斤的普通大米不仅质量上完胜59.8元一斤的“天价大米”，部分营养指标也独占鳌头。[③]同样，对市面上的普通鸡蛋、普通土鸡蛋、初生蛋、绿皮蛋进行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含量、所含能量以及一些微量元素的检测表明，它们的营养价值相差无几，甚至普通鸡蛋的微量元素钠的含量还略高于初生蛋，但它们的价格甚至相差几倍。这些都反映出，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往往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同时，锦标赛制定价更明显地表现在劳动市场上，因为不同劳务所对应的岗位呈现出显著的等级性，而不同等级岗位间的工资差距则呈现出典型的锦标赛特征，进而这就构成了市场收入层级化的直接因素。由此，基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我们就可以对市场工资水平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有更深入的认识。
在现实市场中，锦标赛制工资体系还往往体现为这样的特征：社会职业和行业分成不同等级，不同职业和行业的人所获得的工资水平也相差很大；而且，等级越高，相邻等级之间的工资差也越大。相应地，不同职业和行业的工资水平也就构成了一种锚定值，不仅成为人们进入此行业时的工资谈判基准，进而也成了人们选择职业以及不同专业和大学入学成绩的参照系。显然，在商业和资本并购偏盛的当代社会，金融业的整体薪酬就长期位居各行业榜首；同时，随着近十年房地产价格的飙升，房地产业的薪酬水平也逐渐位居前列。根据2010年中薪酬调查显示，在各个行业中，金融保险类企业员工税前年收入达9.7万元，位居各行业之首；其次是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税前年收入达8.67万元。[④]正因如此，这些行业也就吸引了大量人才参与竞争，经济、金融专业是世界各国学生的报考热门。而且，尽管金融等行业的竞争如此激烈，但这些行业并没有通过工资下调来缓和竞争，而是通过不断上调门槛来排除一些竞争者；这样，即使经济危机造成了金融人才的大量失业，该行业的薪资水平也没有明显变化（降低），这也就体现了行业工资的锚定效应。Kruger和Summers的研究就发现，1923年工资相对较高的汽车等行业在1984年仍然是高薪行业，而原先低报酬的制鞋业等行业现代仍然是低薪行业。[⑤]
由此我们就需要深入思考：由锚定效应衍生出的锦标赛制定价是否合理呢？进而，撇开开合理性不论，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吗？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倾向于为市场定价辩护。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就认为，一个产品或劳务的价格既是其用途的决定因素，又是收入的决定因素，从而具有效率和分配双重效应。[⑥]问题是，价格果真能够显示一个生产要素（劳务）的生产效率吗？价格果真能够显示一个生产要素（劳务）的生产贡献吗？在很大程度上，这仅仅是现代经济学基于“理性”推理的一厢情愿，而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熊彼特很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将巨额的奖赏给予少数胜利者，而精心挑选的那批人的最大成就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赚钱；也就是说，他们致力于使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提升社会福利。[⑦]有鉴于此，本章着重从公平性和效率性两方面对锦标赛制的劳动定价体系展开系统的学理性解析，由此不仅可以深刻剖析现实市场中的工资制定原则，而且可以深刻揭示市场收入的性质以及市场收入两极化的根源，进而深层次洞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所存在的内在缺陷。
二、对市场工资的流行认知
流行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工资往往决定于他的劳动支出（计时工资）或劳动产出（计件工资），因而是公平的。这不仅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倾力宣扬，而且也为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固然，在既定工资体系下，工人每多生产一件产品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增加，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公平的。但问题是，人们在生产出的不同产品时所获得的报酬为何如此悬殊？以我们熟悉的授课薪酬为例：在当前中国的一些商学院，教师的课酬往往与课时量挂钩，上课多的老师所得课酬往往也会（同比例）增加，相应地，这种课酬制度也普遍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同时我们看到，普通教师给本科生（甚至硕士生）上一课时的报酬往往只有100元，而同院的一些“名教授”给EMBA上一天课却可得10000元的课酬。显然，这就带来了问题：不同类型的课酬为何会存在如此差异？这种差异合理吗？面对如此明显的现实问题，社会大众尤其是经济学家为何又会如此熟视无睹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就如布若威指出的，市场经济中的普遍认同仅仅是“制造”出来的假象，是基于“软”强制的“同意”。[⑧]
其实，运用社会权力-结构方法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上盛行的锦标赛制定价中嵌入了严重的不公平性。基本理由有二：（1）价格与生产成本或客观功用之间并不成正比，与劳动投入或产出贡献之间也不成正比，而主要或仅仅与所属等级相联系；（2）这种等级制价格还具有明显的超级累进制特征，以致高等级的产品或劳务所获得的价格或工资往往会远远超过其功用和贡献。一方面，就产品价格而言。例如，生产1斤酒往往都需要用2-3斤粮食，粮食的品质也相差无几；但是，茅台、五粮液等可以卖到数千元一斤，而其他品牌的白酒却只能卖几十元一斤。显然，这里的价格差异主要在于品牌等级，尽管也有能够显示其“独特”的工艺及其他条件等因素。另一方面，就劳动工资而言。例如，纽约市的民事女法官朱迪(Judy)在通过电视法庭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后所获得的年薪达3100万美元，而前最高法院法官考诺（Sandra Day O’Connor）的年薪却只有20万美元；同样，美国脱口秀节目“大卫牙擦骚”主持人大卫（David Letterman）的年薪是2500万美元，而一般大学教授的工资却只有几万美元。显然，朱迪和大卫的高额薪水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所占据的岗位（以及该岗位培育的能力）所赋予的，而这些岗位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薪水，又源于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
市场中的锦标赛制工资体系极其类似于企业组织中的等级，因为企业组织本身就是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企业组织中，职位越高，工资往往也越高；而且，越是接近顶端，职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大。当然，在大多数企业组织中，一个人的职位越高，他的权力和能力都会相应增大。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人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金字塔工资结构主要是能力而非权力的结果：市场竞争使得上升到高管职位的人不仅是稀少的，而且具有高超能力；相应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就会给予那些稀缺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与其能力相称的高额报酬。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丹尼尔.贝尔就指出，对于劳动和职位报酬的等级评定与市场几乎没有多少关联，只是有人希望为他们之间的报酬差距找到明确的理论依据才提出“能者多得”的说法。[⑨]
同时，一些经济学人还宣称，企业高管们之所以可以取得高额薪水，不仅在于他们是高能力者，更在于他们的决策会影响到其他成员乃至整个企业组织的生产力。也即，高管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业绩。显然，这也就是源自斯密的责任工资理论：所担负责任越重的职业和岗位，往往应该得到更高的工资。问题是，企业高管的责任果真如此之重吗？显而易见的，在团队生产的今天，不仅高管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和团体，任何职位的成员都会有如此影响。譬如，处于生产一线的钳工是熟练工还是生手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往往就甚大，一些流水线中的工人的失误或破坏行为甚至会导致整个生产过程的中断。既然如此，为何会形成如此悬殊的工资差别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于钳工等生产者这个岗位，有大量的工人来竞争众多的岗位，每个人都容易被潜在竞争者所替代，从而也就不敢实行背信行为，也不敢索取高额保守；相反，对CEO等企业高管这个岗位，往往只有少量人员来竞争有限岗位，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被各种显性或隐性规则排除在外了，从而也就有助于他们索取高额报酬。
最后，针对将高管们的高报酬与高能力相联系的观点，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何以能够认定高管们具有高能力？普遍观点是将之归结为教育。譬如，信息经济学就以教育文凭作为高能力的信号，其基本理由是，高能力者能够以更低成本完成学业，进而往往也就会寻求更高的教育水平或文凭以显示其能力。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这种认知也已经渗入到大多数的精英观点和社会舆论之中。例如，2007年1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面对一群享有极高薪水的观众发表演说时就提出两个观点：（1）收入不平等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过去25年多时间里一直在扩大；（2）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现代经济越来越青睐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因为受教育学到技能的人。[⑩]与此相呼应，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教育的视角对收入差距的拉大进行了解释。一方面，高水平教育随着教育体系的完善而促进了大规模的民主化进程，更多人掌握了新技能，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社会平均工资也有相应的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层次的技能的进步速度相当，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社会工资层级的不平等只是简单地向上平移。[11]另一方面，社会中往往有些人因接受更高的教育水平而成为顶层劳动者，他们不仅拥有独特的技能和新技术，
而且拥有较平均水平高很多的生产力；相应地，他们在市场中就取得了高额工资，乃至出现一个占1%、0.1%乃至0.01%群体的超级经理人阶层。
三、对两大辩护理据的审视
通过将收入差距与工作能力和教育水平联系起来，现代主流经济学人热衷于为欧美社会中呈现出的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辩护；进而，国内一些经济学人还将欧美的发达经济以及相应的高效率与这种收入差距相联系，并由此来批评传统国有企业的“大锅饭”弊端。在这些主流经济学人看来，收入差距既然是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那么就是公正合理的，也是高效率的。果真如此吗？其实，只要对现实市场中持续扩大的工资水平和收入差距等现象做全面的逻辑审视，我们就不难认识这种流行观点的片面性：市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并不能藉由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来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解释。这里继续做一分析。
（一）基于教育水平解释的审视
西方社会的一个流行观点认为，欧美社会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持续拉大，重要原因就在于，非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停滞不前或落后；相应地，收入不平等就主要归咎于中学角度的危机，社会底层无力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而致使收入相对下降。但是，一些学者却否定这种见解，基本理据是，教育差距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缩小。[12]进而，另有不少研究也已经表明，现实市场工资中的巨大差异只有很少可以用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来解释。[13]关于基于教育水平的解释观，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做一审视。
首先，现代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恰恰缩小而不是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既然如此，为何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事实上，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人才供给日益充足，乃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人们从教育中获得的绝大多数知识或人力资本与其具体工作性质之间的关联性已经越来越薄弱。也就是说，相对于工作的技能要求而言，目前的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超供给了，很多工作在正常情况下并不需要员工现有的教育水平或人力资本。正因如此，现实世界中就产生了这样的现象：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那些原先仅需要完成小学教育的工作现在要求完成初中教育，进而甚至需要完成高中教育，而原先勉强需要完成高中教育的则开始需要继续大学教育或研究生教育。
其次，现代教育体系的完善使得教育水平的分布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连续性，既然如此，市场收入分布为何反而呈现出日益拉大的间断性呢？明显的事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层10%群体的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稳步上升，尤其是最顶层1%以及0.1%人群的收入急剧增长，而原先的中产阶级却向下层流动。为此，皮凯蒂就指出，“这种顶层收入存在的明显间断性给边际生产率理论提出了挑战：从不同收入层级的技能水平变化角度看，无论采用何种标准，我们都很难看到‘前9%人群’和‘前1%人群’在教育水平、学校背景或职业经验上的不连续性。”[14]
最后，技术进步对顶端人群技能的分布改变应该以相似水平作用于所有国家，既然如此，为何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越来越呈现出增大的差异呢？明显的事实是，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它的工资不平等程度在21世纪初所达到的水平，不仅要高于任何贫穷和新兴国家的历史水平，而且也要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发达国家。更不要说，美国教育的普及度在当今世界是非常高的。为此，针对基于边际生产率的解释，皮凯蒂就质疑道：“就个人技能和生产率的不平等而言，美国真的高于半文盲状态的印度的近期历史水平（或目前的水平），也高于种族隔离（或后种族隔离）的南非吗？”[15]
（二）基于工作能力解释的审视
针对收入差距的技术偏向性假说认为，不同行业的而技术进步程度是不同的，从而也就导致了不同行业的工资差异。但是，一些学者却强调，工资差异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包括制造业的结构性衰退低薪服务岗位的大幅增加、政治诱导的最高所得税率下降以及其他各种产业、劳工和财政政策等。[16]同时，大量实证分析也表明，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并不能由员工的工作能力来加以解释；[17]相同技能以及同一岗位的工作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获得的工资差异更大。[18]关于基于工作能力的解释观，我们也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审视。
首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模型，在竞争性市场中，拥有相同能力的人在任何企业工作都将获得相等的工资，否则他就可以选择退出而转入其他企业。但在现实世界中，一价定律现象显然是罕见的。相反，阿克洛夫等人给出的证据却表明，具有相等能力的个人在不同行业或不同岗位上所获得的工资往往并不相同，而且，工资的高低往往与行业的利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19]
其次，按照能力决定工资的原则，一个人在能力稳定的情况下所得到的工资应该相近。但是，大量事实却表明，即使能力没有发生明显变动，一个人的工资也会因岗位升迁而获得跳跃式的提升。试想，那些因岗位生前而获得工资提升的管理者果真获得相应的技能提升了吗？Lazear和Rosen就指出，某人在某天由副总统提升为总统时，他的薪水大概要翻三倍，但很难证明他的工作能力也从这一天起翻了三倍。[20]
其三，按照能力决定工资的原则，与高额薪水相对应的高管岗位也应该由高能力的人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否则公司将因高管的收入高于其贡献而亏损或倒闭。但是，大量的证据却表明，现实社会中高管的位置安排往往是社会制度性的——或者是继承，或者是依靠社会关系，或者是其他社会影响力，从而与其能力没有多大关系。那么，这些并不出众的继承者在享受高额收入的同时为何没有使得公司破产倒闭呢？这正反映出，企业支付给高管的收入与其贡献并没有多大关系。
其四，按照流行的效率工资理论模型，那些努力水平难以监督以及劳动贡献难以测度的工作往往可以得到相对更高的工资，从而激励其付出更大的劳动努力。但是，我们常见的情形却是，监督和测度同样困难的岗位在不同行业中所获得的报酬却相差巨大：金融业会计所获得的工资就远远高于纺织业的会计，地产业的董秘所获得的工资也高于一般工业。同时，一些研究还表明，越是处于社会阶梯上端的人，在获得和维持其目的上也就越容易，越不容易遭受其他的打击而摔下来，因为他的社会资本更雄厚。
最后，无论按照劳动能力或贡献理论还是竞争理论，都无法说明欧美诸国中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急速扩大这一现象。例如，美国的这一比例在“二战”后的四十年间一直维持在40倍左右，但1985年后开始陡增，到21世纪初扩大到了350-550倍。[21]试问：难道这一段时间社会劳动技能突然如此拉大了吗？具有相似教育水平或技能的人在不同岗位上所作出的贡献果真变得如此之大吗？更不要说，按照桑德斯的看法，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美国普通工人今天挣的钱比他在46年前（即1973年）还要低；[22]此外，中国广东地区的劳务工资直到2006年之前的15年几乎没有上升，中国台湾地区2018年的劳务工资也只有17年前的水平。那么，试问：工人的教育水平以及劳动技能或生产力在这段时间没有得到提升吗？
总之，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工作能力都无法从学理上对市场收入的持续拉大尤其是企业高管薪酬的不断攀高等现象给予充足的解释。譬如，针对教育提高对收入均等化的影响，米德认为主要取决于两因素：（1）增加的接受教育者是富人还是穷人；（2）这些教育投资的成本有谁承担。在现实世界中，教育普及打破了富人对教育的垄断，公共教育资金则主要来自税收，而这些税收又相对较多地附加在富人身上。从这两方面看，教育的普及理应缩小收入差距。更不要说，“高等教育仍然是具有选择性的，而选择的基础将更多地向有能力的孩子倾斜，而不是富裕家庭的孩子。”[23]但现实情形显然恰恰相反。同样，针对欧美社会采用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将企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流行做法，斯蒂格利茨就指出，“高管薪酬（尤其在美国）已经过高，而且很难给这些基于股票期权的高管薪酬体系的设计找到正当的理由。股市表现的改善不应该被作为高管获得奖励的理由，他们在股市没有其作用。如果美联储降低利率，就会导致股票市场价格的增长，那CEO就不应该因此获得奖金分红。如果油价下跌，航空公司的利润和股票的价值就会提升，航空公司的CEO也不应该得到奖金分红。”[24]事实上，在流行的绩效工资理论支持下，企业高管们往往不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机制等方式来夯实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是热衷于通过兼并以及上市等方式壮大企业的规模，不是致力于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努力维护在位期间的暂时繁荣。
四、对市场收入的权力分析
既然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能解释现代市场收入的巨大差距，那么，市场经济中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本上，这还是关乎市场工资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市场权力碎片化与职位租
约翰.罗默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看作在有才能的个人之间组织竞争的最小机构，但更为充实而合理的观点应该是，把市场看作复杂的人为机构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的个人贡献也通过这种网络得到净化和提炼。[25]相应地，要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就需要考察自由市场中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碎片化所衍生的权力放大效应。[26]
第一，高级职位的数量往往受到控制而产生“职位租”。
按照穆勒、马歇尔等人的观点，这些稀少的固定职位就会产生出一定的“租金”，这也可以称为“职位租”。穆勒就写道：“办事员工作的艰苦程度不及砌砖工的十分之一，而其工作同砌砖工的工作一样容易学，其工作的不稳定程度也比砌传工要小，办事员一般都是终身职业。因此，办事员的报酬较高，看来部分是由于垄断的关系，即其所要求的那种较低的文化水平，尚未普及到足以产生相当数量的竞争者的程度，部分是由于受旧习惯残余的影响，即要求办事员必须具有薪水较高阶层的服装和仪表。”[27]同时，在现实世界中，所处于等级越是高的岗位，数量就越是稀少的，进而也就可以获得越是高的“职位租”。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两个典型例子。例1.一般来说，从事金融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很高（很多知识和技能都是在职业中掌握的），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轻松地跨过这个门槛，而且，时下也确实有大量的青年学子进入经济学院或商学院学习金融。显然，按照竞争规则，金融领域的工资也就应该下降到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既然如此，金融行业的工资为何依然高居不下呢？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业的那些正式岗位是数量固定的，这些岗位的设计排挤了大量的竞争者。例2.随着影视制作科技的迅猛发展，演员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接受长期的演技训练，这是小鲜肉们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原因。显然，按照竞争规则，演员的薪酬也应该大幅下降。既然如此，小鲜肉们的薪酬为何反而呈现不断攀升之势呢？根本上，这也就与一线演员数量的相对固定有关。究其原因，大多数人的记忆是有限的，耳熟能详的往往就那么十几个最多几十个人；相应地，为大众所熟识的那些少数人就成为一线演员，它们成为关注的目标，进而也就获取了这少量职位所赋予的高额“职位租”。
更进一步地，综观现代市场经济的各领域，不仅演艺界如此，文化体育界也是如此；进而，几乎所有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都存在如此现象，乃至那些处于高等级的演员、歌手、球员、律师、医生、作家、专家以及政客等都可以凭借其岗位数量的稀缺性而获得高额的“职位租”或“等级租”。
同时，“职位租”或“等级租”的大小在不同时空下又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与社会锚定值相联系，关乎人们的认知水平。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信息的膨胀和选择的多样化，进而也滋生出了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此时，市场主体在面对数量巨大的选择集时就需要收集、评价和处理庞大芜杂的信息，而理性的有限性则导致他产生出怀疑、焦虑乃至恐惧的心理。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境为市场产品的等级化提供了基础，因为它有助于市场主体将大量选项排除出去而做出快速选择，此时的权衡和比较也就局限于同等级的产品和职位之间，进而也就将这些“职位租”或“等级租”当做理所当然的存在。
第二，权力碎片化衍生出放大效应而导致决策权集中。
运用夏普利-舒比克权力指数的分析不难发现，随着权力的分散和碎片化，那些相对集中的权力将可以获得更大比例的决策权；相应地，那些拥有相对优势（具有较强特异性）的人往往就可以控制更大比例的资源，进而取得收入分配规则的制定权。理解这一点，我们只要考察一个现代股份公司的投票情形就可以了：在一个大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往往有股权占一半的（小）股东是不参加股东大会的，而参与会议的（小）股东往往又有一半没有其个人定见而成为沉默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股东往往只要掌握剩下股权的一半（也即，全部股权的1/8）就可以取得决策权。这反映出，在权力日益碎片化的市场经济中，累进制的锦标赛定价体系往往更容易产生和推广。在收入分配上具体体现为：一方面，第一名与第二、三名之间的绩效差距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等级之间的报酬差距变得越来越大。[28]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现实得到充分的经验支持：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快速普及，个体的能力差距相应地不断缩小，但同时，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并日益呈现出金字塔结构。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根本上就在于，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权力碎片化趋势，企业高管们拥有了越来越大的企业决策权。为此，皮凯蒂就写道：“这些报酬通常是由上级领导确定的。最高层的收入是由大公司或者公司薪酬委员会定的，而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薪酬几乎与大公司高管层的薪酬水平相当……既然无法准确估计每个高管人员对公司产出的贡献，那么在此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就不可避免地具有随意性，而且依赖高层关系和个人的相对议价能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那些有权决定薪酬的人天然拥有对自己慷慨的动机，或至少会对自己的边际生产率给出过度乐观的估计。”[29]事实上，“职位租”本身就决定于上层决策者所制定的分配规则，相应地，“职位租”大小往往就体现了权力的集中度，进而在现实市场中又体现出碎片化权力的放大效应。根本上，企业高管所获得的高额薪酬就属于这种“职位租”，而且这种“职位租”很大程度上又是他们自己凭借市场权力所创造的。
因此，通过市场权力结构的深度剖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并不反映市场主体的劳动投入和产出贡献，从而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为进一步认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审视一下广泛存在的企业利润与高管工资的倒挂现象。譬如，随着在企业改革中薪酬体系的日益市场化发展，中国企业就出现了高管薪酬与企业利润之间的明显背离。例如，2013年央企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招商轮船年亏损21.84亿元，而副董事长黄少杰的年薪为124万元；酒鬼酒年亏损3668万元，而董事长赵公微的年薪为91.24万元。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长城开发2013年净利润2.30亿元，董事长谭文鋕的年薪是365.63万元；宝信软件2013年的净利润为2.90亿元，董事长王力的年薪为93.90万元。[30]当然，这种倒挂现象不仅出现在国有企业中，大量民营企业也存在着类似情形：利润和股价双下降，但企业高管的薪酬却在不断飙升。明显的例子是：雷军在小米年利润只有50多亿元的情况下却可以独自获得99亿元的奖金，刘强东在京东年亏损50亿元的情况下却依旧获得36亿元的奖金。[31]
（二）快速集聚财富的现代机制
面对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断飙升的企业高管高薪以及不断扩大的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间收入差距，我们就需要思考：这些企业高管们所获取的高额薪酬能够体现他们的产出贡献或者劳动努力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些企业高管又是如何获得高额薪酬的呢？根本上，这就涉及市场权力碎片化带来的权力分散和放大这双重效应在现代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中的集中体现。
首先，就新兴富豪的资产来源而言。
只要稍作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富豪资产的这样两大基本来源。第一，通过上市。这些富豪的资产往往会在上市后随着股价的飙升而迅速增加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乃至每次明星公司的上市或新股发行都会造就一大批的新富豪，甚至出现所谓的首富。例如，万科A在1991年上市时的发行价格仅1元，但至今复权价格最高达到4095元；格力电器1996年上市时的发行价格为2.5元，复权后股价最高达到4718元；其他众多上市公司如福耀玻璃、云南白药等上市后的股价都涨了数百倍。第二，通过奖金。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或总经理的工资和奖金往往与股票价格挂钩，从而往往随着股价的飙升而获得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的年薪。例如，双汇火腿的老板万隆仅在公司的年薪就高达20亿元，小米的5个领导年薪总计102亿元，如此等等。[32]
但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利润率在上市前后并没有多大变动，至少没有如此大的涨幅；甚至说，很多企业原本就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只是通过包装上市的。试问：有多少公司的年利润率可以持续达到20%以上吗？如果没有，这些人又是如何迅速积累起如此巨额财富的呢？显然，这种低利润乃至无利润状况就反映出，富豪们凭借其资本获取的红利只占其总资产的很少一部分，而更大部分的财富则源于以“劳动贡献”名义获取的薪酬。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从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二元收入分配视角来剖析和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而昭示我们去探索现代市场经济中更为真实的收入分配机制，更为基本和核心的财富转移和积累机制。
其次，就股市机制在财富转移中的作用而言。
要洞悉股市机制在财富转移中的作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富豪为何不再通过资本赢利的方式获取财富呢？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人民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资本社会化了，社会大众持有越来越多的股份。此时，在以资本赢利的方式来获得财富的情形下，社会大众将会获得利润的绝大部分。如果这样，也就会导向真正的人民资本主义，导向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显然，掌握权势的那些人是不愿意这么干的，从而就会寻找新的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分配机制。这个分配机制就是：（1）通过高额薪酬的分配机制；（2）通过股价而非股利分配机制；更进一步地，薪酬往往又与股价挂钩，这包括股份赠予等。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权势者又是如何运用股价机制获得高额转移收入的呢？这实际上又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1）既然企业赢利如此之少甚至是亏损的，股价又如何会上升？（2）股价上升本身是社会性的公共信息，这些权势者又是如何获得转移收入？一般地，这也源自两方面的途径：（1）通过策划和宣传而提高人们对企业盈利的未来预期，从而吸引社会资金持续进入；（2）在股价达到一定高度时逐渐稀释自己所持股份，从而实现在股价高位时套现。
事实上，在上市之初，这些公司往往会通过种种包装以吸引社会资金，同时，此时公司的体量还较小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因此，早期的入股者往往会有利可赚，至少存在较好的未来前景。但是，随着股价的不断上升，后来入股者的成本就越来越高，从而也就成为通过股市机制进行资产重新分配的牺牲者。与此同时，公司创始人以及主管者起初是以最低价获得这些股票的，而且，他们后面还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优惠股权，从而就成为这些社会股民资产的转入者。正是基于这种股市机制甚至对股价的操纵，就造就了一大批的富豪；但同时，他们并没有对社会创造出相应的财富，甚至根本就没有创造出财富。譬如，贾跃亭就利用国家发展互联网之际而不断推高乐视网的股价，进而在股价达到170元的历史最高价之后开始不断减持和套现，于是，在将乐视搞得几乎破产的同时自己却积累起了数十亿元的身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那些富豪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股市机制来转移广大股民的资产，由此获得的财富积累速度要远比通过创造收益的资本红利来得快。同时，也是这种财富的获得主要来自资产转移而不是财富创造，因此，现代社会在造就一个巨富的同时，往往造成数以百计、万计的股民损失；相应地，社会收入差距也就急速拉大，于是就有皮凯蒂所谓的0.1%乃至0.01的超级经理人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对“二战”后广为西方社会宣扬的“人民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审视。“人民资本主义”理论认为，随着巨型股份公司转向小额股票的发行，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以及劳动工人参与到了生产投资之中，成为股份企业的共同所有者而得以分享资本红利；相应地，这种发展新形态就有助于防止资本一劳动的收入两极化发展，进而使得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例如，凯尔索和阿德勒基于对《共产党宣言》的反动而撰写的《资本家宣言》就宣称，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增多使得持有股票的工人越来越多，乃至人人都将成为资本家；相应地，现代资本主义就成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相融合的社会而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人民性。然而，“人民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已经明显背离了这一初衷或理想化宣传而呈现出强烈的异化：原来归属资本利润的红利并没有为（持股的）社会大众或劳动工人所分享，反而转换成了“劳动”收入而为少数高管所占有；更为甚者，那些持股的社会大众或劳动工人反而在（人为操控的）股市波动中丧失他们的劳动收入和储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所有权集中规律以及帕累托分配定律之所以长盛不衰，根本上就在于每个社会都存在促使财富集中的机制；进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股市就成为财富转移的核心机制，成为现代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机制。这揭示出，广为称颂的“人民资本主义”根本上就不可能成为缩小收入差异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的“终结性”社会制度，反而成为现代收入差距急速拉大和社会两级分化的重要渊薮；究其原因，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在现实世界中也已经显著地异化了，它实质上变成了“人民”向“资本主义”输送财富以维持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壮大。
其实，“人民资本主义”发展（也即股权的分散）如何影响现代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水平以及股市机制如何成为现代财富转移和集中的核心机制，这些都可以进行实证分析。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系列的逐层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首先，探究欧美国家中的股权分散对股市价格的影响：（1）股权分散与股价水平（以及市盈率等）之间的关系；（2）股权分散与资本盈利率之间的关系。一般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民”参与到股市中，人均拥有的股票占比必然下降，这是股权分散的主要指标；同时，大量资金投入股市必然抬高股价，而这些资金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进入实际生产领域，从而没有取得相应的利润，这就会导致市盈率的飙升；更进一步地，即使更多资金进入生产领域，在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的租用下，边际投资效率以及资本盈利率也会下降。其次，探究欧美国家中的股权分散对实际收益的影响：（1）股权分散与股权收益（如分红）之间的关系；（2）股权分散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一般地，随着股权的分散，大量利润被以“薪酬”的形式转移给企业高管，就必然会导致实际股权收益（股票分红率）下降。再次，探究企业高管的薪酬来源，这可以检验这样两大关系：（1）资本盈利率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2）股市价格变动与企业高管薪酬变动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股权分散会导致资本盈利率下降，而企业高管薪酬却在上升，而且，企业高管的股权薪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用股市交个的波动而得以实现的。最后，剖析股权分散所带来的财富转移效应（主要是财富从底层（小股民）向上层（大股东）的转移），
这可以检验这样两大关系：（1）股权分散与散户财富净损失之间的关系；（2）企业高管薪酬与散户财富损失之间的关系。一般地，在生产力和资本利润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企业高管的薪酬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小股民的财富损失；进而，小股民的财富净损失大小又与股权分散有关，因为股权分散导致更多大众加入股市中，进而也可以分担股市中的财富损失量。
可见，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与其说是由劳动贡献决定，还不如说是由特定的岗位决定的；同时，岗位薪酬以及不同岗位之间的薪酬差异则是由特定的分配规则或分配机制决定，而分配规则又是社会制度及相应的社会权力较量的产物。因此，决定收入分配的不是贡献原则而是权力原则。只不过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宣传下，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却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视无睹了，乃至当做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斯蒂格利茨写道：“使CEO能够在过去几十年里集聚大量财富的并不是他们生产率的突然提高，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提高了——能够从他们本该服务的公司那儿攫取了更多的收益而内心并不惶恐，并且公众对此行径的容忍度也提高了。”[33]为了更好地认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不合理性，我们可以再次审视一下这一事实：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平均工资要比其他行业高很多，尤其是，这些行业中高层管理者的薪资水平却往往高得惊人。[34]那么，这些行业的员工尤其是高管们果真创造出如此巨大的社会价值了吗？斯蒂格利茨就认为，“决定人们相对工资的并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其他东西：银行家拿到了大笔报酬，即便他们对社会甚至对自己所在公司的贡献都是负的。”[35]智库“新经济基金”（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研究则进一步得出具体结论：银行家每赚1英镑则摧毁7英镑的价值。[36]既然如此，这些行业是如何获得如此高的报酬的呢？一个重要途径就在于无处不在的管制和寻租，这种管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市场本身，根源于市场权力的不对称。
五、锦标赛制定价的无效性
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激励理论而认定锦标赛制定价是有效率的。其理由是：高额奖金提高了每个参与竞争者的生产力，而总经理或CEO等企业高管的薪酬也正是建立在这种高生产力基础之上，只不过，这个生产力是组织的整个管理团队为竞争最高职务而形成的，而不是总经理或CEO等高管一人所为。现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锦标赛制定价并不一定会促进社会生产力或组织生产力的提高，也没有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相反往往是抑制效率的。这里做一具体的展开说明。
首先，锦标赛制定价会激发领先者的打埋伏机制。锦标赛体系是按照排名而不是按照贡献进行定价的，即使只有稍微的领先就可以获得全部的级差租金；因此，领先者就会被激励每次只作能够保持领先的最少边际努力，并且通过每次的稍许领先来获取不断重复的级差租金。例如，著名撑杆跳高运动员布勃卡在1984年到1988年间将撑杆跳的世界纪录提高了21厘米，但他每次都几乎只将世界纪录提高1厘米，从而从不断破纪录中获得数目可观的奖金和价值不菲的奖品，乃至得到“一厘米先生”的绰号。“当代飞人”博尔特也采取了类似策略而获得高额奖金。[37]同样，在商业竞争中，企业往往不会在产品尽可能完美后再推向市场，而更倾向于每次只改进一点，从而保持每次改进都可以获得足够的级差租金，如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就已经有了iphone1、iphone2（即iphone3G）、iphone3Gs、iphone4、iphone4s、iphone5s和iphone6等。
其次，锦标赛制定价无法提高上位者的劳动效率。锦标赛制定价之所以给予上位者高额的工资，并不是因为他做出了相应贡献，甚至也不是为了激励他努力工作，相反，更主要是激励那些可能的继任者，因为他们极其渴望获得最高职位的回报。事实上，当人们最终爬上高位并赢得这个高额租金时，他的生产力贡献早就结束了。彼得原理就指出，在实行等级制的组织中，为了促使其成员取得更大的成就，往往要提拔在原来岗位上干得出色的人；结果，每个人都将晋升到自己不能胜任的岗位，而层级组织的工作任务多半是由尚未达到不胜任阶层的员工完成的。这也意味着，高位者所获得的并不是与其贡献相称的工资，这种等级制岗位安排也不是有效率的。例如，王石仅凭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的身份就拿年薪1500万元，那么，他为万科做出了相应贡献了吗？《纽约客》网站刊登的一篇报道说，盖茨以技术顾问的身份重回微软上班第一天就碰上了麻烦：他的个人电脑安装Windows 8.1时遭遇了无法处理的问题，花了一天时间都没有成功，他召唤刚上任的CEO纳德拉来帮忙，但还是没成功。[38]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高管们所做出的贡献是难以度量的，但他们所付出的辛苦程度却是一目了然的：往往更轻松、更有趣。
其三，上位者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个高位，往往也不是由于他的能力和贡献，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规则或影响力。譬如，由于中国社会近年来往往崇拜文凭尤其是洋文凭，因而目前很多人都是凭借假文凭而取得上位的，如商场中的唐骏、乐嘉，学界中的傅瑾、陆骏。从这个角度上，锦标赛工资制往往会激发作假的行为，扰乱市场信号，却并不能激发人们的能力和效率。当然，持新古典经济学观的人往往认为，市场不看出身而看真实能力，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获得高位也在于他们显示了自身的能力。例如，在傅瑾的文凭造假被曝光后，厦门大学就以她取得的成就为其进行辩护。[39]但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我们根本无法对某人能力及其工作价值做出精确判断，而通常的判断主要与其身份有关，身份提供了一个锚定值。相应地，傅瑾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贡献”，根本是与她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和厦门大学医学院特聘讲座教授这些头衔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唐骏、乐嘉等人的商业成功也是以这些“假文凭”为跳板的。如果没有这些身份，这些人也根本取法取信社会大众而获得有利的起点。
其四，锦标赛制定价会抑制下位者的劳动积极性。由于锦标赛制所设定的岗位越往上数量越少，而且基于这些规则的胜者往往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这使得很多成员很早就选择退出“竞赛”，从而无法激发其他员工在其他方面的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这种等级的限制，中国产品往往就只能选择在低等级层次的生存，从而导致山寨或假货的泛滥。同样，由于在一些海归经济学人的主导下，中国很多经济学院只将主流刊物如《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以及一些英文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作为职称晋升的依据，这就使得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乃至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很多学人就失去了继续从事学术探索的兴趣，反过来又强化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化和庸俗化倾向，乃至现代经济学越来越缺乏思想深度。而且，这种激励还会产生腐蚀作用：一些教师之所以选择教育事业的初衷并非出于金钱目的而主要是出于对学生的爱和对教学的奉献精神，但这种激励机制却把他们工作定位为金钱目的，受此激励，那些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评价而又在意金钱的教师就会被诱导去追求另一份更高的工作，而留下的往往只是那些教学对他们而言是唯一出路的教师。[40]
其五，锦标赛制定价会影响团体合作和集体生产力的提升。实际上，企业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团队合作，这种合作主要通过“团队绩效”所确定的薪酬来促进；但是，锦标赛制定价却是一种个体激励机制，从而会削弱团队合作。事实上，锦标赛制定价所激发的排名竞争给出了一种零和博弈情形，在这种情形中，博弈各方间的利益是对抗性的，不存在通过增进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可能，从而就很难进行合作。尤其是，由于锦标赛制定价导致了利益在成员之间分配的不公平，这更加剧了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和策略性行为，成员之间往往不愿共享信息和资源，从而难以形成由行为协调产生的集体力。要认识这一点，只要对日美企业做一简单比较就略知一二了：日本企业为了增强员工的忠诚度和凝聚力以提升整体企业的生产力，会有意识地缩小普通员工和管理人员之间以及管理人员的不同层级之间的工资差距。
其六，等级的变动往往渗透了大量的不道德因素。事实上，几乎所有等级都是金字塔形的：少数人或物处于顶层，大多数人或物则处于较低的各个层级；而且，层级越低，人或物的数量就越大。同时，等级制往往与某种优选制联系在一起，符合某种合意的特征将会得到有意识的等级调动或职位晋升。但是，在政治优选制中，不顾及道德的人往往比严守道德的人提升得更快。究其原因有二：（1）严守道德的人不会选择不利于等级目标的做法，即使这种选择会有利于自身职位的升迁；（2）有头脑而不讲道德的人总能找到符合道德的做法，只要这种做法是事实上最可能取得成功的做法。事实上，都很聪明又都想升官的两个人中，不顾及道德的人显然比严守道德的人拥有更广的选择范围。正因如此，等级制中的高层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聪明却不顾及道德的人组成。这已经为塔洛克所阐发，[41]只不过他将政治和市场做了严格区分，而没有看到市场中同样存在着等级，同样存在着某种优选制。相应地，在市场中的产品等级变动也如政治晋升和提拔：那些获得晋级甚至达到顶级的产品往往并不是基于质量这一唯一指标，而是依赖于广告、营销队伍、社会关系等。在所有等级制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推销术，尤其是个人或企业的自我推销术，显然，这种选拔对刻板的忠厚人或诚实企业是不利的。
上述种种的分析都表明，由市场竞争产生的锦标赛制定价并不是有效率的。庇古很早就阐述了这一点，他引用一个铁路官员的话说：“在竞争性安排之下，竞争公司的高级职员们将其时间和精力的绝大多部分用于‘如何保证自己线路的运输的策划，而不是寻求使经济与工作效率实现最佳结合的措施。铁路公司很多高收入的职员们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均消耗于商业社会并不感兴趣的工作上，而只对激烈竞争的公司的股东们的利益，才具有必要性’。”[42]实际上，大量的社会事实也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锦标赛制定价体系的扩散，那些处于高等级的人士所付出的劳动往往变得越来越少，但所获取的报酬却越来越多，以致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娱乐界，这可以从文娱明星的演出时间和薪酬大小的变动趋势中看出。曾任奥巴马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收集的数据就表明，在1992年到2003年间，摇滚明星演出的场次减少了14%，而他们的门票价格却大幅度提升，以致实际收入上升了20%。[43]如果再进一步对比中国社会，这一趋势就更为明显。
同时，锦标赛制定价的无效性不仅体现在劳动市场中，也体现在产品市场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在这种锦标赛制价格体系下，处于高等级的产品往往生产得少，但厂商所获取的利润却更高，如一些抗癌药物就是如此。而且，随着市场的无节制发展，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产品价格加速分层，高等级产品的价格就不断攀升；相应地，低等级产品的供给就越来越不足，进而严重降低了普通大众的福利水平，这从社会角度上自然也就是无效的。阿德勒就举飞机为例做了说明：由于机场和航班的限制，每一天能够起飞的飞机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将经济舱的座位改装成独立的床式座椅，从而使得交通运输能力就无法得到充分使用。例如，新加坡航空公司将原本可以搭载840名乘客的空客A380改装成只能搭载471人，美国Eos航空公司将原本载客量为220名乘客的飞机改装成只能搭载48人；进而，那些公司或个人专机搭载的人数更少，而在机场耗费的时间更多。更进一步地，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富人越来越追求更大的空间和更大房子，或者会将两层间的楼板打穿成一层使用，或者买下整一层楼而建设健身房和游泳池等，或者也会拥有多出住宅并且大多时间处于空置状态，这些自然都会严重降低社会大众对住房的可获得性以及相应的福利水平；同样，随着富人看病时间越来越长，甚至越多越多地拥有私人医生，这也意味着穷人获得医疗的实践越来越短和越来越难。
[44]正是由于锦标赛制定价体系下，富人们占有了太多的稀缺性资源，从而也就严重降低普通大众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最后，上述分析还有助于我们审视时下的一个流行观点：企业家才能往往与其管理岗位、企业规模以及过去的经验相联系或相对应。其逻辑是，过去经验的成功意味着企业家水平更高，进而也就容易被吸收到更高管理岗位或更大规模企业中去。但实际上，过去的成功往往也是随机性的，他的所作所为恰恰与当时的环境相一致。所以，卡尼曼说：“你要用多少年的观察才能肯定一个投资顾问是有真才实学的？一个执行总裁实现多少次成功的兼并，董事会才能确定他对这项工作有着非凡的才能？简单说来，如果你听从自己的直觉，就常常会因为把随机事件看做是由规律的事件而犯错。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生活中大多数事情并不是随机的。”[45]正因为成功具有强烈的随机性，过去的成功就不意味着未来的成功，在特定环境下显得“合理”的行为，在变化了的环境就会变得不合理，进而能够幸存下来的“偶然创新”也并不一定是从一开始就认准的理性最大化的求利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行为经济学家塞勒（Thaler）就以通用汽车的例子来说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作用的高估：几乎没有哪位专家认为通用汽车是一家善于经营的公司，但通用汽车作为一家经营不善的公司却一直在蹒跚前行；即使通用汽车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差点倒闭，但在美国政府的救助下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公司。
六、锦标赛制定价何以盛行
上面的分析揭示了两点：（1）锦标赛制定价是不公平的：高等级产品的价格与其功效并不成正比，高等级岗位所获得的高额薪资也并不是源于所做出了的相称贡献，而更主要是源自于较低等级岗位所创造价值的转移；（2）锦标赛制定价也不是有效的，它往往会激发过度竞争，激发短期功利行为，激发各种打埋伏行为和非道德行为，并导致相互间的信任不足和合作不畅。问题是，既然市场经济中的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及其带来的收入分配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它为何又会在现代社会中获得广泛的实施和推广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符合规则制定者的利益。要进一步认识这一点，又涉及对市场经济中权力结构的分析。
一方面，就劳动工资的制定而言。锦标赛制工资体系根本上是由委托人（也就是主权者）制定的，这些委托人在制定工资体系时所基于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遵循自身利益的效率原则而不是考虑他人利益的公平原则。显然，相对于边际定价，锦标赛制定价具有这样一些好处：（1）委托人只要观察并区别哪个代理人干得最好，哪个干得第二，而不需要对具体边际产出作出准确度量，从而不仅界定简单，而且可以降低监控成本；（2）在赢家与输家的竞争中，高的竞赛奖金(薪酬差距)会给竞赛者更大的竞赛动力；（3）不确定的干扰因素越大，越需要更大的薪酬差距来激发竞赛者提高努力程度以克服不确定环境的干扰；（4）薪酬差距还可以吸引市场上较好的人才以及降低绩效优秀者到处寻找较好工作的成本。[46]同时，在现实企业中，收入分配的锦标赛体系往往与管理层的股票期权激励结合在一起，作为所有者的股东追求的是资产在资本市场的增长，从而就会以股票期权的形式激励管理者提升近期股票价格，而并不关心由此对企业长期发展以及对“退出”成本极高的员工的伤害。显然，尽管锦标赛工资体系是如此不公平，甚至还会降低整个组织或集体的效率，但同时，它却有利于委托人或主权者的收益最大化，因而委托人或主权者还是更青睐锦标赛制定价而非边际定价。
另一方面，就产品价格的制定而言。锦标赛制价格体系实质上是由富人（也就是所谓的有闲阶级）所制定的，这些富人之所以愿意接受乃至制定这种定价体系，就在于他追求的是相对效用，从而从价格差距中可以获得满足和优越感。事实上，富人为了凸显其优越地位，往往追求对那些产量少的产品，或者是技术上有非常高的要求，或者产量受自然的限制，或者通过定制的方式来保证稀少，并赋予这些（自然或人为）稀少的产品高昂的价格。这就相当于以前官府尤其是皇室享用的官窑，尽管它的做工以及所用铀料确实比民窑好，但它的高价更主要源自通过各种方式所保障的稀少性乃至唯一性。大量的史料表明，官窑往往只是从烧造的几百件中留下少量精品，而其他多余的则全部砸碎毁掉。同时，由于富人愿意对这些高等级产品支付远高于其成本的价格，那么，生产者也就有动力控制产量。例如，大多数国外奢侈品在放单给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代工生产时都定有这样的合约：除了它的订货外不能再有其他类似生产。显然，这种生产模式并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已有的生产力水准，也不符合社会整体效用的要求。因此，尽管产品的锦标赛制定价也存在既不公正又不能促进社会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但它却依然长盛不衰。
同时，锦标赛定价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流行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功传播，它不仅将市场经济视为自由和公正的，而且将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等同起来。但实际上，劳德代尔悖论早就表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往往存在冲突，而定价权的掌握者主要甚至仅仅关注自身的最大利益。关于这一点，斯蒂格利茨写道：“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场复杂的游戏，获胜者必须具备非同寻常的智慧和技巧。但同时他们也具备了许多不为人称道的特点：规避法律或者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塑造法律；利用他人，哪怕是穷人，必要时不遵守规则”；[47]“当我们想知道金融家们是如何获得这么多的财富时，部分答案很简单：他们参与设定了一系列使他们获益的规则，甚至是在他们亲手创造的金融危机中”，[48]“寻租者的最后一个大群体包括那些顶级律师，他们通过帮助别人规避法律但又不会坐牢的方式寻租从而使自己致富。他们帮助起草复杂的税法——使得其中藏有漏洞以便于他们的客户避税，然后他们在设计出复杂的交易来利用这些漏洞。他们帮助设计复杂和不透明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帮助设计合同安排以便于形成垄断势力，一切都做得似乎合乎法律规范。他们提供的所有这些帮助都使得市场不能以应有的方式运行而是成为上层群体获利的工具，为此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奖励。”[49]
当然，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熏陶的经济学人往往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既然自由市场是竞争的，那么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在市场经济中能够长期存在吗？这又可以对两个流行观点进行剖析。（1）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只要展开充分竞争，市场定价就能够体现劳动的贡献和产品的功效，从而就会弱化价格等级。果真如此吗？我们知道，当前娱乐圈中的潜规则往往遭到社会大众的吐槽，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娱乐界的竞争不那么激烈吗？恰恰相反，正是这个行业的激烈竞争：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帅哥美女想踏入这个圈子，而且各个身材外貌条件都不错，同时，娱乐圈的淘汰率很快；因此，那些想改变自己生活条件的女艺人就只能走捷径，要充分把握短暂的青春时光。显然，在其他劳务或产品市场上，也普遍存在此类现象：激烈的竞争往往并不会降低工资或价格，而是在维持高昂工资或价格的同时滋生出大量的寻租现象。（2）现代主流经济学又认为，完全市场意味着信息完全，只要市场信息日趋充分和完全，市场定价就能够体现其价值，从而也就变得公平了。问题是，市场信息会趋向日渐充分吗？事实上，市场主体为了尽可能地最大化自身利益，就必须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就必去千方百计地隐藏自身信息，甚至制造出各种有利于自己谈判优势的“噪音”信息。例如，在娱乐界，节目制作方为了某些商业目的而经常人为地制造一些新闻来炒作，产品市场也是如此，五花八门的“资格”和包装等都是这类“噪音”。为此，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就指出，市场信息是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充分的。
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经济中的定价权，定价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从而必然会实行一种有利于委托人自身的定价体系。例如，欧美企业中之所以盛行一种给予高级管理人员巨额离职补偿金的“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制度，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高官们留职会进一步损害企业利润或者官司造成进一步的费用，这些都是基于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考虑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认为，价格合同本身就是一种契约，而契约制定权则掌握在委托人手中；只不过，根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这种定价体系视为合理的，从而极力鼓吹和宣扬单向度的委托-代理理论，并建立各种委托-代理激励模型来寻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举一个例子，在一个上课迟到极盛的班级里，那么，老师如何抑制这种风气呢？老师可以运用一种类似锦标赛的惩罚机制，简单地规定：按照学号顺序对那些迟到者或作弊者中前5名学生处以零分或开除惩罚；在这种机制下，我们就不必造成大的震荡并能够促使学生遵守纪律。其机理是：首先，基于理性行为，学号前5位的学生是不敢作弊的；而给定了“学号前5位的学生不敢作弊”这一共同知识，学号为6-10的学生也就不敢作弊了；依次类推，所有学生都不敢作弊。问题是，这种惩罚制度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大家一块作弊，而首先是学号前5位的同学受到惩罚呢？关键就在于，制度的设计者所关注的根本上就不是公平性而是（为其带来利益的）效率。在这里，老师是拥有决策权的主权者，其效用来自于迟到率的下降，其机制设计也只是基于这一目的。
可见，锦标赛制定价之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盛行，关键就在于市场中的权力结构是不平衡的。不过，这里也带来一个问题的思考：既然锦标赛的等级工资往往对被雇佣的上层员工有利，那么，掌握定价权的委托人（如企业主）为何愿意对这些人做出如此大的让利呢？根本上，这就涉及这些所让之“利”的来源以及委托人自身的利益所在。譬如，随着教育市场化的发展，目前国内一些高校为挖所谓的高级人才所开出的薪酬越来越高，少则50、60万元，多则超百万元，如最近中部地区一个大学以年薪180万元挖了一位“有点关系”的学科带头人，这些薪酬往往是本校教师的十数倍。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这至少可从这样几方面来理解：（1）开出这个条件的“有魄力”校长和院长自身的收益不在于从本校工资总额中的分配，而在于由此带来的政绩及其带来的政绩奖励或官位升迁；（2）这些高级人才获得的高额薪酬主要来自本校其他“低级人才”的转移，因为这些资金本来可以提高其他员工的工资或改善办公条件；（3）用于聘任“高级”人才的资金也可能是来自学校之外，如以以提升学术为名义而向有关政府机关申请的，从而可能放社会大众承担。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影视公司为何向那些明星们给出如此之高的出场费。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深刻审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信条：市场竞争根本上保护了消费者和工人。其理由是，竞争将使得生产者通过创新和降价来争夺市场份额，通过更高薪酬来挖走报酬过低的劳工。但实际上，生产者对市场份额的争夺主要是基于同一等级的市场竞争，低等级的市场竞争导致生产者竞相以降低质量的方式来削减成本；同样，工厂对劳动市场的竞争往往不是基于价格竞争而是数量竞争，这产生出高等级的高工资以及低等级岗位的低工资。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竞争更主要是保护了生产者：一方面，劳动者尤其是低等级的劳动者因为数量众多而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消费者则又是缺乏对商品的完全信息而被诱惑出非真实的需求。而且，市场经济越是得到无节制的发展，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发展得就越充分和完备，价格分层就越悬殊，进而也就越发不公平和无效率。这不仅可以从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众窥见一斑，也可以从各种物品的价格不断分层中看出。譬如，欧美在20世纪80年代年前以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电影院以及其他演出会所的大多数座位都收取相同的票价，那些兴趣非常高的人往往会早早地买票或入场；而进入21世纪后，不同座位的票价就不断拉大了，其中最佳座位的价格更是飞涨，以致那些非常喜欢此演出的中下收入阶层也只能满足于很差的座位。
七、尾论：市场定价再认识
通过上面的逐层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基本特性。一般地，基于特定规则的“竞赛”，具有次级属性的商品往往被界分成不同的等级序列：等级越高，锚定值越大，价格越高，效用也越大。相应地，市场中就形成了锦标赛制的定价体系：不同品牌的产品和不同岗位的劳务被分成不同等级，并赋予不同水平的价格或工资。由此就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具有内在的不公正性。究其原因，在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下，产品价格与其所属的品牌等级相联系，而不是取决于其生产成本或客观功用；劳务工资则与其岗位或行业相联系，而不是取决于其劳动能力或产出贡献。尤其是，锦标赛制定价体系往往凸显了超级累进制特征：产品或劳务所属等级越是高级，所获得的价格或工资就越高，从而导致不同产品的价格以及不同劳务的收入往往相差悬殊。（2）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也不是高效的。究其原因，锦标赛制定价所遵循的不是生产成本原则或劳动贡献原则，追求等级的竞争又造成大量的租金耗散，甚至以直接的财富破坏为手段，从而往往不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垄断企业往往通过产量控制方式获得更大收益，经济衰退时也普遍通过破坏商品的方式摆脱困境。[50]其实，锦标赛制市场定价的不公平和无效率可以简单地从自由市场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过度竞争导向的囚徒困境中略见一斑。
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深刻认识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社会基础。因为这将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锦标赛制定价体系既不公平也没效率，那么，它为何在现实市场中还能够长期存在并且还日渐偏盛？要理解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辨识出，市场经济中的定价权归谁所有？锦标赛定价体系对谁有利？例如，48名乘客购买商务舱支付的票价款高于222名经济舱乘客支付的票价款，那么，载客更少乘客自然对航空公司来说就是有利的。进而，要深入认识这种分层价格的制定，还涉及对市场经济中权力结构的深入剖析。显然，现实市场中的定价规则主要是由拥有企业的主权者和掌控金钱权力的富人所制定的，而锦标赛制定价体系不仅有助于最大化主权者的个人利益，而且也有助于最大化富人的心理效用；为此，掌握控制权的主权者和富人就有积极心来创造和发展这种锦标赛制定价体系，进而设立一系列规则来引发社会对这些等级的竞争。正是基于这一锦标赛的市场竞争，少数成功者可以成为巨富，进而开始宣扬他的成就；那些失败者则处境悲催，但很少有人关注，少有的关注也主要是基于怜悯而非公正。赖建诚说：“这种现象吸引许多优秀青年，花大把银子挤进名校读MBA。很快地供给就超过需求，他们找不到工作之后，才明白MBA的真义：More Bitterness Ahead（真正的苦头在前方）”，“美国的CEO之间的高度竞争（球队也一样，）把薪资炒到不合理的高度，吸引许多人去读MBA或打棒球。其实，这套制度下的牺牲者远远多于得胜者，只是社会不关心被淘汰者的下场。”[51]
在很大程度上，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盛行源于市场经济中的不对称权力以及市场权力碎片化所衍生的放大效应，这使得少数市场精英能够充分地通过股市机制来转移社会大众的财富并由此快速积累起原始资本，乃至股市已经成为现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核心机制。由此，我们就可以且应该对市场机制做深层次反思：现代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和股市机制将大量财富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合理吗？甚至它比前资本主义社会运用行政或法律机制将大量财富转移和集中到少数官僚手中更合理吗？两者都造成了收入分化，都潜含了严重的分配不公。根本上说，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依赖于特定的竞争规则以及多样的偶然性因素，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也并非就是优秀者。[52]显然，基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视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实市场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平衡，无论是产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形成过程中都嵌入了权力关系，这不仅导致不合理的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进而也造就了不公正的市场收入分配。当然，这里也绝不是贬斥市场机制而推崇行政命令式的收入分配，毕竟，相对于行政强制式的掠夺，通过市场竞争的收入转移要显得更为文明，也更具规范性和可预期性，进而也更有利于社会分工合作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于，现代经济学却根本无视市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而热衷于所谓的“理性”分析来为市场收入辩护：似乎产品或劳务的市场价格恰恰体现它的功效或贡献。但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主体的同质化之基础上，它严重忽视和否定了现实市场中的权力结构问题，从而也就必然会漠视市场定价的社会基础，更无法识别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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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富强：《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基于权力结构的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审视》，《财经研究》2018年第5期。
[②]《香港消委会抽查卷装厕纸：最贵与最便宜者评分相同》，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516/16282367_0.shtml.
[③]《2元一斤和60元一斤的大米到底差在哪？终于明白了》，http://news.ifeng.com/a/20180414/57570326_0.shtml.
[④]《调查称金融保险业年收入居各行业之首》，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7/06/c_12303313_2.htm.
[⑤]Kruger A.B. & Summers L.H., 1987,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industry Wage Structure", In: Kevin L.& Lenoard J.S. (eds.), Unemploy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22.
[⑥]米德：《自由、公平和效率》，崔之元、王文玉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⑦]参见哈恩：《从凯恩斯到皮凯蒂》，朱杰、安子旺、于东升译，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
[⑧]布若威：《制造同意》，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⑨]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
[⑩]詹姆斯.加尔布雷斯：《掠夺型政府》，苏琦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11]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页。
[12]阿拉塞维奇、索奇：《不平等史》，罗海蓉、智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13]Juhn Chinhui, Murphy K.M. & Pierce B., 1993, "Wage Inequality and the Rise in Returns to Skil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3): 410-442.
[14]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
[15]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页。
[16]阿拉塞维奇、索奇：《不平等史》，罗海蓉、智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17]塞勒（本书译为泰勒）：《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陈宇峰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18]阿德勒：《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陈小白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166页。
[19]希尔、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瑜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20]Lazear E.P. & Rosen S., 1981,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841-864.
[21]参见希尔、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瑜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图8.8和第167页图8.9。
[22]桑德斯：《我们的革命》，钟舒婷、周紫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
[23]米德：《自由、公平和效率》，崔之元、王文玉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24]斯蒂格利茨：《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载雅各布斯、马祖卡尔编：《重思资本主义：实现持续性、包容性增长的经济与政策》，李磊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04页。
[25]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26]朱富强：《市场博弈、权力结构与收入分配机制：剖解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4期。
[27]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38页。
[28]朱富强：《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权力框架》，《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29]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
[30]“央企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排行榜企业亏损照拿高薪”，http://www.qlwb.com.cn/2014/0826/192219.shtml.
[31]“公司亏掉投资人上百亿，他却拿走36亿奖金，马上娶小20岁的网红”，http://www.sohu.com/a/250002572_189130.
[32]“5名高管年薪102亿，分掉公司7成利润，普通员工平均才20万”，https://new.qq.com/omn/20190410/20190410A0FX6R.html.
[33]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34]《上市公司中报系列榜单之2010中期行业薪酬排行榜》，http://stock.hexun.com/2010/ggxc/.
[35]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Ⅹ页。
[36]《银行家危害大于贡献清洁工更有价值》，http://money.163.com/09/1216/01/5QKBHL0G00252C1E.html.
[37]博尔特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包揽了100米和200米两块金牌，但很多人都看得出，
他似乎并没有全力跑完100米比赛。他为什么不努力获得更好成绩呢？
[38]《比尔.盖茨重回微软工作，花一整天装Windows 8.1失败》，https://www.guancha.cn/america/2014_02_06_204059.shtml.
[39]厦门大学宣称，傅瑾在过去三年时间里在厦大总共指导了10位研究生，作为通讯作者发表了6篇的论文，作为主持人获得了6项的科研课题；同时，根据记录以及厦大医学院院系同事、学生的反映，她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教学科研成果。
[40]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41]塔洛克：《官僚体制的政治》，柏克、郑景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1-33页。
[42]庇古：《福利经济学》，金镝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页。
[43]阿德勒：《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陈小白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44]阿德勒：《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陈小白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91-95页。
[45]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46]Lazear E.P. & Rosen S., 1981,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841-864.
[47]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48]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49]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50]《H&M一把火烧了60吨衣服，烧出整个行业黑幕！》，http://cj.sina.com.cn/articles/view/1778654143/6a041bbf019009d2t.
[51]赖建诚：《经济思想史的趣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
[52]朱富强：《“蟑螂性生存”还是“优胜劣汰”？基于现实收入分配之决定机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