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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本文依据马克思危机理论，指出此次次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美国IT革命后技术创新难以为继，资本深化速度超过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西方国家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变革才能彻底走出这次危机。这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过度依靠财税等手段刺激经济，只能起到延缓经济增长时间的作用，长期中必须关注提高劳动生产率，找到利润增长的源泉。
关键词：次贷危机 IT革命 马克思危机理论
作者简介：于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一、导言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恐慌和经济衰退，我国也出台了各种政策积极应对。而只有理解此次危机的根源，才能较为准确地判断世界经济走势，并制定我国相应的经济振兴策略。
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各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早期的研究单纯认为危机来自于金融衍生品的滥用，并对金融家的贪婪和欺诈加以谴责(Hellwig, 2008等)；而后大家逐渐发现此次危机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由实体经济因素引起的(Fratianni, 2008等)，只不过不同的经济学家强调了不同的实体因素原因。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将生产和金融发展形成一个整体，引入了过多的外生冲击，随机性因素在解释中占据了过多的比重。本文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出发，利用金融和生产的辩证统一体，说明了危机的原因和对建设市场经济的启示。
本文发现，这次危机是IT革命之后长期经济增长的调整。IT革命后的增长是美国战后的又一次黄金增长时期，高增长伴随着低通胀。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已经找到了控制经济周期的方法。但是，一次巨大的危机还是发生了。根据马克思的危机理论，IT革命导致投资上升，资本深化必然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面对利润率下降，美国采用了扩大政府负债和消费贷款的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开发出了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各种衍生品。因为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美国政府债务暂时没有问题，而消费信贷则蕴含着危机，具体体现在了此次的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品上。进而，通过银行信贷标准提高，产生信贷紧缩，金融危机蔓延至实体经济，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要走出困境需要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单纯刺激经济难以产生新一轮高速增长，至多是低速增长。
文章第二节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现有理论解释进行概述，指出其共有的理论弱点。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弥补这个弱点。第三节就通过概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后文的分析奠定了基础。第四节分析了这次危机的成因，概述了其孕育过程。第五节针对这次危机的成因，说明各国的前景，讨论了对于市场经济稳定周期的启发。
二、文献综述
面对次贷危机独特的金融资产，例如CDS和CDO，学者的第一感觉是这次危机来自于金融衍生品本身，是金融机构过度使用资产证券化工具和信用风险转移工具、监管机构措施不严的结果。所以，解决危机需要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发展，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例如，Hellwig(2008)认为2000年以来，在美国低利率和股市并不繁荣的刺激下，投资者开始寻找可以提供高风险的资产，银行等金融机构寻找新的盈利点。因此，可以同时满足二者的抵押贷款证券化高速发展。抵押贷款证券化分散了来自于房地产投资的风险，但也产生了系统性风险。特别投资主体(SIVs)的期限错配严重。SIVs投资的是长期资产，而其融资方式则是短期债务。当融资出现问题时，就必须抛售资产。而在利用市值计算的会计准则下，就会压低其他SIVs的资产，导致其他SIVs的抛售行为，压低整个市场的资产价格，并形成恐慌。此时所有人都开始担心其他交易者的对手风险，监管部门出于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考虑会介入金融系统，谨慎性监管措施开始发挥作用，但结果是进一步压低金融市场，导致崩溃。这个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金融系统的商业模式——发行—分发模式(originate and distribute)。在这种商业模式下，贷款发行人不关心贷款质量，而是将其证券化之后销售出去，从管理费中获得收入。这种贷款的信用级别很难得以保证，各种次级贷款会层出不穷。Kregel(2008)同样强调了这点，认为这种模式导致了本应甄别信用风险的金融机构失灵，其结果必然是贷款质量下降，以危机收场。Criado和Rixtel(2008)特别关注了这种商业模式下金融工具的开发和危机的传染渠道。Aglietta(2008)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是债务证券化的结果。Diamond和Rajan(2009)同样特别强调了在IT泡沫破灭后，人们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银行在发行—分发模式的主导下错误投资，依靠短期债务融资，这种不匹配导致危机。李云林(2007)从次级贷款的发生、监管等方面讨论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和防范机制。
上述这些观点强调了这次危机是由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因素引起的，所以是特殊的。例如气球贷款增加了人们的后期还款压力，如果要不发生危机，就需要贷款人收入或者房价持续上升。如果不是这些新的贷款类型，危机就可以避免。但是，Foote, Gerardi等(2008)利用大量数据集，讨论了次贷的特征，发现次贷中的利率调整并不是大问题。同时，很多学者通过对于金融危机的历史进行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的金融危机都是相似的。例如Fratianni(2008)通过回顾17世纪到现在的金融危机，说明金融危机是一个频繁而且类似的现象。Reinhart和Rogoff(2008)、Lim(2008)等也都持相同的观点。而Dungey, Fry等(2008)则认为此次危机仅仅是传染的渠道和程度不同。
基于此，Borio(2008)认为政府不仅需要关注这次次贷危机的特质因素，还需要关注其与其他金融危机的共同点。要设计能够长期有效的政策，就必须关注金融不稳定的共同决定因素。由于金融资产本身的易变性，这些共同因素被归结到实体因素。
研究首先集中于封闭经济中。Fernandez, Kaboub等(2008)将这次危机看成是“明斯基(Minsky)”时刻，认为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可以解释这次危机。具体说来是因为收入不平等加剧，低收入人群真实收入增长缓慢，布什政府推行房屋民主计划孕育了次级贷款大发展，但是由于没有真实收入的提高，房价下跌必然会触发危机。Borio(2008)认为，所有的危机都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过度承担风险和扩张资产负债表的结果。资金最终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感知时间维度上的测量困难、激励机制、金融系统内部和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正反馈4个因素是金融危机的共同基础。这次危机也不例外，在经济繁荣时期信贷标准开始下降，金融系统过度承担风险。同时这4个因素也说明了特质性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起到的作用。这些特质性因素是这些共同因素的具体表现形式。新的金融衍生品并不仅仅使得风险难以评估，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信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导致各机构超额承担风险。Gorton(2009)认为危机来自基本面冲击，即房价下跌。李石凯(2007)认为是美国的低储蓄率导致了次贷危机。
一些学者将分析置于开放的环境中。Perelstein(2009)认为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衡的结果。因为美国贸易赤字，所以需要用财政赤字为贸易赤字融资，这导致了美国资本市场繁荣和泡沫，孕育了次贷领域的危机。Orlowski(2009)认为危机来自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信贷超常供给导致的资产市场过度繁荣。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9)认为外资需求美国的安全资产，导致美国只能自己持有有毒资产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Dooley, Folkerts-Landau等(2008)认为目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压低了实际利率，投资者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渠道，次贷就应运而生了。这些观点都集中于全球储蓄过剩，但是Taylor(2009)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全球储蓄率实际下降了。
因此，Taylor(2009)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人祸，来自于货币政策领域的失误。货币政策过松，利率过低，超额流动性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高房价导致违约率下降，银行开始过度承担风险，这促成了金融危机。此后，各国货币当局的失误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例如，在危机初期，各中央银行将银行间市场紧张看成了流动性问题，而没有发觉是风险因素，错过了拯救危机的最佳时机。
除了上述对于金融危机原因的讨论，Horta，Mendes等(2008)还强调了资本市场一体化导致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传染。
图1新古典范式下的循环流转
总体看来，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讨论可以分为2类(Allen and Carletti, 2008)：恐慌理论和基本面理论。恐慌学说认为危机是金融市场本身的问题，例如新的衍生品和监管不力，重点关注金融系统传染。基本面理论则关注金融系统的资金运用，即实体经济发展导致投资品回报下降，例如房价下降，进而导致金融机构产生不良资产，发生危机。但从逻辑基础上看，这2种理论都秉承了相同的新古典分析范式(图1)。
在新古典范式中，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分离的。因此，金融危机要么是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要么是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引发的，但这种下降被完全当作外生随机冲击，没有和金融系统的发展联系到一起，没有必然性，完全是偶发因素。如前所述，目前的研究说明应该将重点关注到基本面因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理论能够将生产和金融联系在一起，在二者互动过程中说明回报率下降是如何必然发生的、金融系统又会如何应对，金融周期如何发展。这样就可以说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因素，即回报率下降导致金融危机，同时，也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的反应说明特质性因素，例如各种金融创新以及其导致的危机的新特点。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实际上就是认识到这个问题而进行的一次尝试，说明了为什么在稳定过程中会导致不稳定。但是，其方法并不是将金融和生产联系到一起，构成一个系统，而是将信用评估使用历史数据这点作为核心。由于信用评估使用历史数据，则历史处于繁荣时期时风险降低，低回报的项目也可以贷款，而当发生不利冲击时(与生产无关，也是外生的)，就会发生银行坏账，进而导致金融危机。本文认为，马克思危机理论能够提供一个生产和金融循环的统一体，可以此为依据解释此次金融危机。
三、马克思危机理论
用马克思危机理论解释目前的金融危机似乎有一个障碍，因为正如Crotty(1985)所说，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重点是生产过程，正是资本主义模式生产过程蕴含的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因此，只有对生产问题进行透彻讨论后，才可以添加对于流通领域的分析，例如商业资本等，并从中找到货币和金融现象。这种观点的证据是马克思仅仅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和第五部分详细分析了信用和金融中介，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理论抽象性很低，事实描述众多。这种章节安排和分析上的低度抽象性意味着马克思赋予了其较低的理论优先性，而重点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进行了高度理论化的分析。
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按照这种观点，对于流通的分析是事后添加的，从而也是金融和生产分离的二分法。本节将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十七章的论述出发，还原一个马克思对危机的理论认识①，并以此为基础，在下一节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
总的来说，马克思是在流通和生产构成一个对立统一整体这一方法论下构建他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模式以商品生产为前提，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所以分析危机过程需要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因此，并没有生产相对于流通的逻辑优先性。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十七章中充分说明了这个方法论问题，同时《资本论》三卷的阐述顺序也反映了这种分析结构。在第一卷的前三章，马克思在高度抽象水平上、最大程度地抽象掉了具体的生产关系后，分析了简单商品生产(SCP)的一般性质。从第四章开始，马克思才分析了简单商品生产如何转化为资本生产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内涵是什么。马克思在第二卷分析了资本的流通，在第三卷讨论了资本在其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形式。这三卷构成了一个整体，商品和货币的发展进程中，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是流通和生产对立统一的经济组织模式，抽象的资本必然体现为不同的形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都是以商品交换的理论模型为假设前提的。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理论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说流通和生产——的对立统一。这种演绎结构正是马克思的叙述方法。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十七章中，马克思构造了一个关键概念，商品交换经济中的“抽象形式的危机”。这个概念说明简单商品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危机，但因为没有回报率必然下降，并不一定必然会发生危机。马克思对于简单商品生产中危机可能性的分析基于货币的功能。他指出，任何通过商品交换组织的经济系统都是无政府的，因此在结构上容易发生非均衡和危机。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具有的无政府程度和特征取决于在每一种模式中货币各种功能的相对重要性和对各种功能的制度支撑。这样，在马克思开始分析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他就说明了货币和信用的理论与危机理论是紧密交织，从而在分析上不可分离。
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时候会产生第一种抽象形式的潜在危机。作为流通手段货币的货币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了购买和销售行为，产生了潜在的危机。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十七章，马克思认为，“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会发生危机……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卖商品的这种困难，仅仅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货币却不立即必须转化为商品，因此买和卖可能彼此脱离而产生的。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来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马克思，1975，第581页)。
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时候仅仅需要观念的货币，测量了商品所有者对于商品在市场交换中获得价值的期望。但是，无法保证商品所有者的期望一定实现。如果实际价值超过、等于或者不是很低于期望，再生产不会被打断。但如果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2个功能的过程中出现条件的巨大变化，危机就会发生，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危机仅仅是潜在的。如果从销售到购买的转型很平滑，危机也可以不发生。
货币支付手段的出现和发展造成了第二种形式的危机。马克思认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的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2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2种不同的职能。这2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马克思，1975，第582页)。
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进一步分离了商品循环中购买和最终销售的时间间隔。这个过程可以看成是参与人A在信用的基础上向参与人B销售商品，形成一个债务合约。参与人B必须重新销售这个商品(或者利用这个商品进行生产)，从参与人C那里获得用于完成合约的货币。
马克思进而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发生的2个要点。首先，参与人在某一时刻签订合约承诺交换未来某一时刻的货币(或者商品)。这些合约基于对于未来时刻价格和价值的期望。如果在合同签订日与合同执行日之间相对价格或者绝对价格水平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合约的一方——信用合约的债务人——可能无法履行他的合约承诺。其次，合约经济不仅导致了参与人之间的未来承诺，而且导致众多参与人进入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系统。合约经济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很小的未预见到的事件会通过滚雪球似的合约违约导致再生产中断。这意味着参与人销售他们的商品或者按照正常的价格来销售商品都不足以避免危机：他们必须在给定的时间期限内按照要求的价格销售商品。
不过，这2种危机潜在可能性的理论还不是一个危机的理论，不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为什么一定会发生的解释，“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总是危机的因素。但是它们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所以，危机最抽象的形式(因为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货币和商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马克思，1975，第582页)。为了在抽象形式的危机中注入内容，从危机可能性中导出危机的理论，我们需要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危机倾向的分析与简单商品生产抽象形式的危机结合在一起。因此，发展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下一步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危机倾向，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流通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是商品交换经济的高级形式。因此，对于简单再生产的分析是资本主义运动法则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马克思，1975，p. 585)。他告诉我们，“因此，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时，首先要指出，上述2种形式在这里是简单的再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马克思，1975，第582页)。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危机倾向的核心是利润率。在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中，利润率是底限。至少在正常时期，对于未来利润率的期望是由过去实际利润率的路径决定的，已经实现的总利润率和净利润率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推动者。足够吸引人的利润率导致了对于投资的强烈需求，同时也刺激了为这些投资的融资；令人失望的利润率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因此，经济扩张要求存在一个吸引人的利润率。进而，在任何特定历史阶段被资产阶级认为吸引人的利润率如果维持了一段时间将会产生一个预期，即令人满意的利润条件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结果，这种信心会导致产业资本家利用保留收益进行投资，同时去寻找外部融资源泉。同样的信心也会引导金融中介扩张信贷。充满动力的资本投资最初会增加利润；持续的高利润会增加信心，改善商业氛围。对于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的风险评估会逐渐消失，导致使用更高的债务杠杆。资本投资会高度依赖债务融资：只要利率比期望总利润率足够低，企业就会寻找外部债务。在扩张的美妙前景中，不仅对于利润率的期望变得更加膨胀，银行要求的期望总利润率与利率之差会变得越来越小。马克思描述到，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银行贴现率低……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此，为什么要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马克思，2004，第459页)。
但是，当如下2个条件同时成立时，扩张进入危机。第一，扩张会受到总利润率下降的显著威胁；第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法则的分析认为，在扩张的某一时刻会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总利润率下降，这个分析的假设是循环阶段没有对于积累的阻碍因素。因此，剩下的是对于总利润率的分析。马克思认为，总利润率在扩张的早期和中期上升，然后下降。这就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导致利润率下降。
（未完待续）